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二儿子。1923年11月13日，他伴随着秋日的落叶，降生于湖南长沙东乡板仓的一个小屋里。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踏上一条怎样坎坷而光辉的道路。毛岸青刚满月的时候，父亲毛泽东就奉命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多聚少，岸青也在母亲的呵护下，与哥哥岸英、弟弟岸龙一起成长。

1930年的秋天，对于毛家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悲痛时刻。那一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毛家三兄弟瞬间失去了母亲，只能跟随外婆向振熙生活。外婆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尽力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但心中的伤痛却难以抚平。

1931年1月初，正是许多人家忙于准备过旧历年的时候。那些曾经紧盯着杨家的不速之客，似乎也变得松懈起来。一天傍晚，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了杨家。他见屋里没有别的人，便低声问毛岸英的舅妈李崇德：“你是李崇德吧，这里有杨开智先生一封信。”说着，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包得很严实的纸包递给李崇德。李崇德心中一紧，忙问他是谁，从哪里来的？陌生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不用打听了，这信已经转了好几道手了。”说完，便匆匆走了。

李崇德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房中，叫来丈夫杨开智。在昏黄的油灯下，两人急忙拆开纸包，取出信来一看，原来是毛泽民的亲笔信。杨开智认得毛泽民的笔迹，那熟悉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远方的思念和关怀。

信中，远在上海的毛泽民让向振熙将孩子们送至上海。对于毛家三兄弟来说，这既是一个未知的旅程，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们。1931年夏天，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负责经管大同幼稚园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躲避抓捕，孩子们因无人管理而流落到街头。

毛岸英背着小弟岸青，搀着大弟岸龙，三兄弟从此过着流浪儿的生活。他们睡过马路，给人拖过地板，从垃圾箱里找过破烂，尝尽了人间的辛酸。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对人讲：“我除了没偷人东西，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

在上海的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毛岸英和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这些微薄的收入，成了他们生存的唯一来源。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对他们手下留情。一天，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去找吃的，回来一看，岸龙不见了。他们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岸龙的消息。

那段日子，对毛岸英和毛岸青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他们失去了母亲，流落街头，尝尽了人间的冷暖。而更不幸的是，毛岸青由于一次被外国巡捕殴打，脑部受到了伤害，留下了后遗症。这几乎影响了他一生，让他的性格变得有些孤僻，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但岸青从未抱怨过，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用他那双坚定的眼睛，望着哥哥，仿佛在说：“哥哥，我不怕，有你在，我就有力量。”

1938年的春天，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里，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了宿舍的窗前。一位叫阿列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高高的身材、30岁上下的女干部，来到了毛岸英、毛岸青的住室。阿列耶夫满脸笑意，介绍说：“谢廖沙（岸英的俄语名）、戈勒（岸青的俄语名），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岸英、岸青感到惊奇，他们没有亲人在莫斯科，怎么会有人专门来看望呢？他们一声不响，却又用审视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她。这位女干部穿着朴素，眼神里透露出一种温柔和慈爱，但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打破这种沉默。只好回头问阿列耶夫：“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列耶夫看他们三人都不自然，忙解释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袁福·谢廖沙；他是弟弟岸青，又叫袁福·戈勒。”转过身又对岸英兄弟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来学习的。”

贺子珍，这个名字对岸英、岸青来说，既陌生又亲切。他们知道，她是父亲毛泽东曾经的伴侣，是革命路上的战友。贺子珍在长征中遇到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身上留下了20多处伤痕，还有20多片炸弹弹片无法取出，与她的身体融为一体。她来到莫斯科，既是为了养病，也是为了到东方大学提高文化和马列理论水平。

从那以后，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贺子珍都要带些物品去看岸英、岸青。她以慈母的心，关注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她每月70元卢布的待遇，除了自己必须的开支外，全部用在了岸英、岸青身上。她给他们买新衣服，买学习用品，还给他们讲中国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岸英、岸青也常在课余时间去她的住处，和她一起聊天，一起欢笑。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底，毛主席再婚的消息传到了贺子珍的耳里。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她失去了儿子，又失去了丈夫，她的精神失去了支柱，彻底崩溃了。她整天地哭着、忏悔着：“千错万错，错在离开他。”

岸英、岸青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知道，贺妈妈心里的苦，比他们还要多。为了解除她的精神痛苦，他们有时讲故事，有时说笑话，有时谈新闻，有时拉扯儿童院的趣事。天南地北，就是不谈毛泽东，以防刺痛她的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贺妈妈，让她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一丝家的温暖。

贺子珍丧子失夫之痛又传到了国内。毛泽东为了解除贺子珍的痛苦，也为了解决娇娇（即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没有母爱的寂寞，决定把娇娇送到贺子珍身边。娇娇随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经过乌鲁木齐，穿过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当时，娇娇仅3岁，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见到的是久违的母亲，是那个在梦中无数次呼唤过的贺妈妈。

