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随着岁月流逝、朝代变换、环境改变、习俗变迁，很多曾经流行的体育活动渐渐湮没在历史之中。

只有各个年代的考古资料印证着留存着古代丰富的体育活动信息，还原了古代体育的原貌。

这些考古实物，或是体育用具，或是石碑上的铭文，或是壁画、岩画、器物上的装饰图案和各种生活用品等。

它们不仅具有文物价值，同时还具有体育史的价值。

如在1976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发掘出土的近一千多个粗糙石球，距今约10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期的遗物。

距今4800前的西安半坡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也出土了石球和陶球，这些实物充分说明，在距今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群中。

已有了以石球为戏的体育活动，这就是中国球类活动起源的有力证明。

（一）石球

距今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群已在以石球为戏，这已经被山西阳高县许家窑发掘出土的1079个石球所证实。

“许家窑人”遗址发现于1974年，遗址南北长600米，东西宽200米，处于山西与河北交界的阳高县古城公社许家窑村东南1公里的梨益沟西岸的断崖上。

时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从人类学上划分属于早期智人时期，距今有10万年左右。

1974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来此地考古时。

偶然在药材收购站看到一块象牙化石，贾兰坡教授就开始了追踪调查，后发现了这处古老的遗址。

在1976的发掘中，许家窑遗址共有25种动物化石和14000多件石器出土。

此处发掘的石器以石英和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比较精良，说明许家窑人已经能制造更进步的石器和骨器。

许家窑石器的最显著特色是石球数量甚多，大约有l079个（也有说1500多个的）。

这些石球大小不一，大者重达1284克，小者也有112克，有些石球表面上有着明显的相互碰撞留下的痕迹，明显是使用过的旧物。

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也有一百多件石球出土。

在山西阳泉半坡村的一个三四岁女孩的墓葬里，也出土了作为随葬品的三个石球等考古实物，以及在同～遗址的灰坑164号的西边。

发掘了一个十几岁小孩的墓葬（152号），其脚下放一尖底瓶，瓶里还有小米壳，下面压着3个小石球。

从这些考古实物里，专家论定这些石球不仅是用作狩猎工具（投掷石球攻击猎物）。

而且还应当是古人游戏的球具，可能是儿童和成年人的游戏工具，进行投掷、踢弄、弹指球等游戏。

清代人富察敦崇所撰《燕京岁时录》里曾记录了清代北京儿童踢石球的游戏：“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

盖京师多寒，足趾竣冻，儿童踢弄之，是以活血御寒，亦蹴鞠之类也。按《日下旧闻考》，踢球一事自金元以来就有之，不自今日始。”

这些记载也是石球可以作为玩具的一个佐证，至于原始人是不是在用石球进行足球运动，已无从考据。

（二）马球

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围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西汉时期的球形实物。

这一直径55厘米的球形物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

在甘肃省的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内，也有一件这样的球形实物。由于丝质不易腐烂，这两个球状物才得以保存到现代。

有专家认为这就是汉代的蹴鞠用球，是军中士卒进行球类游戏时的用具，也就是一件汉代足球实物。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古代马球实物，是马球比赛时的击打用球。

沧源崖画属于中国古老的岩画之一，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岩画分布于云南省沧源县的勐来乡、丁来乡、满坎乡、和平乡和耿马县的芒光乡等地。

一般均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崖上，用鲜艳的颜料涂抹再加上浅刻而成，当地的佤族人称为“染典姆”。

这里的每幅岩画多用数个零散图形来表达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如狩猎、放牧、舞蹈、归家、娱乐等内容。

考古专家认为岩画上的有些内容是在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之后，原始先民要把这个过程描绘下来，以记录当时宗教活动的实况，所以才留存下来的。

在沧源岩画上就出现了一幅“球戏图”，先民以简洁的线条和鲜艳的色彩描绘了原始的球类活动：画面上有单人、双人手持球状物在戏耍，这种做法很像在进行抛弄石球运动。

用以训练上肢的力量，专家认为这就是后来汉代兴起的“弄丸”运动的初始形态。

“弄丸”是古代的一种杂耍技艺，杂耍者用两手上下抛接好多个石丸，行动敏捷不使落地，故《庄子·徐无鬼》有云：“昔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

清代龚自珍《明良论四》亦有云：“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

因此这幅岩画中的“弄丸”说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提高身体力量、运动技能的重要性，并开始有目的地甩“弄丸”运动去追求某种运动效果。

因此在原始先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基础上，古代球类活动开始产生。

古代足球活动称之为“蹴鞠”“蹋鞠”，传说始于黄帝时期。

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十六经》记载：黄帝杀蚩尤，“充其胃以鞠，使人执（踢）之，多中者赏”，这似乎就是古代足球的源头。

