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常以失败告终，却鲜有人知道，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北宋曾一度距离灭亡西夏仅一步之遥。当时，宋神宗集结了空前的35万大军，分五路出击，一路高歌猛进，连战连捷。李宪烧了西夏皇宫，种谔斩获八千首级，刘昌祚更是兵临城下。可谁能想到，就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一个不学无术的衙内，竟让这场旷世之战功亏一篑。这个衙内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又是如何让这场必胜之战变成了惨败？
一、宋神宗的雄心壮志
熙宁四年，宋神宗走进御书房，桌上摆着一份来自陕西边境的军报。这份军报上写道：＂西夏骑兵日益猖獗，连续劫掠我军边境十余次。＂宋神宗将军报重重地拍在案几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朕要变法，要让西夏再也不敢轻视我大宋！＂
当时的北宋军队积弊甚深，军中将士多是老弱病残，许多将领更是靠着关系混日子。宋神宗深知，若不改革，大宋永远也别想击败西夏。于是，他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变法中最重要的就是方面军制度的改革。宋神宗下令设立＂将兵制＂，规定凡是统兵的将领，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不仅要考察武艺，更要考察兵法韬略。这一制度立刻就见效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宋神宗还组建了禁军新军，这支部队装备精良，士兵待遇优厚。在边境，新军多次打败来犯的西夏骑兵，让边境百姓终于见识到了大宋军队的威风。
元丰四年春，一个绝佳的战机出现了。西夏年轻的皇帝李秉常与梁太后争权，朝廷内部四分五裂。一天，宋神宗接到密报，说李秉常愿意割让黄河以南的土地，只求宋朝出兵相助。
宋神宗立即召集朝臣商议。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西夏诡计多端，不可轻信。但宋神宗已经等待这个机会太久了，他说：＂十年磨一剑，今日当用之！＂
很快，一道密旨传遍边境重镇。各路统帅接到命令，立即开始调兵遣将。五路大军总计35万人，加上民夫竟达56万之众，这是北宋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宋神宗为这次战役精心布局。第一路由宦官李宪统领，率领6万大军从熙河、秦凤出击；第二路由种谔统领，带领9.3万大军从鄜延进军；第三路由王中正统领6万人马；第四路由高遵裕统领环庆军8.7万人；第五路则由刘昌祚率领5万大军从泾原出发。
为了确保粮草供应，宋神宗下令在沿途设立多个军需仓库。每支军队都配备了专门的辎重部队，负责运送粮草辎重。军中还储备了大量御寒衣物，就连热水器具都准备充足，这在当时可谓前所未有。
各路大军开拔之日，沿途百姓纷纷赶来观看。只见旌旗招展，铁骑奔腾，那气势之盛，连见惯了大场面的老人都说：＂自建国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声势浩大的军队！＂
二、三位主帅的人物剖析
宋神宗这次任命的三位主帅，可谓来历各异。其中最让朝臣议论纷纷的，要数宦官李宪。当时有大臣上书反对用宦官统军，宋神宗却说：＂李宪虽为宦官，但他在西北边境任职十余载，对西夏军情了如指掌。＂
那么李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他还是熙河路副都总管时，就立下过赫赫战功。有一次，西夏骑兵突袭熙河，李宪带着五百精骑，在夜里偷袭敌军大营。他让士兵每人带上两个火把，一路上点燃后往敌营里投掷。西夏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光吓得大乱，李宪趁机杀入，一举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
从那以后，＂李宪火攻＂的故事就在边境广为流传。即便是那些看不起宦官的将领，提起李宪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李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爱惜士兵。每次打仗前，他都要亲自检查士兵的装备，确保人人都有防寒衣物。
第二位主帅种谔，是老将种世衡的儿子。种世衡在庆历年间就以善战闻名，还留下了一部《边事备要》，记载了大量对付西夏骑兵的战术。种谔自小跟随父亲在军中长大，十五岁就能骑马射箭，二十岁时就在军中当了小将。
