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台密码编译中，周恩来第一次引入了“一次一密”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带领大家集思广益，经过反复钻研，最后终于琢磨出了一种独特的加密法，因周恩来化名为“伍豪”，故将其取名为“豪密”。

鉴于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曾通过所缴获的“壮密”，成功破译白军电报。总部引以为鉴，规定密码本必须由可靠的译电员随身保存，同时在打仗时，禁止其前往与敌人接近的第一线，即便行军，也要将译电员作为重点保护对象，防止其掉队或失散。

除了保护译电员和密码本外，对于电报译文的妥善处理，也是防止泄密的一个重要环节。按照组织规定，各电台对于收进和发出的电报，一旦译好后，都必须另外用纸或电簿把电文抄录下来，原稿焚毁，绝对不允许乱扔或丢弃。这样做，就是怕敌人得到有电码的原稿后，可以之为根据，设法破译密电。

“豪密”的保密程度很高，敌人就算探知了“豪密”所使用的书名甚至版本，如果不知道其它信息，最后仍很可能连分析的机会都得不到。当然，话又说回头，“豪密”并不是毫无漏洞，而且任弼时带来的“豪密”只是一个基础范本，如果使用者一味固步自封，同样也会落后乃至被破译。

在认识和掌握“豪密”后，王诤便根据自己的实践和钻研，形成了进一步改进“豪密”的想法。

1931年12月，因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中央苏区又迫切需要干部，周恩来撤离上海，来到江西，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王诤自接触“豪码”起，便对这位新首长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他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就“豪密”向周恩来请教，并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周恩来听后很高兴，连夸王诤头脑精细，赞成他对“豪密”进行改进。

除了王诤对于密码的持续钻研和改进，不能不说，“木匠”涂作潮对于无线电通信的保密也有很大功劳。

红军的电台大多来自于战利品，它们在作为白军电台使用时，有一个固定的波长。涂作潮认为，如果继续使用此波长，容易被敌人监听到，于是，他就将红军缴获的电台进行改装，增设了波长。

增设之后，在原波长范围内，红军既可以继续侦听白军的通报，也可以发出声东击西的假电报，让敌人在监听时陷入混乱，而实质性的情报则在增设波长上发送。这一做法非常成功，后来也被视为早期电子对抗的一个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