又如《战国策》卷八“齐策”记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可见至战国时期，蹴鞠已成市井之风俗。

秦汉时期蹴鞠得到更大面积的普及，当时的贵族之家都盛行“隆材鼎力，蹴鞠斗鸡”的娱乐方式。

在民间，也到处都有“康庄逐驰，陋巷蹴鞠”的情形。正如《会稽典录》所云：“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秦汉时期的蹴鞠分为两种基本形式：表演与讲练。

蹴鞠表演是以展现控球技巧和踢球技巧的蹴鞠活动，在这种蹴鞠表演中。

没有对抗性的激烈活动，有的只是球类的娱乐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踢球技巧，这就是蹴鞠在汉代被列入“百戏”中的原因。

另一种是对抗性的蹴鞠竞赛称作“讲练”，讲练又是军事训练的内容，球场上竞争激烈，双方一定要争个高下。

故刘歆《七略》有云：“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

这说明蹴鞠是军中士卒的训练项目，也是民众爱好的体育活动。

关于这一点，河南南阳、山东沂南、四川成都等地出土的汉画砖上，都刻画着飘逸柔美的蹴鞠表演。

画面上的蹴鞠者身姿活泼，或舒展长袖做舞蹈状，又轻盈地用膝盖戏弄着皮球；

或欢快地奔跑跃起，足尖挑着皮球飞旋。

从这些画面看来，这些蹴鞠者显然正在表演蹴鞠之戏，而不是在球场上进行激烈的竞争，所以在他们的踢球动作里。

更多地融进了舞蹈的成分，这场蹴鞠表演既欢快轻松，又有更多的艺术元素。

由此推之，在当时贵族中普遍开展的可能就是这种蹴鞠表演，这种蹴鞠在鼓乐伴奏下进行，有着极强的娱乐性与观赏价值。

马球运动可以看成古代球类运动的最激烈形式，被古人称之为“击鞠”。

唐代诗人蔡孚曾有《打毡篇》诗云：“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雪杖倜文七宝球。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

诗中提到的“德阳宫”即东汉洛阳宫殿，从诗中描述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赛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运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

马球运动至唐代盛行，不仅是上至唐玄宗，下至百姓都喜欢的运动项目，更是大量的壁画、各种工艺装饰画及工艺品所表现的内容。

如197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230号唐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打马球泥俑，击球者身穿紫色圆领长袍，头戴尖顶帽，足登黑靴，身姿轻灵地跨在马上挥杖击球。

又如出土于1959年陕西省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炯墓的四件打马球俑，均为陶质彩绘，骑在马上的击球者，均头梳双髻，相貌姣好，身穿红绿色翻领外衣和骑士裤，足踏黑靴。

正在专注地进行击球比赛。因为这些彩俑身上的色彩保存完好，所以不仅让后世看到了唐代马球运动者的姿态。

更让人看到了马球运动者所穿的运动衣的颜色，为后世研究运动服饰保存极珍贵的资料。

1971年陕西省乾吕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一幅马球图，是目前发现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此壁画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

画面上十余个骑马参赛者，身穿窄袖长袍，穿墨靴，戴幞头。画面中心有五个持偃月形球仗的骑者，正在纵马抢球。

前一骑士正在反身击球，其余骑士纵马拼夺。其他的骑马或在山路上奔驰，或腾空跃起：再配上硬壮轻盈的马匹．骑手身后的山峦古树奇石，整个画面空阔博大，很有气势。

但从画面看来，这场马球赛是安排在野地里，而不是正式的球场里，说明唐代的马球赛并不一定都发生在球场上，也会发生在山野之中。

马球运动在唐代已成为一种被上层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体育运动，在皇室成员、贵族成员、各藩镇首领的积极参与之中，唐代的马球运动的设施也越来越奢华。

1955年西安北郊唐大明宫遗址范围内出土一块方形石碑，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

将球场与宫殿的建立并提，并为此立碑，足见唐代对马球运动的重视。

这种豪华的球场不仅皇室能拥有，各贵族豪门也争先修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九“藩镇宣武漳义泽路”中的“刘从谏”条记载：

“从谏即徙军山东，开球场，凿柳泉，大兴役以厌。”又据《资治通鉴》记载：“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毯场。”

这里提到的刘从谏是唐代的一位藩主，武崇训、杨慎交都是盛唐时期的驸马，他们财力雄厚，势力庞大。

所以可以修建规模宏大的球场，而且用油泼洒，已极尽奢华，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含光殿及球场碑所述的内容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