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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1920年代初期，苏联对外蒙古的政治干预问题时，有必要对蒙古人民党早期领导机构及其主要成员进行概述，因为莫斯科对外蒙古政治干预主要即是通过影响和控制蒙古人民党中央领导人的更迭来实现。

1921年3月召开的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蒙古人民党中央的成员由C·丹赞、丹巴道尔吉、劳索勒三人组成。蒙古人民党中央的第一任主席为C·丹赞(任期为1921年3-9月)，随后担任主席职务是鲍道(1921年9-12月)。

丹巴道尔吉自1921年11月开始成为成为蒙古人民党中央副主席，从1922年3月至1923年1月丹巴道尔吉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1923年1月开始，由于丹巴道尔吉前往莫斯科学习，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的职务由A·丹赞接任。

1923年8月召开的蒙古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团，成员由A·丹赞、丹巴道尔吉、仁钦诺、策伦道尔吉、C·丹赞、纳察戈道尔吉、布雅乃迈赫组成。

蒙古人民党早期的党内斗争即是在上述人员当中展开。

随着蒙古人民党在库伦的掌权，在蒙古人民党党内领导层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集团——“左派”和“右派”。

1921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在给仁钦诺的信中明确将鲍道和丹赞视为左派领导人。

仁钦诺本人也证实，蒙古人民党左派领导核心除其本人外，还包括苏赫巴托、A·丹赞、乔巴山，而右派则以C·丹赞为首，成员包括丹巴道尔吉等人。

不过，两派阵营的人员并非一成不变，1923年苏赫巴托病世，丹巴道尔吉前往莫斯科学习，学习归来的丹巴道尔吉很快加入到了“左派”阵营，而A·丹赞则沉醉于民族主义思想并且开始接近C·丹赞，因此到1924年时，右派阵营的首脑是C·丹赞和A·丹赞，左派阵营的首脑是仁钦诺、丹巴道尔吉、扎丹巴、乔巴山。

两派阵营的斗争非常激烈，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外蒙古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人民党和青年团的关系、政府同哲布尊丹巴八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就立场而言，右派阵营主张谨慎、渐进地进行改革，反对激进的改革，强调经济中的市场因素，支持政府的最高领导地位，对外关系方面倡导广泛的国际交往。左派则坚持根本性地改革，支持沿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前进，主张加强党的作用，倾向于完全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

对于外蒙古本身来讲，左派和右派的目标都是致力于发展外蒙古经济、团结所有蒙古民族，只不过双方为达成目标所主张的道路与方法不同。

对于莫斯科而言，显然支持蒙古人民党中的左派阵营，反对以C·丹赞为首的右派阵营，所采取的方法即是扶持具有很大独立性的蒙古青年团，积极地参与蒙古人民党的党内斗争，借以完成对蒙古人民党中央的改组。

C·丹赞，1885年出生于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的平民家庭，外蒙古自治政府时期曾在财政部门做过小官员。

后来同鲍道、苏赫巴托、乔巴山等人一起从事秘密地下革命工作。1920年8月时作为蒙古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秘密前往苏俄寻求援助，此行也是苏俄方面第一次正式接触C·丹赞。

1920年8月17日，加蓬在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并未将C·丹赞视为代表蒙古人民群众的“最左派”，而是将其划外蒙古“基层官员和商人”利益的代表，因此，应当说，苏俄方面一开始即对C·丹赞不完全信任。

1921年3月，C·丹赞在后来被称为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恰克图会议上被选举为蒙古人民党的第一任主席，7月，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蒙古人民党进占库伦并组建了新政府，C·丹赞同时担任了蒙古新政府的总理和财政部长，并于当年9月份作为蒙古新政府代表团的团长率队访问莫斯科。

1921年9-12月，为了获取苏俄方面进一步的援助并且明确苏俄同蒙古之间的关系，时任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政府总理和财政部长的C·丹赞率领代表团访问苏俄。

莫斯科谈判期间，C·丹赞在唐努乌梁海问题和沙俄在外蒙古租借地——特许经营权问题以及“联合”所有蒙古部落建立“大蒙古国”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不满，双方会谈一度陷入停顿。