有一次，种谔随父出征，遇到西夏大军来袭。当时种世衡正带兵在前面迎敌，后军突然传来警报，说又有一支西夏骑兵从侧翼杀来。种谔当机立断，带领百余骑兵冲上山坡，用强弓硬弩射退了敌军，保住了大军粮草。从那以后，种世衡就常说：＂吾儿谔，不在我之下！＂
至于高遵裕，他是环庆军节度使高琼的孙子。高琼在太宗时期就是名将，但高遵裕能得到这个职位，主要还是靠家世。在军中，士兵都管他叫＂衙内＂。这个称呼可不是褒义，说的就是他仗着家世横行霸道。
朝中大臣对高遵裕的评价很不一致。支持他的人说他年轻有为，反对的人则说他骄纵任性。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确实有几分本事。在担任陕西都监时，他曾率军击退过西夏的劫掠，还俘虏了敌军的一个重要将领。
这三位主帅能力固然各不相同，但宋神宗任命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宪熟悉边境情况，种谔精通战术，而高遵裕虽然年轻，却能震慑军中宗室将领。如果这三人能够精诚合作，西夏必然难逃此劫。
不过，在行军前夕却发生了一件趣事。种谔去拜访李宪，按理说种谔是文臣之后，不该对宦官太过恭敬。可种谔不拘小节，对李宪十分尊重。李宪见状说道：＂军国大事，岂能论及门第？只要能打胜仗，就是好将军！＂这番话传出去后，让军中将士都对这次战事更添了几分信心。
三、野战中的惊人表现
宋军五路大军开拔后的战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向被西夏骑兵压制的宋军，这次竟然在野战中连战连胜，让西夏人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苦头。
李宪的第一战就打得异常漂亮。当时西夏派出精锐骑兵在龛谷城外设伏，准备给宋军一个迎头痛击。李宪得到斥候报告后，立即调来一千步兵，让他们扮作疲惫不堪的样子在前面行军。西夏骑兵果然上当，冲出来追击这支＂疲军＂。
就在这时，埋伏在两翼的宋军弓箭手突然射出万箭齐发。西夏骑兵阵型大乱，李宪亲自带领主力杀出，一口气追出十余里。这一仗，光是缴获的战马就有三千余匹，粮草辎重更是不计其数。
更让人惊讶的是李宪随后的表现。他不给西夏人喘息的机会，直接挥军北上，连下三城。西夏人在天都山集结大军想要阻击，李宪却绕到山后，放火烧了西夏的行宫。这一把火不仅烧掉了大量军需物资，更是严重打击了西夏军队的士气。
与此同时，种谔在米脂城外也打了一场漂亮仗。当时西夏名将梁永能集结八万大军，准备给宋军一个迎头痛击。种谔却采用了他父亲种世衡在《边事备要》中记载的一个妙计。
他先在军中放出消息说要退兵，而后夜里偷偷派出两千轻骑，绕到米脂城西南的山谷中埋伏。第二天一早，宋军果然开始撤退。梁永能见状大喜，立即派出骑兵追击。
种谔的主力走走停停，看似狼狈不堪，实则是在诱敌深入。当西夏骑兵追到预定地点时，埋伏的宋军突然杀出，同时鸣金击鼓，震得山谷轰鸣。西夏骑兵顿时乱作一团，被宋军前后夹击，斩获八千余级，活捉五千余人。
最精彩的要数刘昌祚在磨脐隘的表现。当时西夏三万大军占据隘口，居高临下。一般来说，这种地形是骑兵的克星，但刘昌祚却别出心裁，让士兵们把马鞍都卸了下来，用来当盾牌。
宋军将士手持马鞍，一步步向上推进。西夏人射出的箭矢都被马鞍挡住，等到了近处，宋军突然丢掉马鞍，拔出长刀冲杀上去。这一招完全出乎西夏人的意料，加上上坡体力消耗大，西夏军很快就抵挡不住，转身逃窜。
宋军在这一系列的野战中表现出色，不仅是因为将领们的指挥有方，更重要的是熙宁变法后的成效开始显现。新式装备的威力，严格训练带来的战斗力，优厚待遇激发出的士气，都在战场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当刘昌祚率军兵临灵州城下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
四、命运的转折点
谁能想到，就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战局的走向。当时刘昌祚的泾原军已经抵达灵州城下，城门大开，宋军士气正盛，眼看就要攻入这座西夏重镇。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高遵裕突然派人传来军令，命令刘昌祚立即停止进攻。这道命令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前锋部队已经冲到城门口，不得不硬生生刹住脚步。城内的西夏守军见状，赶紧关闭城门，加强防守。
这道军令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原来在刘昌祚率军抵达灵州之前，高遵裕曾向宋神宗表示，要亲自攻下灵州立功。当他得知刘昌祚的部队已经抵达城下时，立即派出快马传令。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下达停战命令后，高遵裕居然要求刘昌祚交出此前在野战中缴获的粮草物资。他的理由是：＂环庆军兵力最多，消耗也最大，理应优先供应。＂
