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5日，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

这是一幢典型的上海弄堂小楼，位于公共租界人流最密集的居民区内，平时住着一对刚搬来不久的年轻夫妻，也经常会有几个夹着公文包的客人来访。

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现北京西路1060弄）

放平日里，这就是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动荡年代的上海滩，三教九流，龙蛇混杂，根本没人会有闲心去关注1239号半里到底住着谁。

直到这一天，一队英国巡捕突然闯了进来，动作很迅速，直奔二楼，见两位男房客正围在桌边聊天，二话不说，直接掏枪顶上他们额头，厉声问道：

“叫什么名字？

房客中有一人书生模样，带着一副厚重的黑圈眼镜。事发突然，他稍稍愣神，但又很快镇定下来，随即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道：

“我姓赵，你们找谁？”

此时，从巡捕们身后缓步走出一位年轻靓丽的女子，她径直走到书生面前，低声说道：

“你可不姓赵，你是罗亦农。”

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在第二天便成为了上海滩的头条新闻。

三年了，上海的特务、暗探、巡捕，找了他整整三年。那群军阀头子、外国政客，也咬着牙恨了他整整三年。

1925年5月，上海一家日资纱厂借口存货不足，故意停发工资，并向前来讨说法的工人直接开枪。英租界巡捕与之狼狈为奸，大肆武力搜捕要求声张正义的工人、学生，一时间枪声四起，人命如同草芥。

就当上海孤立无援之际，广州却突然兴起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行动，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向英、日等国施压。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更是直接强行封锁各港口，外货不准进广，物资也不准出广。打蛇三寸，直接让英国那几个海外殖民地陷入无粮、无钱、无人的绝地，被迫选择妥协。

一年之后，面对作威作福，妄想要占山称王的北洋军阀，上海接连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孙传芳、李宝章、张宗昌这些自诩英雄的风云人物，怎么也不会想到最后会被一群工人打得抱头鼠窜，黯然离场。

当然，军阀、洋人也不是傻子。这些平日里挨了欺负也不敢吭声的穷苦百姓，怎么突然就敢拿起武器反抗？查来查去，还真查出了结果。从1925年开始，几乎所有关于上海的工人运动，背后都有罗亦农的名字。

就是这个人，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

在1927年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革命的心脏就在于两个湖南湘潭人：一个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的毛泽东；一个是坐镇中枢，统筹长江两岸数省革命组织工作的罗亦农。

两个湘潭老乡，名字都在敌人通缉告示的第一列，其中罗亦农被悬赏的金额为3000美金，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个天文数字。

但令敌人恼火的是，他们既打不过毛泽东，又找不到罗亦农。

罗亦农在哪？

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上海。

上海地下党，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乍一听，这像是天方夜谭。上海什么地方？各国势力犬牙交错，大街小巷全是暗探，如此庞大的一个革命组织，竟然能够做到灯下黑，全然不被发现？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周恩来。

正是在他的筹划下，上海成立了专门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机构—特科。就这一个部门，几乎汇聚了当时中国情报界最顶级的一批高手：人脉通天的陈赓、身手不凡的顾顺章、精于潜伏的李克农……

特科之强，就在于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小到租界巡捕房，大到敌特机关内部，都有特科内线，就连中统头子徐恩曾的身边都潜伏了一个钱壮飞。上海、南京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特科都能第一时间知情。

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手眼通天的特科，有一天竟会被敌人打了一个猝不及防。

而这一次致命失误，直接导致罗亦农被捕。

那一天和罗亦农的接头的人，正是邓小平。

年仅23岁的邓小平，却是当时整个上海地下党的枢纽人物，负责每天往来于各联络点之间，接待交通员，转达机密文件。也只有他，知道所有核心负责同志的身份和秘密机关的所在地。

4月15号，邓小平去了望德里1239号半，这是上海地下党最重要的一个联络点。

罗亦农先到，邓小平后到。

罗亦农是个极富热情的人，他当年在苏联留学时，和邓小平就是同学，回国后又在同一战线工作，交情匪浅。而且这年年初，两人更是前后脚结婚，同时做了新郎官，所以之后每次见面都少不了多寒暄几句。

但这一天，罗亦农却有些忙得抽不开身，除了邓小平外，他还要连着接见另外几位远道而来的同志。所以交接工作时，他有意加快了速度，并略带歉意的跟邓小平说：

“时间太紧，我就不留你了。”

