《民国档案》2018年第四期，作者张仰亮

军事体制囊括作战指导、军事训练、后勤保障、铨叙等多个要素，作战指导体制无疑是战时国民政府军事体制中最为核心的业务，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蒋介石在战时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在对日军作战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决策权与政治影响力。学界对战时国民政府军事体制有了不少研究，相关研究多从宏观维度切入，详细论述了战时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革、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侍从室等，可谓成果丰硕。但专门从蒋介石的视角对战时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体制及其实践的研究尚显薄弱。

中条山战役是战略相持阶段规模较大的会战之一，对抗战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役较为集中地展现了蒋介石军权高度集中的基本特征。本文拟运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时人日记及相关史料，以中条山战役为案例，围绕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前后的军事判断、决策部署和作战指挥作一深入的梳理和剖析，以期揭橥战时国民政府作战指导的运作机制和复杂面相，并以此折射战时国民政府军事体制的某些利弊得失。

一、蒋介石军事集权的强化与战时作战指导体制的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权力更为集中、决策过程更为简化的战时军事体制逐步建立起来。1937年8月11日，为适应抗战之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行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体制改革，设置战时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另新设立国防最高会议。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推举蒋介石为大元帅。是日会议还审议撤销了五届三中全会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根据《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由蒋介石担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该机构为“国防最高决定机关”，主要负责决定国家总动员、国防方针、国防经费等事项，有“不依平时程序”的权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置和调整军事体制迎合了抗战需要，使得蒋介石的军事集权进一步增强。

为应对全面抗战以来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国民政府于8月15日新组建了大本营。8月20日，国民政府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了大本营第一、二号训令，颁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蒋介石被授权“对于党政统一指挥”。显然，此时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蒋介石不仅被赋予了军事大权，而且统一领导党政军。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党政军体制的变化有过形象地描述，称:“自八月中战事发生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未曾开会，而以国防最高会议为实际最高军政机关”，蒋介石“于战时主持一切党政之人也”。因此，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于蒋介石个人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重要的应对举措之一。

1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取消大本营。1938年3月底，国民党还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首次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被正式授权“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这样，蒋介石作为战时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人的地位被正式确立了下来，并被国民党各政治势力所共同承认和接受。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就提到:“蒋委员长集大权于一身的程度令我也感到惊讶”，连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也“向蒋委员长个人负责”。1943年5月28日，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孙希文在谈话中也指出:“蒋委员长现时在法律上、事实上均已享有绝大的权力，党政军最高权力均在他一人手里。”这也表明蒋介石个人集权达到了新的高度，往日尚且可以与蒋介石一争高下的其他要员亦不得不采取服膺的姿态。

就战时国民政府的军事体制而言，军委会为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参谋总长为其幕僚长，指导军委会所属各部会厅，并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业务。军委会下设侍从室、军令部、军政部、政治部、军训部、军事参议院等部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战时军事体制，军委会所辖的各部会厅与各战区构成了战时国民政府的指挥体系。作战指导作为战时国民政府军事体制中最为核心的业务，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军令部是国民政府军事指挥系统的关键部门，具体负责制定军事战略、拟定作战计划和发布军事命令，向上对蒋介石负责，向下与各战区、作战单位发生联系，特别是在重大战役期间需搜集情报、拟定腹案和做好计划等。战时国民政府军事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军权高度集中于蒋介石，尤其在作战指导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军令部是战时作战指导机关，但要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并听命于他的指令。以此看来，蒋介石在战时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大战役的指挥上，蒋介石更是大权在握，甚至事必躬亲。蒋介石曾对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表示: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完全是他亲自指挥———连何应钦也无法指挥嫡系(蒋介石的“学生们”)”。可见，国民政府不仅从法理上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战时作战指导体制，在实践中蒋介石也掌握了绝对的军事实权，甚至直接指挥重大战役。下面笔者以中条山战役为案例，对蒋介石与战时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体制的关系作一个案考察。

二、蒋介石对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意图的判断

中条山根据地初建于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创建中条山根据地，是与中条山为“西北屏障”的军事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日军若攻占中条山，进而可以实现渡河西犯，对大西北以及战时陪都重庆均会构成重大威胁。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该阶段日军“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于“困”服中国军队，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民党军)从初期的“以战为守”转变为“以守为战”。故而，中条山根据地主要着眼于战略防御，而非军事进攻。中条山根据地从创建伊始至中条山战役事发的三年间，共击退了日军十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并被日军称之为“盲肠”。