这时候的战局已经完全变了味。高遵裕接管指挥权后，不顾将领们的反对，执意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攻灵州。他命令将士们列队冲锋，结果被城头上的守军射得损失惨重。
西夏人很快就看出了端倪。他们发现宋军指挥混乱，开始频繁出城骚扰。一次夜间突袭中，西夏骑兵袭击了宋军大营，烧毁了大量粮草。高遵裕不但没有追究责任，反而责怪刘昌祚防守不力。
更糟糕的是，天气开始转冷，北风呼啸而来。高遵裕此前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拒绝了其他将领囤积过冬物资的建议。现在寒潮来袭，士兵们却连厚实的冬衣都没有。
西夏人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险招。他们在上游凿开黄河堤岸，洪水顺着地势涌向宋军大营。当时正值深夜，等宋军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营地里顿时乱作一团，粮草辎重都被冲得七零八落。
高遵裕这时候反而显得犹豫不决。他既不敢贸然撤军，又不愿继续强攻。就这样，宋军在灵州城下整整耗了十八天，既没能攻下城池，反而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物资。
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守城的西夏将领派人传话，说愿意献城投降。刘昌祚建议立即派人接应，但高遵裕疑心重重，认为这是西夏人的诡计。等到他终于同意派人前去时，城内已经增援到了新的守军。
就这样，一场本可以打出辉煌战绩的战役，因为高遵裕的优柔寡断和争功心切，最终变成了一场惨败。宋军不得不在寒风中开始漫长的撤退，而这仅仅是这场战役悲剧的开始。
五、战败的深层原因
战事结束后，御史台就高遵裕的失职问题展开调查。在审问中，一个意外的细节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原来高遵裕在灵州城下迟迟不敢进攻，竟是因为他派人打探到城中有一位相士。这位相士曾说，他看高遵裕面相，此战若强攻必有性命之忧。
如此荒唐的理由，在当时的宋朝军中却并不罕见。翻开史册，不少将领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打仗要看黄历择日，有的要问卜算卦，更有甚者，临阵还要祭神求佑。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宋朝用人制度的弊病。
当时的宋朝军队，将领来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世袭的军职子弟，一类是通过科举出身的文官，还有一类是宦官出身的统帅。这三类人各有各的问题。
世袭的将领如高遵裕，仗着家世显赫，常常目中无人。他们从小锦衣玉食，根本不知民间疾苦。一旦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全自己。在灵州之战中，高遵裕宁可放弃大好战机，也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这种心态在当时的世家子弟中极为普遍。
文官出身的将领更是问题多多。他们擅长背诵兵书，却不懂实战。有个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这次征讨西夏之前。一位文官将领在战场上遇到敌军冲锋，不是下令迎战，而是翻开随身携带的《孙子兵法》查找对策。结果等他找到相关章节时，部队已经被敌人冲散了。
至于宦官统帅，虽然也有像李宪这样的能将，但大多数都是靠巴结皇帝上位的。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担责任，遇事只求保全自己。这次西征中，如果不是李宪恰好是个特例，战况可能会更糟。
宋朝的另一个弊病是处罚太轻。当年高遵裕因为这场失败，按律应该处斩。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被贬为普通官员，不久后又复了原职。这种处罚的轻重失当，直接导致将领们没有责任感，甚至把战场当作建功立业的游戏。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军制。宋朝实行＂文官治军＂，一个将领能不能升迁，往往取决于他写的奏章好不好看，而不是他的实战能力如何。这导致很多将领把精力都放在了修辞造句上，根本不去研究军事。
这种种问题在这场西征中暴露无遗。当五路大军开拔时，朝廷上下都以为胜券在握。可实际情况是，这支庞大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却像是一个得了重病的巨人，外表强壮，内里虚弱。当高遵裕在灵州城下优柔寡断时，他的背后其实站着无数个同样的宋朝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