邓小平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状态，他倒是毫不在意，临别之际还在嘱咐罗亦农要注意休息，别把身体累垮了。

邓小平哪里又会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这幢小楼有两层，还有前后门。邓小平当时从后门出来，然后要绕到前门这个方向离开。但当他路过前门街口时，却看到门口闹哄哄的，挤了一群看热闹的街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下意识的扫视四周。却看到前门坐着的一个擦鞋匠，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手似乎在不经意间朝一个方向指了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幅度很小，不容易被人发觉的手势，却让邓小平脑子瞬间嗡的一下。

那个看起来老迈瘦弱，行动不便的擦鞋匠，其实是特科情报员伪装的观察哨，指那一下就是紧急撤退的暗号。

见命令就撤，这是地下党规定的死命令。邓小平来不及思考，冲着人群就挤了进去，借着老百姓的掩护快步离开了现场。但最后走出巷子时，他又回头看了眼1239号半，唯一的念头，就是希望罗亦农能够平安脱险。

但事与愿违，第二天英租界报纸最显眼的位置上，就写了一句话：

“首要已擒，共祸可熄。”

罗亦农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山东的负责同志吴鬃，只有邓小平躲过一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个时候很危险，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第一时间去见了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告诉他罗亦农遇险的消息。而周恩来甚至觉得有些难以置信，特科重重情报网，怎么可能事先竟没有半点察觉？

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立即制定方案，营救罗亦农。

按当时的规矩，巡捕房抓了人，会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这也是营救的唯一机会。特科计划伪装成送葬的队伍，将武器藏在棺材里，让罗亦农的妻子李哲时披麻戴孝，闹出动静吸引注意，行动科的高手则悄悄跟在棺材后面，等囚车经过时突然出手，直接抢人。

但千算万算，特科却唯独漏算了一点。

英国巡捕房居然没有进行任何审讯工作，第一时间就将罗亦农送往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问都不问，直接引渡，英国人难道一早就知道了罗亦农的身份？

巡捕突击行动，又提前进行引渡，接连两次打得特科措手不及，事事都快一步，没有留下任何漏洞。

如此完美的流程，显然不正常。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人告密，出卖了特科。

特科内部，必然出了叛徒。

作为特科的情报科长，陈赓看事看人都是入木三分，加之一张快嘴，有话直说，从不遮遮掩掩。罗亦农被捕后，他主动找到周恩来，毫不避讳的说了一句话：

“我怀疑出卖罗亦农的，是何家兴和贺治华。”

周恩来并没有太过惊讶，只是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说道：

“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这件事必须负责任的想一想，不能冤枉了好人。”

情报战线，最忌讳优柔寡断，当断不断。既然周、陈都怀疑到了何家兴和贺治华，为何不直接找人来查，还要冒着风险去“想一想”？

说实话，这也不怪周恩来，毕竟这两人的身份过于特殊。

何家兴是罗亦农在苏联时的同学，两人交情匪浅。而贺治华的来头更是不小，他是朱德的前妻，也是邓颖超、蔡畅的结拜姐妹。

在上海，为了掩人耳目，地下党员很多都是夫妻档，甚至于拖家带口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比如李克农、钱壮飞。何家兴和贺治华也是如此，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望德里1239号半这个秘密联络点。

陈赓之所以对何、贺有所怀疑，是基于两点判断：

第一、当时联络点除了刚离开的邓小平外，还剩4个人，为什么罗亦农和吴鬃被捕，而何家兴、贺治华却安然无恙？作为房东，自己屋里两个地下党，巡捕房这都不带走查一查，显然不符合常理。

第二、陈赓向来看不上贺治华的为人。

要说陈赓看不上贺治华，这倒不是说他心存偏见，而是贺治华的经历确实算不得太光彩。

此人本名贺稚番，原是四川开江女子中学的老师，性格爽朗，容貌俊秀，有“开江之最”的美称。

少年时，贺治华相遇朱德，并对其一见倾心。彼时的朱德可谓风云人物，行伍出身，当过滇军旅长，战功赫赫，且为人正直，不迂腐，思想前卫。两人结婚时，一个19岁，一个36岁，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却足以称得上是郎才女貌。婚后，贺治华毅然放弃工作，随朱德远赴德国留学，并在之后去往苏联。

但走出国门后，贺治华的心态却发生了变化。她和朱德的初心并就不同，朱德远渡重洋，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贺治华却只是因为憧憬国外富足的生活。当两人女儿出生时，朱德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却嫌这个名字土气，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贺治华不仅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也埋怨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甚至开始厌倦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1926年，朱德奉命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贺治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