1941年初，驻晋日军第一军(以下简称:日第一军)洞悉了山西各抗战力量的复杂关系，判定实力孱弱的晋绥军“无意与中央军合作”，而中共军队在百团大战后遭受日军沉重打击，“战斗力恢复很慢”。这时，日军开始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中条山战役。当然，日军华北方面军内部对当前的进攻次序互有争执，最终发动中条山战役的意见占据上风，他们认为:中条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牵制着日军三个师团”，将其消灭后就“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所以，就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动机而言，日军旨在攻占中条山，并无意渡河西犯。

笔者推断，日军最迟于1941年3月前后就在为策动中条山战役而积极准备。因为在3月初驻于中条山绛县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师就观察到当面日军的异动情况，即日军“自三月四日以来有增加”。在3月间，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几乎每日用特急电报同时向蒋介石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报告中条山形势，均署名“特急，重庆委座蒋、部长徐”。从报告内容看，主要涉及当面日军的军事调动、构筑工事的进展和收集国民党军情报等项。其实，日第一军在3月间已进行了准备性作战，日军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击败了国民党第十五军，为下一步发动中条山战役创造了“有利态势”。对于日军渐趋频繁的军事动作，军令部在3月17日也注意到“晋南之敌正集结，似将蠢动”。显而易见，早在3月间中条山局势再次趋于紧张，蒋介石也大体掌握了中条山局势的变动情况。

问题在于，中条山局势一直处于风云变幻之中，国民党军事高层及前线将领可能早已习以为常了，起初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3月7日，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就误认为:“各处敌人近均集结，刻扬言进犯，似系眩惑，掩护其主力之移动。”其实，不仅国民党军的前线将领未给予足够重视，蒋介石亦是如此。在3月中下旬，蒋介石召集前线主要将领赴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就在此列。其间，蒋介石还因卫立煌“没有压制共产党”而将他“埋怨了一通”，进而“照准”卫立煌前往峨眉山赋闲，并改派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前往第一战区巡视。这表明在蒋介石眼里中条山局势并不十分紧张，否则不会在大敌当前之时调离战区主将，并“照准”其赋闲。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4月后，刘茂恩的特急情报仅署名“特急重庆部长徐”或“特急重庆军令部”，不再署名“委座蒋”。换言之，进入4月后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可能不再密切关注中条山局势了，仅由军令部接收前线情报。从4月间刘茂恩的特急情报来看，中条山局势明显趋于紧张，尤其是当面日军增强了对国民党军的侦察力度和防御强度，如4日刘戡报告“敌近派便侦探我及道路状况”，第九十三军第十师师长“陈牧农电:敌近派武装汉奸二十余，探我军情”，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报告“马岭之敌刻仍积极筑工并派探至书凹山子上向我方侦察”。进入4月下旬，日军开始在当地大规模征拉民夫，如24日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报告“阳城附近各据点之敌，近征民夫甚多，扬言将犯垣曲”。

在4月间，军令部一直密切关注着中条山局势的变化，蒋介石再次关注的时间要迟一些。徐永昌在4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于晋南”。通过翻阅蒋介石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再次关注中条山局势的时间是4月25日，当日他记道“加强中条山与洛潼工事”，在4月29日又一次提到“防日扫荡晋南”“晋南缺粮”等语。不难想见，蒋介石所需处理的军政要务繁多，对中条山局势并不能密切关注，而是时断时续。

进入到5月初，来自前线的特急情报进一步增多，其中较多涉及到日军渡河西犯一事，并为蒋介石所掌握。刘茂恩在发给军令部的特急情报中就多次提及日军携带渡犯器具一事，其中在5月1日报告:“敌近由太原运往运城帆布船及飞机零件甚多，企图渡犯。”5月3日，蒋介石又分别收到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类似情报，其中李家钰认为:日军声言扫荡中条山，有意“渡犯黄河，相机进据西安”，并特别提到日军向晋南“运帆布船二百余只”。的确，日军若顺利实现渡犯后，将直接威胁大西北、大西南的安危，对国民政府大后方威胁之大不言自明。

