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7日。

经过秋风扫荡落叶之后，当朔风在北京街头劲吹，只能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

虽然已是早上8点钟了,天还昏濛濛的,不见太阳的影子。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似乎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商店店门紧闭，行人稀稀疏疏。

一个60来岁的姓王的老护士，穿着一件风雪大衣，头颈缩在长长的围巾之中。她不紧不慢地穿过王府井大街，来到东安市场 旁边的一条名叫“迺兹府”的大街，推开一扇红漆大门，那大门上方钉着“迺兹府十二号”字样的门牌。

这是一个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1950年，周恩来把这座四合院分配给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居住--当时，此人在北京无立足之处，借寓于北京饭店。虽然他孤身一人，加上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也不过七个人，成了这个拥有数十间房子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白天，护士来此上班。她很准时，每天上午8点到达，准备好注射器之后，便去敲响那位民主人士的卧室的门。他总是在那时刚刚醒来。他睡觉时，喜欢拉上窗帘，屋里昏暗而安谧。一听见敲门声，他便习惯地把手指摁在床头开关上，屋里的灯便刷地亮了。于是，护士推门进屋，给他注射一针胰岛素--因为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两至三次胰岛素······

今天有点蹊跷，当护士像往日一般敲响卧室的门之后，屋里仍是黑沉沉的，没有响起那句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话:“请进!”

护士又敲门，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护士等了片刻之后，轻轻推进了房门，一道光线便投进这黑茫茫的屋。

护士往屋里一瞧，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着卧于床上，脸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护士奔了进去，撤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撒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救命之药硝酸甘油片。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的动作，终于垂下了手臂······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

急救车把他送入北京医院抢救。经注射强心针之后，他仍毫无反应。

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了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16岁的弟弟······

此人是谁?凡是经历过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季和夏天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他,便是“章罗同盟”的那个“罗”——罗隆基，号努生。终年69岁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他担任如下公职: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有关部门调查了他的死因:

他谢世前的晚上——12月6日，他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晚年凄凉。最使他苦闷不已的是孤独感。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多年旧友。朋友们相煦以湿，相以沫每周轮流坐庄，聚餐遣愁，借机谈心。那天晚上，轮到罗隆基做东，他请自己的厨师做了涮羊肉，为朋友们驱寒。他还乘兴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大抵有点兴奋，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

饭足酒余，他还到离迺兹府不远的东四——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夜11点，他才扣响自己家的红门上的铜环。那时，他还一切正常。

他拉上卧室的窗帘，躺到床上。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终点。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留下一字遗嘱。像他那痛快的性格一样，他的离去也是非常痛快的。

子夜，他在睡梦之中感到心脏绞痛。他立即去摸硝酸甘油片，不料，手发抖，那救命的药片撒落在地板上。身边无一亲人的他，陷于无援无救之地——虽然他把右手吃力地伸过去，药片离他的手指尖只不过一指之距!

就这样，在沉沉冬夜之中，他猝然而逝。临终，守候在他身边的，只有那墙上挂着的齐白石和徐悲鸿送给他的画······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

鉴于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会。

虽然双目紧闭，但他依然显得那么潇洒，一派学者风度。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双眉却是舒展的。

邵力子来了,张奚若来了，齐白石的儿子也来了······可惜,他已无法向老朋友们投以最后一瞥。史良赶来了，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望着他的遗体，勾起对那远逝的年月的无限回忆，于无言中缓缓走过他的身旁······

我在1966年2月3日的一份文件中，读到以下的话:

“因罗隆基是右派分子，其骨灰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存放地点，因此，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间临时存放处，等组织上考虑决定后再作处理。罗兆麟父子对此事表示很不满意。从存放处回来以后连声叹气说:'惨啊!惨啊!’他向民盟组织再三提出要求,在他离京之前，妥为安置其哥罗隆基的骨灰。最近来信又提出了尽快安置他哥的骨灰问题······”

然而，罗隆基的骨灰仍“难以找到适当的存放地点”，仍“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间临时存放处”。几个月后，一场比1957年强劲得多的政治风暴席卷华夏大地，把罗隆基的骨灰刮得无踪无影。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就在罗隆基的名字被湮没多年，几乎为人们所遗忘之时，却在1986年终于重见天日。

这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90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 。······”

阎明复部长从罗隆基的青年时代谈起，历数罗隆基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最后，他郑重地指出:

“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此之前，罗隆基先生之弟罗兆麟曾给我来信，希望我写写罗隆基——这个被历史的迷雾所泯灭而又是众多读者所关注的人物。我以民盟中央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座谈会为契机，在北京采访了许多罗隆基的生前好友。他的同龄人都年事已高:章伯钧夫人在北京同仁医院病房里与我两次长谈往事，赵君迈先生在陆军总院病房接待我，而罗隆基的同学高士其则卧病于北京医院，这三位老人都年已八旬。陈新桂先生、叶笃义先生两位老人在1957年都被诬为“章罗同盟的联络员”，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全国各报刊的“批判”，他们分别在寓所与我长谈罗隆某的生平。当我赶到郑州时，罗兆麟先生已在那里等候了……老人们把记忆仓库向我敞开，把珍贵的史料凝固在我的录音机的磁带上。

我把大量时间投掷到图书馆中，查阅了自20年代至1957年关于罗隆基先生的报道和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幸拜读了罗隆基先生的未发表的遗稿，如同与他作了无拘束的晤谈。

虽然“斯人不重见”，但是，历史的迷雾终于被撩开了。在那难忘的“1957”三十周年之际，写下这篇报告文学。

1957年10月，罗隆基先生曾致函好友郭沫若先生,信中铮铮而言: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处境如斯，诚所谓“今虽欲自雕琢，曼词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辱耳’。我亦唯有听之而已矣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我信其然。我坚决信赖共产党，我认定党最后是有真是真非的。……”

罗隆基先生处于千夫所指、众矢之的之际，依然“君子坦荡荡”，依然“直如蛛丝绳，清如玉壶冰”，确实难能可贵。逝者如滔滔东流水。让我们追逐风流云散的年华，回到那如晦如泣的三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