但朱德一走，贺治华就让妹妹把朱敏接回了成都，改名贺飞飞，自己则独身留在苏联生活，并于不久之后正式与朱德分手。后来，她又相识了年轻的同志何家兴，两人相爱结婚。

苏联的生活很惬意，但因为是受组织委派，到了时候就得回来。何家兴、贺治华夫妇也是接到命令后，这才返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陈赓为何看不上贺治华，他认为这种既贪图享受，又对感情不专一的人，如何能做的了情报工作？所以罗亦农被捕后，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贺治华。

但贺治华毕竟是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青年，和很多老同志交情深厚，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周恩来也不想太过声张，毕竟情报战线的同志一旦被怀疑，就算有了污点，对个人前程影响太大。

但为了以防万一，周恩来还是指示陈赓：

第一，通过内线尽快查明真相。

第二，立即将何家兴、贺治华转移去静安寺路的一个小客栈住几天，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而很快，一个人的证词，则是彻底证实了贺治华叛徒的身份。

4月15号那天，最先意识到危险的，是1239号半门口坐着的那个擦鞋匠。他是特科潜伏的观察哨，除了周恩来、罗亦农、邓小平等少数几人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就连何家兴和贺治华都不知道。

当时英国巡捕来的毫无征兆，直接冲进楼抓人，鞋匠来不及通知罗亦农。按当时的情况，他也有暴露的风险，应该第一时间撤退，但或许是知道可能还有同志要来接头。鞋匠没走，他要留下来保护自己的同志。

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救下了邓小平，也看到了另一幕。

贺治华带着巡捕上门抓人，她也不藏不躲，当着面指认罗亦农，甚至出门时还饶有兴致和英国巡捕聊天，说了一句蹩脚的德语。

门内发生的事情看不到，但门口说的这句德语，鞋匠是看到了，也听到了，并最后汇报给了周恩来。

如果是普通人，遇到巡捕抓人是唯恐避之不及，吓得说话都得结巴。贺治华作为潜伏特工，哪怕当时巡捕基于什么原因没有怀疑她，按道理也是问什么答什么，尽量洗清自己的嫌疑，因为言多必失呀，怎么可能有闲心去说外语，甚至还是跟英国人说德语，这太不正常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和贺治华。他们主动投敌泄密，所索要的报酬，是两张去德国的机票，以及那3000美元的奖金。而当叛徒的理由，仅仅是为了去外国享受富足的生活，有钱过奢靡的日子。

或许正是因为得意忘形，觉得富贵即将到手，拿了钱就可以远走高飞。贺治华在送走英国巡捕时，心血来潮显摆了几句德语。她在德国生活过，又马上要去到德国，竟想着和先和眼前的外国人练练口语。

此时的贺治华已经完全忘了，罗亦农不仅是她的同志，也是最好的朋友。

贺治华和罗亦农，就是最鲜明的对比。

6天后，宁死不肯出卖同志的罗亦农，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第二天，申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现场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

噩耗传来，刚刚新婚4个月的妻子李哲时心如刀割，悲恸欲绝。两天后，周恩来带来了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

“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

短短25个字的遗言，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

4天之后的早晨，因果循环。

家里的奶妈吴刘氏第一个起身，见何家兴、贺稚华并排坐在床上读报，就手提水壶，出后门去附近买水。待她买了水回来，只见灶披间里已多了四个陌生男子，三个穿中装鱼贯上楼，一个穿西装用左轮手枪顶住她脑门。

与此同时，一列娶亲的队伍敲锣打鼓，招摇过市，爆竹大作，震耳欲聋。而鞭炮的声音，足以掩盖枪声。

这一次，陈赓亲自带领红队出手。红队也就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打狗队”，专门惩治叛徒，队内全是一等一高手。

看到陈赓时，何家兴吓得瘫坐在地，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迎面一枪了结了性命。接下来，贺治华额上也被打了一枪，因为侥幸，留了一条命，但瞎了一只眼睛，从此杳无音信，结局成谜。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用这句话来形容何家兴和贺治华，再合适不过。

女儿朱敏后来在回忆自己未见过几面的母亲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有些人注定被历史唾弃，也有些人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1949年5月26日，罗亦农牺牲后的第21年。上海战役胜利，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

在这里，他再次谈到了自己曾经的战友，谈到了罗亦农。

英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