在综合分析了前线将领的军事情报后，军令部误认为日军旨在渡犯大西北。徐永昌认为:“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日军似“必取洛阳西安”。不仅军令部对日军企图出现了误判，第一战区司令部亦是如此。暂代卫立煌职权的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认为:近来日军接连构筑工事并整理交通，与驻地河南的日军“相呼应”，意在“进窥潼、洛”。之所以国民党多数军事将领断定日军欲渡犯大西北，与日军对其军事企图采取了“荫蔽”的策略不无关系。在此情势下，军令部、第一战区司令部均坚持认为:“敌人企图是由茅津渡和铁谢渡河进犯洛阳”。可见，国民党军事将领多被日军的“荫蔽”策略所迷惑，并误认为日军旨在渡犯大西北。比较而言，蒋介石的判断冷静了许多。5月2日，蒋氏认为日军决心扫荡晋南国民党军，但“必不敢渡河侵犯洛潼”。4日，蒋氏又记曰:日军意图乃“扫荡晋南我军更明矣”。蒋介石对日军战略企图的判断可谓准确，并没有被日军“荫蔽”策略所影响，彰显了其敏锐的军事洞察力和判断力。

三、蒋介石对中条山战役的军事部署

在军事部署层面，手握决策权的蒋介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虽判定日军意在攻占中条山，但在具体实施层面显得谨小慎微，甚至依附了军令部的看法，重点转向了巩固河防，以防止日军渡河西犯。5月4日，蒋介石在给卫立煌的电报中特别指出:综合近日情报，由于晋南、豫北的日军不断增加，“似有渡犯企图”，并指令前线的国民党军“积极加强各该方面阵地及河防工事”。为了拒止日军渡河西进，第一战区甚至将总预备队等精锐部队调至黄河南岸。第一战区大量抽调中条山前线的精锐兵力转用于黄河南岸的河防守备，对中条山根据地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致使其守备兵力有所减弱。蒋介石还令第八战区投入大量兵力转用于陕西黄河一线的河防守备，以阻止日军渡河。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有十分之六的日本关东军“入关进犯西北”，遂“决定以七个师准备河防会战”。同时，军委会又将第八战区部分兵力调往河南黄河一线，加强该区域的河防守备，以阻止日军渡河西犯。5月6日，军委会电令第八战区“原调往陕东河防之兵力，可酌减少，分抽一师兵力即开灵宝陕州归卫长官指挥”。很明显，蒋介石在决策部署层面并没有遵从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是依附了军令部的看法，重点转向了加强河防守备。

值得注意的是，军令部获悉日军在晋南大规模增兵后，特拟定了三个方案供第一战区参考:第一方案，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黄河南岸，巩固河防;第二方案，趁日军尚未准备完毕，制敌机先，以破坏日军攻势;第三方案，采取机动战术，用外线作战取代内线作战。何应钦在4月18日召集第一、第二和第五战区师级以上将领召开了“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意在“听取各位报告后，再分别予以研究，然后再转报委员长，并通知各主管部照办”。换言之，何应钦是受蒋介石委派巡视第一战区的，各项决策部署亦听命于蒋介石的指令。在4月20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对前线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做了如下安排:第一步，第二十七军由东向西，第九十三军由北向南，与中条山右翼的国民党军，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之间的区域，以恢复1940年4月前的态势;第二步，中条山的国民党军与第二战区、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并将其歼灭。不难发现，蒋介石基本采纳了军令部第二种作战方案，即趁日军部署尚未完成，主动出击日军。

在4月28日，军令部判断日军有从沁阳、济源及横岭关进取垣曲的企图，遂于5月2日令第一战区破坏、阻塞主阵地前的道路，并以一个军向闻喜、侯马、夏县，一个军向高平、博爱采取攻势，“以击破日军攻势”。同时，军令部指示第二战区、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分别向同蒲路、陇海路的日军进行牵制。这样，第一战区于5月3日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旨在“打破敌之进犯企图，制敌机先”。第一战区令第二十七军在道清铁路沿线实施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向安阳、壶关一带实施游击，第九军在温县以东实施游击，第十四集团军向高平、沁水、翼城一带实施游击，第八十军向安邑、闻喜以西实施游击，第三十六军在中条山西段实施游击。

其实，蒋介石对加强中条山防御工事也有所关注。前已述及，蒋介石在1941年3月就对中条山的紧张局势有了初步的了解，在3月27日还收到了来自洛阳的反馈汇报，称“对于敌之行动业经严密防范，并已专饬各部密切协同(准)备(攻)击入犯之敌，并积极加强工事”。这也表明蒋介石对加强中条山工事是早有关注的。从蒋介石日记来看，他最早在4月25日开始记录中条山局势的进展情况，并在日记中提到“加强中条山与洛潼工事”。综合以上史料可以判断，蒋介石在得知中条山局势趋于紧张后，最初的反应就是加强中条山工事。何应钦的言行也从侧面印证了蒋介石对加强中条山工事的关切。在4月18日，由何应钦主持的会议上，就有前线将领谈及加强中条山工事，其中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提到天盘王山及贾家山二据点“必须加派工兵，增强工事”。在4月20日的会议上，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安排前线的国民党军利用中条山地势，“多构筑斜交阵地”。可见，在大敌当前之时，蒋介石对于加强中条山工事是有所安排的，只是显得有些“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

