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古蜀文明三条主线

古蜀文明三千年，是中华文明早期一个独立而又独特的地域性存在。从文献记载看，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五代王朝，末代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16年战国中期被张仪司马错率秦国大军所灭，古蜀文明的内部族属与先后关系是清晰的；从考古发现看，有营盘山、桂圆桥、宝墩、三星堆、金沙、战国船棺墓葬群等一系列遗址，时间从距今5300年开始跨越近3000年，古蜀文明的遗址及其先后顺序和相互关系也是清晰的；

乍看起来，远古文明研究最令人头疼的遗址和族属对应关系难题，在古蜀文明不算太严重。主要集中在一代二代古蜀王蚕丛和柏灌到底对应哪个遗址。虽有不同意见，但不出宝墩文化和三星堆一期两大遗址范畴。鱼凫王对应三星堆遗址三期，杜宇王对应金沙遗址，开明王对应战国船棺葬遗址群，似乎没有太多争议。

但是，古蜀文明与其他文明板块存在巨大差异，它是一个体量不大、相对封闭、发育缓慢的板块。古蜀文明的每一次跃迁和迭代，都不是内部族群发展进步累加的原生驱动，而是外部族群携带高阶文明的迁入催生。成都平原作为天府之国是个闲暇舒适之地，正应了那句俗语，“少不进川，老不离蜀”。仅仅把内部族属与遗址关系做好对应，根本无法理解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与盛衰兴亡。把古蜀文明当成一个完全封闭体系，依遗址测年+器物类型学，建立从A到B到C到D的先后关系，则本末倒置，南辕北辙。理解古蜀文明，要害在于彻底梳理清楚外部族属与内部族属以及外部族属与考古遗址的双重关系。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不要说答案目前还远不清晰，就是连问题本身，还都从来没有被清晰地提出来过。

本文用小学语文启蒙课被老师反复要求并烂熟于心的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局作为方法论，紧扣“外部族属”为牛鼻子建立三维逻辑关系，形成古蜀文明三条主线——西线：黄帝支庶古邛国、北线：禹夏正朔三星堆、南线:良渚传人彝始祖，彻底捋清头绪繁多、断点丛生的古蜀三千年时空框架。

之所以先交代西线，是因为西线古蜀文明尽管较北线起步稍晚一些，但是出道即巅峰，率先以相对较高水平的古城群落形态跨入准文明门槛。北线尽管绵延很长，但前期水平一直比较低，只能算作古蜀文明的序幕。

古蜀文明西线的确立关键在于《华阳国志》记载“蜀曰邛1”，迁出另一条记载“黄帝支庶”是与颛顼争帝位失败的共工氏，清晰定位出外部族属的身份特征。成都平原的古邛地空间地理就是宝墩文化九古城所大致覆盖的范围。其中宝墩古城遗址可对应蚕丛王，郫县古城遗址可对应柏灌王，两遗址考古发掘都有礼仪功能的大房子，必然是王者所居。西线两代王朝的崩溃都是受瘟疫的冲击，幸存者的必然去向不会是在成都平原上辗转，而是西向进山与横断山脉河谷中的古彝族先民（两千年前在秦安大地湾是一家）融合，此便是安宁河谷西昌邛海之名的由来。西线古蜀文明大幕刚一拉开，主角共工氏还未入场，高山古城就已经是长江流域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融合了。西线开启了古蜀文明多元融合的先河，共工氏在邛崃山脉东麓与从江汉平原过来的屈家岭人、石家河人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友好关系，标志便是宝墩九古城的城市风格高度承袭江汉平原的营造技艺。而比之更早的营盘山文化和桂圆桥文化，文明融合的特征并不明显。

古蜀文明西线的标志性特征是“名副其实”。

1、高山古城

成都西部偏南一带，考古发现了宝墩文化九座古城，包括大邑高山古城、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还有眉山登云古城。从最早的高山古城4800年开始，到3800年左右结束，延续了约1000年，也就是古蜀文明西线的时间序列。

宝墩九古城之所以能成为古蜀文明的起步区和先行区，因为此地拥有两大优势：川西横断山脉东麓、阳坡，古人都喜欢定居于此，阳气充盈，活力旺盛；邛地海拔比成都平原中部要高，距今5000年前后，率先干燥硬化，摆脱数万年沼泽湿地对人居的困扰。

高山古城始建于距今4800年前，是宝墩文化九古城中时间最早的古城。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原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34.4万平方米。其丰富的陶器遗存，既有西北文化因素，也有长江中游的同款。

宝墩九古城全部采用斜坡堆筑法建造，与湖北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古城建造技术基本一致，出土陶器上也明显带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纹饰风格。高山古城亦是如此。更有甚者，高山古城总共出土人骨116具，其中十几具人骨有拔除上颌侧门齿现象，显示强烈的山东东夷族群传统，约占整个古城出土人骨数量的10%。

2、宝墩古城（蚕丛王）

宝墩文化九座古城中，宝墩古城规模最大，占地面积276万平米，与浙江良渚古城、陕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并称“中华远古四大古城”，距今4550年左右始建，使用约250年。

常璩在《华阳国志 · 蜀志》中开宗明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1。”“封其支庶于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古蜀文明的序幕在人皇时代，而正式开基立业，是“黄帝支庶”，世为侯伯。