10月26日第一次会谈期间，C·丹赞即向苏俄方面提交了关于蒙古代表团要求的备忘录，该文件明确提出：

“对于蒙古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联合所有的蒙古部落，将蒙古人民从中国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过去的条约失去了效力，蒙古政府认为同苏俄签署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条约是应当且及时的…沙皇政府将乌梁海从清帝国手中变成殖民地…我们请求苏俄方面出具不干涉蒙古管理乌梁海事务的书面指示，乌梁海显然属于蒙古。蒙古政府认为乌梁海是蒙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蒙古同布里亚特联合…那么对于蒙古人民来说显然是有利的，但是蒙古人民没有准备合并布里亚特，蒙古政府认为，迁移部分布里亚特侨民至喀尔喀境内是合适的…”

可以看出，C·丹赞主张将唐努乌梁海纳入外蒙古的管辖范围，同时提出联合所有蒙古部落甚至合并布里亚特以建立“大蒙古国”的设想。

10月30日，第三次会谈期间，C·丹赞再次提出了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并坚定地表示“希望将唐努乌梁海边区由蒙古人民政府管理这一规定纳入新的俄蒙条约之中，并且明确反对由唐努乌梁海人民进行‘自我管理'”。

10月31日，第四次会谈期间，双方围绕沙俄在外蒙古租借地——特许经营权的存废上再次发生激烈冲突，苏俄方面虽支持废除沙俄在外蒙古旧的租借地——特许经营权，但同时提出拥有将租借地转让的“第三方”权利。

C·丹赞则认为如此做法损害了蒙古的主权，坚持要求苏俄政府彻底无条件地废除并放弃沙俄在外蒙古的租借地——特许经营权。

最终，1921年11月5日，双方签署了《俄蒙修好条约》，苏俄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

C·丹赞关于唐努乌梁海和联合所有蒙古部落问题的主张均没有被写进条约。

同时，C·丹赞坚持要求苏俄政府彻底无条件地废除并放弃沙俄在外蒙古的租借地——特许经营权的主张也没有得到满足，在签署《俄蒙修好条约》的当天，双方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放弃沙俄政府在蒙古所享有经营权和经济特许权的议定书》，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俄政府从自治蒙古政府处获得的在租借地地经营方面的所有经济特许权，蒙站人民政府则答应保证在移交这些租借地的过程中，苏俄政府享有“第三方”的优先权。

作为补偿，11月24日，苏俄方面同蒙古代表团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100万银卢布的议定书》，需要指出的是该协定在当时并未公开，属于秘密协定。

协定规定从1922年1月1日开始，苏俄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100万银卢布贷款，贷款分四年拨付，蒙古政府承诺以蒙古国民经济所产的活性畜、肉、皮革、羊毛等商品在四年之内偿还贷款。

无论如何，C·丹赞代表团1921年莫斯科之行取得了苏俄方面对蒙古政府的正式承认，获得了经济援助，为蒙古的“安全”和“未来”寻觅到了有力的保障。

无疑，C·丹赞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给苏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11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在给仁钦诺的信中指出：

以C·丹赞为首的蒙古代表团对诸多事务“一窍不通”并且表现得“粗俗无比”，C·丹赞本人在谈判过程中“过分地敏感，给人的感觉，他不是代表，而是客人，他妄自尊大，刚到莫斯科呆了两天就准备返回”，C·丹赞强调把“将唐努乌梁海置于蒙古人民政府之下”和“无条件地废除关于租借权的问题”列入新协定之中，“当我们的工作人员知道了这些情况后，产生了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C·丹赞在唐努乌梁海问题和租让权的问题上“完全不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真想把一切完全抛开，什么都不管，跑到外面去”。

显然，以舒米亚茨基为代表的苏俄领导人对C·丹赞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表现极为不满，这也对C·丹赞最后的命运不无影响。

进入1922年后，蒙古人民党的党内斗争开始加剧起来，共产国际支持的蒙古青年团积极参与其中，斗争首先在C·丹赞和鲍道之间展开。

鲍道1885年出生于库伦郊区的贫苦牧民家庭，后被送往寺院，当了喇嘛，不久在库伦学校中担任蒙古语教师，先后在俄国驻库伦领事馆中担任翻译、在库伦印刷厂当中做过校对和编辑人员。

鲍道在蒙古自治政府时期即投入到蒙古独立运动当中，1919年初同乔巴山等人建立了秘密地下革命小组，并且同C·丹赞领导的革命小组举行了合并，于1920年8月作为秘密代表团之一前往苏俄求援，C·丹赞和鲍道最初的矛盾也即产生于此次秘密行动之中。