此外，蒋介石在得知日军增兵中条山的确切消息后，又紧急启用了在峨眉山赋闲的卫立煌来指挥战役。卫立煌应于5月3日、4日两天抵达的洛阳。同时，蒋介石又将注意力放在了向中共军事求援上。在5月4日前后，蒋介石让军令部次长刘斐面询周恩来，当日军进攻中条山时，中共军队“能否击敌”，并“请两日内答复”。此后，刘斐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5月8日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提议发动各机关团体请求中共出兵协助国民党军，并认为若中共军队出兵，则“足以协力打击”日军。蒋介石极力向中共军事求援，主因是解中条山国民党军被日军围困的燃眉之急，但不免有“急病乱投医”之嫌。

四、蒋介石对中条山战役的作战指挥

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全程参与了中条山战役的作战指挥，他甚至还从第一战区要了一份详细的晋南作战形势图，内容包括“第一战区及晋南地区敌我态势，阵地配备及敌后交通设施”，比例为“五万分之一”。大体而言，中条山战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时间为5月7日至10日，该阶段国民党军对日军的进攻做了顽强抵抗。日军为发动中条山战役进行了精心策划和悉心准备，“甚至不顾警备地区的治安状况下降”。日军将中条山划分为东、西两个战斗区，“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其利用黄河天险以及正面已设阵地，派挺进部队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并从两侧迅速楔入突破国民党军阵地，进行“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为了确保包围圈的稳固性和可靠性，日军部署了双重包围圈，并重视切断作战，以防止国民党军撤退。可见，日军在战前的军事部署十分完备和缜密。

就两者的力量对比而言，日军主要有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第三十五、第三十三、第二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外加空军第三飞行集团，总兵力约1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7个军配置于中条山及其附近地区，第八十军守备中条山西侧，第五集团军以第三、第十七军由左向右并列守备垣曲、桑池之线以西地区，第十四集团军以第四十三、第十五、第九十八军并列守备中条山北侧，第九军守备中条山东侧，共计16个师，约15万人，另有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山区。考虑到日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等客观因素，战斗力明显强于国民党军，“已形成绝对优势”。

在5月6日至7日，日军战机率先对咸阳、潼关、郑州、西安等地进行了战前震慑性轰炸。5月7日傍晚，日军以6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向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在实际作战中，日军的行动异常迅捷，而国民党军主动出击的军事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利用“穿透突破”的战术顺利地向黄河线推进，“约用了二十一个小时半”就攻占了国民党军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至9日12时对国民党军完成了双重包围。日军顺利地实现了战前的军事部署，从而为下一步作战赢得了先机。

面对日军的犀利攻势，在战事伊始蒋介石依然认为:日军旨在“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5月10日，蒋介石获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飞临前线“鼓其士气”后，判断日军“此次扫荡志在必成”。因此，蒋介石开始未雨绸缪，为国民党军撤退做准备。是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放弃晋南计划，非待半月以后，而敌情切实判明，我军无法立足时，始可撤守”，并提出“至万不得已时，在晋南留若干部队，散布在原地附近游击”，“留若干部队向豫北、冀南、鲁北分别转进”，“留若干部队可乘敌军不防之时，经同蒲路空隙向晋西转进”。不难发现，蒋介石虽然早已开始未雨绸缪，但显得犹豫不决，并不想轻易将中条山拱手让于日军，主张顽强抵抗半月再作撤退打算。

5月10日，蒋介石还收到了卫立煌的电报，称“为击破敌之渡犯，及巩固河防，恳速饬李铁军部即开陕州灵宝(黄河南侧)”，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虽然蒋介石断定日军意在攻占中条山，但在实施层面上无疑更倾向于巩固河防，言行并不一致。

第二阶段时间为5月11日至6月10日，该阶段国民党军采取向北突围转入外线，兼及组织部队渡河巩固河防。日军在10日后开始按照之前的军事部署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进行往返扫荡，日军各兵团从11日并排向北折返，然后又从15日再次向黄河线推进，“如此再三反复进行篦梳扫荡”。

