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以前也称之为看守所，犯人和看守人员不知来自何年何月的习惯把他们称为“号子”，关押死刑犯的叫“死刑号”。
死刑犯虽然迟早是死，但被判处死刑以后若是自杀，这对法律的公信力是一种严重打击，因此司法部门绝对不能让死刑犯自杀。
很多年前，有一些不知道真相的人自己猜想，并以讹传讹，结果造成社会的误解，认为为了防止死刑犯自杀或自残，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是一个个屋里布满了橡胶海绵的密闭小屋。
这样，死刑犯如果想自杀，无论向哪个方向碰去都会被软软的弹回来。实际上这样的屋子是无法制作的，即便做出来也是成本极高，华而不实。
死刑犯一旦被定罪后，将二十四小时佩戴刑具，手铐用的还不是我们电视上常见的中间是链子的那种，而是中间是一根“小棍子”那种，两手无法合拢，想掐死自己都做不到两手同时用力。
脚镣也非常短，只能走小步，无法冲刺，无法自伤。这些严密的保护措施同时让死刑犯吃饭、解手等起码的生理行为都难以自理。
说白了，想死哪有那么容易，顶多重伤。
真实的“死刑号”与其他监室没什么区别，唯一区别是其他监室允许单独关押，“死刑号”不允许单独关押。
为防止死刑犯在执行前出现自杀之类的意外，我国的反制措施极为简单：以犯制犯。
正常情况下，一间死刑号只关一名死囚，和另外四个罪行轻的犯人。用行话说，这四个犯人就是"看号的"。
狱警无法二十四小时监管死刑犯的一举一动，把任务交给这四个犯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保证死刑犯不出现自杀、自伤之类的意外，此外是照顾死囚的生活，协助其吃喝拉撒睡。
为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意外，看号的犯人分成两班，两人一班昼夜值班，做到死刑犯身边一刻不会缺少人。看号也不是一个轻快的差事，特别是一旦意外发生，看号的犯人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甚至增加刑期。
尽管如此，犯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要求看号，原因很简单，看守所里面的伙食清淡得让人想死。
监狱里的伙食，平时不是白萝卜汤，就是胡萝卜汤，炒菜是大白菜炒小白菜这样的素菜，早饭是馒头咸菜，中午是米饭和萝卜，想吃肉，你想多了。
吃这么素就可以不干活吗？不行，吃饭以后要擦铁门、打扫卫生，参加生产劳动。唯一解馋的是一个星期有两次狱警推着小推车过来卖花生米，火腿肠等零食。
这个得花钱，家里人要给你送钱来才行，不然就只能干看着咽口水。
在死刑号里面，饭菜供应就好很多，有荤菜也有素菜，最后几日有鸡有鱼，最后一顿断头饭基本是想吃什么都能满足，肯德基、比萨、料理都行，但你说要吃波士顿大龙虾那就不靠谱了。
在这里除了能够随便吃喝，还能抽烟喝酒。烟几乎不限量，随便抽，至于饮酒，担心酒后情绪失控，规则上被严令禁止，但在人性上网开一面，只提供一杯，仅为啤酒。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未废除死刑的几个国家。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本着生命至上，防止草菅人命的情况出现，采用了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分立的模式。
这种模式不可避免会出现相互掐架，侦查结果被检察人员退回，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吵成一团的冲突情景，目的就是要在这种相互制约和挑战中规避冤案错案。但在1983年，这种设置被推翻，为了达到“从快从严”的目标，原本相互制约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合为一体。
死刑上诉期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死刑审判权授权给基层法院，取消律师的无罪辩护等。方法是公安、检察、法院各派一人，共同审问，共同做案卷，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定出判多少年，甚至枪毙，效率奇高。高效的断案让8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看守所门口车水马龙，刑场上枪声连连。
因为1983年我国发起了严打。严打顾名思义，从严打击犯罪活动。严打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初，数量庞大的知青在短时间内返城，而城市无法容纳这么多的青年，大批人回来就失业，成为待业青年。
这些人都是二十岁左右，行走的荷尔蒙，无所事事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应了那句话“无事生非”，打架斗殴、争风吃醋、强奸抢劫……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数据可以看出显著的变化，1978年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89万起。
当时国内的治安形势已经是刻不容缓，爆发多起大案，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无法无天，冲击公安局，拦截中央车辆，完全是一刀在手天下我有；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采访，被人冒充向导，骗到沙滩上强奸，美其名曰“为国争光”。
最出名的两起恶性案件当属“东北二王”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持枪杀人，亡命天涯，一路走一路杀，连续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作案，杀害数名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举国震惊。
二王好不容易被警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惨重伤亡击毙后，仅仅三个月，又发生了卓长仁等六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最后逃到台湾的，领了金条发了老婆。
是可忍孰不可忍。1983年7月19日，中央向公安部部长指出：“发动一场严打行动，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
具体执行时，为了防止三军不用力，指挥部给出了指标，一个派出所必须完成多少人的抓捕；为了快速拨乱反正，乱世用重典，法院也被下指令，要完成多少人的死刑判决。一时间警笛轰鸣，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神州大地上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宣判会。
如果抓捕的犯罪分子数量不达标，那不仅是觉悟不够，而且年终奖要受损。因此当时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犹如上足了的发条，四处出击。
于是出现了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偷一个南瓜判8年，前者被定性为破坏集体财产罪，后者被定义为破坏集体生产罪。还有一个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到新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光。
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也被枪毙了。一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还有人因为偷一元钱被判死刑。
一个初三学生把一个女同学抱了抱，然后被以强奸罪判刑15年。当时这个学生才15岁，以前生活条件差，营养不好，很令人怀疑这个男孩是否发育成熟了？枪都拉不上膛，怎么能把人强奸呢？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严打中，这个名头属于已经服刑的一批人。有些地方枪毙指标未完成，就把监狱服刑犯拿来改判。在甘肃第一监狱里面有两起案件，一起是强奸案，另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犯罪分子均被判处10多年徒刑，并已服刑4年。严打一来，这两起案件均被改判为死刑，涉案4人都给拉出去枪毙了！
还有些地方，将看守所里判刑在7、8年以上的人都拉去毙了，人数还是不够，但是又不能把看守所里的人都杀了，怎么办？于是就搞出了一个“回头看”，将数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疏理，将所谓重罪但已释放的，全部抓回来都杀了，理由是永诀后患，防止为害人间。
更有甚者，一个工人在工厂上班，从没出过任何事，但档案里面有过去在学校时期偷过同学十几元钱，被学校记过处理。严打时为了凑数，公安局找人翻档案，旷课早退被记过的不算，其他小偷小摸的全部作数，就这样这个工人档案被翻出来后，人被送进拘留所，最后判了二年徒刑。
当然也有自作死的。安徽省蚌埠市一个叫李和的小青年，83年的时候兜里没有一分钱，饥渴难耐，小脑指挥大脑跑去嫖娼，每次都是完事后坦白没有钱。久走夜路必闯鬼，之前的女子害怕曝光，只能自认倒霉，这次女子不愿被白嫖，报警告他强奸，被判刑5年，严打开始，立刻从重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布告贴得满街都是。
青年不服，已经判决了，凭什么中途加刑。于是上诉到市级法院，结果正好严打开始，数字不够，被再次改判，不过这次是死刑判决。
这场司法风暴，据统计至少有861000人被处理，24000人被判死刑，包括朱德的孙子朱国华。结果是大批犯人涌进监狱，可以用挤爆了来形容，原本关押五人的监狱最少关8人，最多10人。每个人的栖身之地不足半米宽，只能蜷着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