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江之畔，凤凰嘴渡口静默地守望着岁月，一块斑驳的纪念碑矗立其间，碑文深刻：“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言何起？皆是因那段尘封往事，令人扼腕。
回溯至1934年，湘江东岸，烽火连天，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在此上演，红军英勇抗争，却不幸折损五万英魂。江水被英雄之血染红，遗体随波逐流，最终在岳王塘汇聚，远远望去，湘江似被哀愁笼罩，呈现出一片沉重的灰。
自此，民间流传开那句誓言，人们相信，江中鱼儿乃是战士英灵之转生，承载着无尽的哀思与敬仰。
自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五次“围剿”，如狂风骤雨般袭来。前四次，红军以少胜多，凭借智谋与团结，屡次打破敌军美梦。然而，至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怒发冲冠，调集百万大军，二百余架飞机，誓要将红军彻底歼灭。
此时，中央根据地指挥官频繁更迭，最终，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掌帅印。他盲目照搬苏联战法，不谙中国实情，导致红军连战连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红军被迫撤离，向西挺进，欲与湘西贺龙部汇合。蒋介石闻讯，即刻增兵设伏，四道封锁线如铁锁横江，企图困死红军。
红军将士，英勇无畏，10月21日至25日，四天之内，首道防线被突破；11月2日，第二道防线亦告失守；至11月15日，历经九日激战，第三道防线终被攻破，红军抵达道县。
蒋介石见红军势如破竹，心中杀意更浓。11月12日，他调整战略，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缴军”总指挥，湘军、国军左右夹击，白崇禧的桂军则在广西全州、兴安、灌阳三角区域布下天罗地网。
红军四面楚歌，危机重重。蒋介石意图借桂军之手，消耗红军与桂军实力，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一眼洞穿蒋之阴谋，遂请缨前往龙虎关、恭城，欲一举歼灭红军。
蒋介石应允，命何健接防全州。然何健拖延不前，白崇禧不等不靠，连夜撤军至恭城、灌阳以南百公里外。11月27日，何健终至全州，口袋阵再度合拢，蒋介石下令收缩包围圈。
同日，红一军团接令抢占全州，急行军却仍迟到六个半小时，无奈退守脚山铺。红三军团则占据光华铺，两军共守湘江四渡，为大军过江铺路。
然红军背负沉重辎重，步履维艰，未能如期抵达渡口。新圩、光华铺、脚山铺三处兵团，为阻敌军缩小包围圈，浴血奋战，誓死不退。
11月28日凌晨，白崇禧指挥桂军，猛攻新圩红三军团。20岁的李天佑，率部死战，接令“无论如何，坚守三至四日”。战斗一触即发，敌军炮火连天，红军战士从土中跃出，奋勇还击，场面惊心动魄。
红军防御工事简陋，敌军飞机轰炸，大炮轰鸣，战士们暴露在炮火之下，英勇牺牲。至中午，敌军十余次猛攻，红军据守山头岌岌可危，然战士们坚韧不拔，终将敌军击退。
红五军团损失惨重，仍顽强抵抗，死守灌阳至新圩要道。三日两夜激战，牺牲近两千人，方使红十八军团在界首成功渡江。红五军团各级干部，几乎全部牺牲，悲壮至极。
11月29日晨，何健率湘军，飞机轰炸，炮火连天，脚山铺红一军团陷入苦战。敌军势大，红军却毫不畏惧，坚决守卫屏山渡口。
湘军轮番攻击，红五军团两连覆没，委员易荡平重伤，不愿被俘，毅然自戕。12月1日，湘军九攻红三军团不下，转而攻打红四军团，不料团长病倒，珠兰铺失守。
湘军乘胜追击，直指红一军团指挥部，师长、首长险些被擒。此战三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伤亡近六千人。
11月29日夜，白崇禧桂军第十五军，于界首渡口，两次炸毁红军浮桥。红军战士，不顾枪林弹雨，毅然跳入刺骨江水抢修。断裂桥身与战士遗体，混于江中，血水渗出，触目惊心。
团长沈述清牺牲后，杜宗美接任，为夺回光华铺，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幸牺牲。敌军三次轰炸浮桥，在当地百姓帮助下，红军第四次架起浮桥，军委一、二纵队得以安全过江。两日两夜激战，红军牺牲近2100人，战斗终告结束。
三场阻击战，红军将士以生命为代价，为后续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12月1日凌晨，剩余部队终至渡口，指挥官紧急部署，此战关乎红军生死存亡。
战斗空前激烈，敌军飞机、大炮如潮水般涌来。红军将士，置生死于度外，武器用尽，则以刺刀肉搏。指挥官前赴后继，战士们丢弃装备，飞速赶路，直奔湘江。
为顺利过江，红军将士解下绑腿，相互连接，于冰冷江水中，在枪林弹雨中，经过一日紧急强渡，红军主力终得成功过江。
出发时八万六千官兵，牺牲、失踪三万余人，被俘近六千人，三万英魂永留湘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湘江之战之惨烈，皆因临时总指挥博古与军事顾问李德之“左”倾思想、冒险主义所致。
彼时，毛泽东因意见不合，被排除于战略决策之外。前三次反“围剿”，毛泽东领导红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然第五次，李德、博古弃旧战术不用，改行堡垒对堡垒，致红军大败。
长征之初，李德、博古不舍共产国际援助之辎重，如印钞机、缝纫机、修械器材等，尽数携带。战士们负重前行，疲惫不堪，甚至有人腿断。遇敌时，早已力竭，何谈灵活应战？
毛泽东屡次建议丢弃辎重，轻装前行，速过湘江，以免无谓牺牲。然李德、博古固执己见，反应迟钝。白崇禧撤出全州，何健接手之五日，本是良机，却因迟疑未决，错失全州。
若听毛泽东之言，改道奇袭，或弃辎重早过江，湘江之战或可避免如此惨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高层人士深究败因，皆指向博古、李德。
王稼祥察觉事态严重，与毛泽东共商脱困之策，渐被毛泽东之远见卓识所折服。同时，转移途中，与共产国际联系设备损坏，共产国际无法再如前般遥控红军行动。
于是，毛泽东复任军事总指挥之呼声日益高涨。至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博古将失败归咎于敌军人多势众、武器装备先进等客观因素。将领们怒不可遏，失望透顶。张闻天反驳道，敌军历来强大，但前四次反“围剿”红军皆胜。
毛泽东指出李德之错，李德虽学过战术，却不顾实际情况，仅凭不准确之地图指挥。且生搬硬套国外战法，不顾战士实际情况，战士乃人，需食需息。
最终，众人一致推选毛泽东为党之最高领导人，决定今后不再依赖共产国际指挥。因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获得新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唯有毛泽东，方能引领中国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