由于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5月11日再次考虑撤军问题，他认为:“对晋南撤军之计划，不能不先准备，以防万一。”此时第一战区也开始安排被围困部队的突围或者渡河问题。卫立煌令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主力“向沁水、翼城公路以北转移”，刘茂恩为避免与日军决战，以一部确保根据地，“加强游击”，使得主力部队“全力北进”。是日，刘茂恩致电蒋介石称:“四周皆有强敌”，“又无屯粮”，所以拟率第十四集团军主力“向沁、翼以北扩展”。蒋介石回复称:“处置甚妥，仰速实施。”5月12日，卫立煌令国民党军以小部兵力继续留在中条山抵抗，主力转向日军背后进行攻击，主力部队于13日开始大规模突围。显然，在日军的犀利攻势下，国民党军提前启动了转入敌后的作战计划，并征得蒋介石首肯。

不过，此时蒋介石对于中条山的局势仍心存幻想，甚至期待国民党军能反败为胜。5月13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胡宗南:将“驻陕炮兵应尽量设法运至黄河南岸各渡口……以协助我北岸友军之反攻”。是日，蒋介石再电卫立煌，称:乘“晋南大雨”，“转令我前方各军，乘此良机，予以最大之打击”。显而易见，由于距离隔膜、信息滞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掌握战局的变化。事实上，此时中条山局势远比蒋介石想象的困难，特别是驻地马村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早已被日军攻占，以致部队与总司令部“失去联络”，“情况急转直下”。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被围困的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加上补给中断，作战难度可想而知。

稍后，蒋介石又接连收到日军继续向晋南增兵的情报。5月14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闻、绛以南三角地带陆续由同蒲路增到敌伪约五千名。”5月16日，朱绍良致电蒋介石称:“敌抽调驻天津一带之富永师团约三千名于微鱼虞三日夜间密开晋省，又由平津抽调宪兵三百余开晋督战。”5月23日，蒋介石又得到卫立煌从日军翻译官供称的情报，称日军将“大举渡犯”。可以想见，日军继续向晋南大举增兵，并谣言渡河西犯，令蒋介石颇为紧张，并对其认知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5月21日，徐永昌认为:晋南局势有三点值得观察，“一、敌今后之总企图。二、敌、共态度。三、阎先生行运(动)。”此时蒋介石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亦出现了变化，转而认为日军可能大举渡犯，从而进一步将注意力放在了巩固河防上。5月19日，蒋介石认为:“中条山放弃后，西安据点完全暴露”，并提出“洛阳、西安弹药应速疏散”。

5月21日，蒋介石“决心将大部撤过(黄)河南岸”，仅保留孙殿英为总指挥的冀晋豫边区坚持敌后作战，同时将武庭麟第十五军一部撤至同浦路以西地区，同归阎锡山指挥。嗣后，蒋介石基本上将注意力放在了巩固黄河河防和加强西安、洛阳的防御工事上，以应对日军可能出现的渡河西犯。5月24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渭南、泾阳、咸阳三城为西安之外围，对此三据点亦应构筑工事，尤以咸阳为最要”。5月27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应注意“洛阳之核心工事与防制降落伞之准备，限六月十日前完成”。

直到6月1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才正式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并认为“大致完成”了发动中条山战役的目的。国民党方面也一再掩饰惨败的结局，同样宣称取得了累累战果，如卫立煌在《申报》发文称:日军伤亡之众，“空前未有”，而国民党军大部“仍然无恙”，“并已完成外线之反包围”。很明显，卫立煌的言论仅为政治性宣传罢了，并不可信。据日军统计，本次战役日军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国民党军被俘约35000人，“遗弃尸体约四万二千具”。应当说，日军的统计数据较为可信，蒋纬国同样认为: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中“部队损失在半数以上”。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中以失败而告终，其经营三年有余的根据地基本丢失殆尽。

五、关于蒋介石战役指导的检讨与反思

毋庸讳言，蒋介石全面参与并指导了中条山战役的军事判断、决策部署和作战指挥，进而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战役结局而言，国民党军以惨败而告终，日军基本实现了攻占中条山的战前目的。蒋介石对战役的惨败结局大为恼火，甚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那么，蒋介石本人是如何看待中条山战役失败的呢?