就这样，毛岸英、毛岸青和贺子珍，在莫斯科这个异国他乡，共同编织了一段温情的记忆。那段日子，虽然充满了艰辛和不易，但也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而变得温暖而珍贵。

娇娇刚到苏联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那是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浩劫，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所有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儿童，都不得不迁居到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但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每一个人。

战争带来了食品供应的极度缺乏。伊万诺沃市的食物供应被大量压缩，每天成人的主食只有300克，少年500克，幼儿700克。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这些食物远远不够。每天早晨，每个人只能分到半片面包和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也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盘土豆。5岁的娇娇，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都经常觉得吃不饱，何况已经十八九岁的岸英、岸青呢！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却还要坚持学习和劳动，那种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1949年7月。毛岸青回到了北京，在中宣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他凭借着扎实的俄语功底和深厚的理论功底，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他的才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事业也一帆风顺。

然而，在个人感情方面，毛岸青却长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意中人。他曾经有过几次相亲的经历，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能成功。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语重心长地对毛岸青说：“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父亲的一番开导，让毛岸青深受启发。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过分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是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质和性格。

1960年的暑假，已经从苏联回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刘思齐，准备利用学校实习时间，同妹妹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毛岸青。毛泽东知道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让熟悉情况的徐永福专程陪她们姐妹俩前往，还吩咐刘思齐带去了一封信。那封信里，毛泽东表达了对毛岸青的关心和期望，也寄托了对刘思齐和邵华的祝福。

这次相聚，让毛岸青和邵华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他们一起聊天、散步、看风景，彼此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靠近了。为了边读书边照顾毛岸青，邵华将自己的学籍由北京大学转到了大连师范学院。平时邵华在学校读书，一到星期天，她就到疗养院陪伴毛岸青。两人有更多的时间相互理解与鼓励，彼此袒露心扉，互诉衷曲。很快，毛岸青、邵华联名写信给父亲毛泽东，要求在大连结婚。

毛主席收到信后，非常高兴。他立刻回复了同意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婚礼做了周密的安排。不久，毛岸青和邵华结婚了。他们的婚礼是由大连市委、市政府主持的，场面隆重而简朴。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向儿子、儿媳表达了无比喜悦之情。他送给邵华一块手表，作为新婚的礼物；同时为他们的新家赠送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充满欢声笑语。

毛泽东、杨开慧和毛岸英，是毛岸青最最思念的人。翻阅岸青生前的一些照片，你会发现，有很多都与这三个人有关。那幅儿时与母亲的惟一合影，那张夫妻俩和父亲的亲密合照，总是被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毛岸青的眼中都会闪过一丝温柔的光芒。他常常对邵华说：“每次看着这张照片，我都会回忆起当年我与岸英哥哥在上海流浪街头时的生活。那时，我们就像两个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虽然生活艰难，但我们却从未放弃过希望。”

1963年的一个周末，阳光明媚，毛岸青和邵华夫妇带着对父亲的深深思念，回到北京看望毛主席。他们心中有一个特别的请求，那就是希望父亲能把那首深情款款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为永久的纪念。

毛泽东听到儿子的请求，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坐到桌前，一边慢慢地蘸着毛笔，一边凝神思索。那毛笔在墨池中轻轻搅动，仿佛也带着几分深情。毛岸青和邵华夫妇默默地站在桌旁，屏声静气，生怕自己的呼吸会扰乱父亲的思路。他们知道，这首词对父亲来说意义非凡，它承载着父亲对杨开慧阿姨深深的怀念。

良久，只见毛泽东轻轻地铺开了宣纸，缓缓地用手抚平，那动作仿佛是在对待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然后，他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四个字。毛岸青和邵华一看，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他们以为是父亲笔下有误，便忍不住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停住笔，思索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深邃。他们赶紧递过一张空白的宣纸，以为父亲要重写。但毛泽东并没有把纸接过去，却缓缓地说道：“称‘杨花’也很贴切。”一语表露了他对妻子杨开慧的深深怀念和爱慕之心。听到这样的回答，毛岸青和邵华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泪水一下子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知道，父亲对杨开慧阿姨的感情是那么深厚，那么真挚。

岁月流转，转眼间到了1993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毛岸青和邵华夫妇心中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为父亲写一套丛书，以他们的亲历亲闻、独特视角，客观真实地反映毛泽东的伟大一生。

他们的心愿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和支持。这让毛岸青和邵华感到无比激动和荣幸。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丛书的编写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撰写文稿，从挑选照片到设计版面，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套丛书近600万字，共27册，收入珍贵照片180余幅。它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了毛泽东的一生，从他的童年时代到革命岁月，从领导新中国建设到晚年思考，每一个阶段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丛书分别由5家出版社出版，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开始陆续发行以来，已经再版多次，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它被列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重大成果之一，成为了人们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