二人的分歧在于对待含有哲布尊丹巴八世印章信件的不同态度，鲍道认为将带有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印章的信件作为正式文件递交苏俄方面不合适，因为代表团代表着整个蒙古，而哲布尊丹巴八世是旧蒙古的象征，C·丹赞则认为必须将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信件作为正式文件，伊尔库茨克期间正是C·丹赞将哲布尊丹巴八世信件转交给了加蓬。

不过，事实上苏俄方面支持的是鲍道的立场，对于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信件并不感兴趣，在加蓬的授意下，蒙古代表团以蒙古人民党的名义重新起草了一份文件。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事实上也将鲍道视为人民党中的左派，但鲍道犯了诸多方面的“错误”，如一方面是没有同蒙古青年团的领导人达成一致，一方面同高层喇嘛的关系“过于”亲近。

鲍道认为蒙古青年团在政治上过于独立，有“脱离人民党”的倾向，有“单独成立一个党的危险”，因此对蒙古青年团的独立性极力反对，引起了青年团领导人的不满。

此外，鲍道在蒙古居民中发起了剪除辫子和减少头发装饰物品的运动，鲍道计划由蒙古青年团来作为此项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没有同蒙古青团的领导人达成一致，同样招致了青年团领导人的不满。

鲍道过去在寺院中做过喇嘛，其本人在同哲布尊丹巴八世和高层喇嘛的关系中表现出了“软弱性”，喇嘛教的上层人士也致力同时任政府总理的鲍道接近，并且赠送给了鲍道很多名贵的礼物。

鲍道还要求莫斯科召回“不合心意的”苏俄指导员。1922年1月7日，鲍道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成立以C·丹赞为首的调查“鲍道阴谋案件”的专门委员会，为此1922年7月还成立了蒙古国家内防处。

8月30日，以鲍道为首的15人被逮捕枪毙，罪名是“阴谋推翻蒙古政府和恢复旧的反动政府”、“同白卫军分子和‘中国军国主义者们’保持联络”等。

莫斯科方面利用C·丹赞和鲍道之间的矛盾，推动蒙古青年团积极参与其中，借助C·丹赞之手完成了对鲍道等人的“清洗”。

鲍道事件之后，蒙古人民党党内斗争的方向开始转变。

一方是以C·丹赞为首的蒙古人民党“右派”，一方为蒙古青年团及其支持下的蒙古人民党“左派”。

双方斗争的焦点同样首先集中于蒙古青年团和蒙古人民党之间的隶属关系问题。

C·丹赞曾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阐述了其本人对于蒙古人民党和青年团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

“青年团与人民党就像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就像是父亲和儿子，兄长和弟弟。如果父亲和兄长加入了人民党，那么儿子和弟弟留在青年团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要成为人民党的一员。双方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兄长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C·丹赞的逻辑很简单——人民党和青年团的关系一如同父子兄弟间的关系，显然，儿子和弟弟应当听命于父亲和兄长。1923年契切林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也指出，“蒙古人民党和蒙古青年团之间关系紧张，彼此互相指责，青年团指责人民党对喇嘛和封建主阶层过分妥协，人民党指责青年团教条主义地轻视蒙古本地的特殊情况和缺乏组织纪律性以及游击作风”。

双方斗争的另一个焦点集中于蒙古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问题。

自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在库伦建政之后，莫斯科方面即积极推动蒙古人民党召开新的代表大会。1922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蒙古领导层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以加强蒙古人民党党员队伍建设和整顿地方基层组织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C·丹赞的拒绝，蒙古人民党左派不止一次地向蒙古人民党中央，提出关于召开蒙古人民党新代表大会的建议，但始终没有被采纳。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关于蒙古问题的会议，会议向蒙古人民党发出了“对于蒙古人民党来说，近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党的代表大会”的指示。

与此同时，青年共产国际也给其驻库伦的全权代表下了指示，指示使用青年团的力量推动蒙古人民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没有被蒙古人民党中央所接受。

直到1923年夏天，在莫斯科的持续催促和压力之下，蒙古人民党中央方才确定将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于1923年7月18日在库伦召开。

实际上，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很多成员认为此次代表大会“是多余的，不必要召开”，反而是青年团承担了人民党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

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同时，蒙古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库伦召开了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专门人员前往外蒙古各地以向外蒙古地方领导人“解释清楚蒙党内局势”。

与此同时，蒙古青年团派遣了15名成员作为代表参加了蒙古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青年团将这15名代表组成为专门的小组，该小组的主要任务为“在参与大会的蒙古人民党代表成员中做工作”，在大会的前几天发言的只是青年团的代表成员们，经过青年团小组成员“私下的动员工作”，代表大会的其他成员们开始积极起来并且在大会辩论中进行发言。