事实上，蒋介石早在中条山战役尚未结束之时就在反思国民党军的失败原因。起初，蒋介石把国民党军的败因归结为自己插手过少与军令部的考虑不周上，他在5月17日日记中提到:“晋南作战计划，军令部事先并无预防万一被围之准备”，“万事非亲自检讨与确定，几乎无不败坏”。随着战役局势的持续恶化，蒋介石又把国民党军的败因归于卫立煌的指挥不力，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如蒋介石在6月7日记道:“晋南一战……皆卫立煌之老粗，不学无术者所害也”。6月30日蒋再次提及:“晋南损失与伤亡……此应由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之所致”。

客观而言，蒋介石把国民党军的败因归结为自己插手过少或下属处置不当，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前后的实际表现可知，他全面参与并指导了中条山战役的意图判断、决策部署和作战指挥，参与程度明显较高。即使作为战时作战指导机关的军令部亦听命于蒋介石的决策和指令，自主性尚且不足，难怪徐永昌曾对蒋介石埋怨道:“(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对卫立煌的人事安排来说，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卫立煌在3月下旬被蒋介石召回重庆述职和参会，因为没有压制共产党而被照准到峨眉山赋闲，蒋介石另派何应钦前往第一战区巡视工作，何根据蒋氏的指令“改变了卫的许多军事部署”。卫立煌在中条山战役前夕才抵达洛阳，接手的是何应钦事先安排好的“摊子”，其主要职责是指挥国民党军作战，作用不宜高估。况且，在中条山战役中卫立煌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灵活处置，总体指挥得当，特别是国民党军陷入日军包围后及时命令部队向北突围转入外线或向南渡河，有效保存了有生力量。因此，蒋介石将中条山战役的败因归结为卫立煌的指挥不当无疑有失公允。

其实，中条山战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蒋介石个人决策和指挥的，战役后蒋介石抱怨军令部考虑不周或卫立煌指挥不当，皆为泄愤之语或推托之词。蒋介石在5月27日的总结更为冷静客观，他认为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黄河北岸只注意前线工事，而对于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则未闻有何工事，此为最大错误。(二)在敌军大规模攻势准备时，毫无准备……此则为我军平时疏忽之错误也。(三)晋南部署，以第八十军最弱部队，当皋垣大道之要务，而且我军料定敌之主力与目的在垣曲，仍不从新准备……此部署不周之错误也。

不难发现，蒋介石所罗列的诸多因素皆为国民党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谓击中问题要害。值得玩味的是，蒋介石全程指挥了中条山战役，对于战役的失利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却对自身问题只字不提。从战前决策看，在军令部对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意图误判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判断可谓准确，指出日军意在攻占中条山，显示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在决策层面上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继而依附了军令部的看法，甚至将注意力放在了巩固河防上，无疑与日军攻占中条山的战前企图背道而驰。表明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有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在重大决策上表现得并不自信。

具体到军事部署层面，蒋介石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也存在诸多不当之处，直接影响了国民党军的作战，甚至战役的成败。首先，蒋介石虽然多次强调加固中条山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在战役前后又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巩固河防上，势必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其次，国民党军欲乘日军准备不足之时，采取主动出击对面日军的策略可谓正确之举，遗憾的是，国民党军行动过于迟缓，其出击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已率先进攻;再次，蒋介石向中共军事求援之举也收效甚微，由于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明显互信不足，使两者的军事合作大打折扣，中共军事支援的力度和速度并未达到国民党当局的预期。

从战役指挥看，蒋介石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也乐于投其所好。在中条山战役期间，蒋介石虽然并未直接指挥团长、师长，但跳过军令部、第一战区直接与集团军将领的电函往来却屡见不鲜，尤其是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在战役前后多次直接互通函电，此举显然违背了正常的指挥程序。曾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认为:“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此外，蒋介石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定，甚至幻想着国民党军能够反败为胜，以致错失了最佳的撤军时机。

当然，导致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甚为复杂，如日军强大、战略得当，国民党军训练缺失、后勤保障不力等，并非作战指导一项所能盖棺定论。但通过对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前后的军事判断、决策部署和作战指挥的考察，依然能折射出战时国民政府军事体制的某些利弊得失。不可否认的是，高度集权的战时作战指导体制固然可以统一调配军事资源，提高指挥效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显得尤为必要。问题在于，高度集权的作战指导体制同样需要必要的分权，特别是要赋予作战指导机关———军令部必要的施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高度集权的战时作战指导体制需要最高统帅具备很强的指挥才能，优柔寡断的蒋介石并不能完全胜任。而蒋介石大包大揽的指挥风格，加之战局瞬息万变、距离隔膜和国民党军久已有之的痼疾，导致高度集权的战时作战指导体制的优势并未高效发挥。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十有八九，蒋对战场作战的干预弊大于利，它造成混乱，并削弱了他的军官们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