蒙古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了蒙古人民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应当进一步巩固蒙古同苏维埃俄国的友谊，必须坚决消灭妄图破坏两国友谊的反动分子，如果出现企图篡夺政权的居心不良的反动分子，应依靠人民将其消灭干净，责成蒙古人民政府对于企图制造国内叛乱者采取坚决镇压措施。

显然，决议的字里行间反映着当时蒙古人民党党内的紧张局势，实际上也是在为后续针对右派的“清算”行动制造氛围。

代表大会之后，C·丹赞对新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很强硬”，“C·丹赞开始忽视中央委员会，坚持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体会议的会议”。

此外，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第五条直接涉及了外蒙古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同时声明，经后续会商后“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古尽数撤出”。

其实，早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署之前，莫斯科即逐步向库伦方面透露中苏谈判的有关原则要点。

如1924年1月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瓦西里耶夫在库伦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的局势不允许现在提出蒙古独立，目前合适的提法是蒙古自治，这种自治在本质上同独立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当库伦方面获悉了中苏协定第五条的内容之后，立刻炸了窝，C·丹赞等人把《协定》看成是苏联对蒙古的出卖，是莫斯科“两面派”的大暴露，莫斯科“背着蒙古签订了取消蒙古独立的协定”。

C·丹赞更是直言“蒙古将捍卫自己的独立，不依附于中国…我们将反抗到底”。

实际上，蒙古领导人在莫斯科的安抚下暂时平复了，因为蒙古方面只能采取折中的方法，即不承认中苏协定的法律效力，同时继续执行加强同苏联结盟的方针——这是蒙古“实际独立存在”的唯一保证，但C·丹赞等人的激烈言行显然加快了莫斯科针对蒙古人民党内以C·丹赞为首“右派”集团“清算”的步伐。

很快，1924年8月4日至9月1日蒙古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以C·丹赞为首的蒙古人民党“右派”集团被彻底“清算”。

1924年8月4日蒙古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库伦举行，8月4日C·丹赞被选举为代表大会主席并宣布大会开幕。

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蒙古青年团在库伦召开了库伦青年大会，选举了30多名青年团代表参加蒙古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同代表大会一起召开青年团和人民党代表大会的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多次派代表通知会议主席C·丹赞到会，但作为会议主席的C·丹赞却置之不理，拒绝到会，并声称蒙古青年团员是在武力威胁下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所以他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鉴于“C·丹赞拒不参加大会，并散布各种极端恶毒的言论，实属可疑，必须对他采取断然措施”。

与此同时，青年团的代表们开始在代表大会上揭露C·丹赞等人“挑拨内外关系并与贪婪的中国人相互勾结的事实”，代表大会认为C·丹赞确有极端反动的叛国罪行并且已暴露无疑。

因此做出决定，由内防处连夜逮捕C·丹赞等人。26日，C丹赞被逮捕，蒙古人民党内部左派领导人仁钦诺、丹巴道尔吉、扎丹巴等人听取了国家内防处的行动报告。

8月31日，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审判，以C·丹赞为首的15人被判处枪决。

C·丹赞等人被处决显然非常仓促，C·丹赞8月4日还作为大会主席发言，26日即被逮捕，31日便被处决，个中细节还有待于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和研究。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代表大会期间也就是8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显然起到了关键性的指示作用，可以说在这份决议的指示下，蒙古青年团支持蒙古人民党的左派完成了对蒙古人民党内以C·丹赞为首右派集团的“清洗”。

从鲍道事件到以C·丹赞为首右派集团的被清洗，莫斯科扶持政治独立且思想激进的蒙古青年团完成了对蒙古人民党中央的首次改组，倾向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蒙古人民党左派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优势。

应当说在整个过程中，蒙古青年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两次重大的政治变动都是在青年团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

在后来蒙古政治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青年团和蒙古人民党之间隶属关系一直没有被分清，莫斯科有意无意地支持蒙古青年团在思想甚至是组织上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如此，莫斯科便在外蒙古掌握了一支政治“变量”——蒙古青年团，一旦苏联需要对蒙古人民党中央有所行动时，蒙古青年团这支“变量”就会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令苏联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以丹巴道尔吉为首的蒙古人民党左派并未对莫斯科的指示言听计从，不久也转变成为了“新的右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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