成都平原18000多平方公里，面积广大。被封在蜀地世为侯伯的黄帝支庶会落户在成都平原什么位置呢？

一方面，颛顼时代距今4500年，成都平原西部高山东麓阳坡已经变得干燥宜居，黄帝支庶一定已经不会是在周边高山河谷台地，而在成都平原富庶宜居之处。另一方面，从营盘山到桂圆桥再到三星堆这几个离西高地更近交通更方便的成都平原北部宜居之地，已经被颛顼外婆家蜀山氏所占据。所以，被封蜀地的黄帝支庶能且只能定居在成都平原西侧沿横断山脉东麓阳坡地势较高的一片土地，首个都城就是宝墩古城，部族领袖就是蚕丛王。宝墩古城始建时间距今4500年左右，考古与文献完全对上。

与宝墩古城时间比较接近的还有芒城古城、鱼凫古城、登云古城，应该都是蚕丛王一系的大型聚落。

3、古邛国

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西（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1。”其中“蜀曰邛”三个字特别重要，几乎是揭示古蜀文明起源最重要的文献记载，却一直未被注意并加以深入研究。“蜀曰邛”意味着蜀就是邛，邛就是蜀，把邛抬高到与蜀相提并论的高位。而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蜀大大有名，邛默默无闻。

按图索骥，今天成都平原上还保留“邛”字的地方是邛崃，成都平原的西偏南，旁边就是邛崃山脉。邛崃市往东川西大山东麓的阳坡一带，宝墩九古城全部坐落在此。历史上，这一带就叫邛地。常璩的记载的确符合成都平原文明肇兴的历史——最初的蜀并非指四川，也不是指成都平原，而是指成都平原西侧阳坡，考古学上宝墩文化所覆盖之此地。此地带着黄帝正妃嫘祖的养蚕技艺，引领古蜀文明蚕桑业的先河，所以才会被称作最初的“蜀”。蚕丛王因蜀而兴，起名蚕丛，并以野蚕“纵目”为王之图腾。

宝墩九古城位置关系图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又叫作“邛”呢？这个邛族是黄帝支庶吗？如果确是黄帝支庶，那它又是黄帝哪一支庶呢？答案就在“邛”字本身。

邛音qiong，古汉语中也读gong。邛造字左“工”又“耳”，意指名字叫“工”的那个氏族势力壮大，建造了城池都邑，就叫邛了。所以，邛就是工，工就是邛，一回事。

那工族又是谁呢？

商朝灭亡夏朝以后，在商朝疆域的西北方向，有很多“方”，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工方，又叫邛方。甲骨文记载商王多次举兵征伐工方。而这个工方的先祖，就是中国神话史、华夏远古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狠角色——共工氏。也难怪，都有一个“工”字。

共工氏的确是黄帝支庶，此话怎讲？

昌意乃黄帝正妃嫘祖所生二子昌意、玄嚣之一，属于血脉正根，昌意之子高阳氏自然根红苗正，所以继承帝位，是为帝颛顼。但是，颛顼继承帝位并非一帆风顺，出现了上古一个著名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2。”

此神话可以从真实的历史素地以解释：

首先，共工氏能够与高阳氏争帝位，说明他一定是黄帝之后。否则，在血缘而非地缘时代，其他氏族并无资格觊觎帝位。

其次，共工氏需要与高阳氏争帝位，证明他不是黄帝之位的法定继承人。既然是黄帝支庶，非嫘祖所生二子昌意玄嚣之后，没有法定继承权，要想登临大宝，只能自己去争。

如此，共工氏以黄帝支庶身份争地位，最终铩羽而归，“怒触不周山”，以泄其愤。好！黄帝支庶身份，不安分守己，争帝位未遂。未遂也就罢了，还怒触不周山，酿出重大安全事故，群众影响极其恶劣，绝不能惯着。结局只有一个，发配！发配到哪儿？发配沧州——当然是如同大宋时代沧州一样的落后地区——其时还极度蛮荒落后的成都平原。《山海经》记载为都广之野，一个“野”字，道尽时人对成都平原的印象。

4、郫县古城（柏灌王）

别看宝墩文化有九座古城，洋洋大观，实际上政治地位存在差别，标志为是否建有大房子——礼仪性公共建筑。九城之中只有两座拥有大房子，一座是宝墩古城，另一座是郫县古城。宝墩文化对应两位古蜀先王蚕丛王和柏灌王。既然宝墩古城是蚕丛王都城，郫县古城必定是柏灌王都城。巧的是，两座古城碳十四测年也前后相沿，不相冲突。宝墩古城大概距今4500-4300年代（有精确数据是4535年，使用2375年），郫县古城大约距今4200-4000年。

柏灌王在古蜀五代王中，存在感最弱。文献记载其活跃地区在郫县、什邡、彭州，恰好与考古发现郫县古城对得上。

《蜀王本纪》载：“蜀之王先名蚕丛，后代明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个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也颇随王去3。”不但明确了古蜀前三代王先后顺序和延续时间，关键是用春秋笔法揭示了古蜀前三代王朝灭亡的共同原因——瘟疫。蜀王不可能神化不死，在没有大规模人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民众也不会被迫或者自愿纷纷殉葬。此话的真实历史场景：成都平原是个群山环绕的盆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规模烈性瘟疫来袭，不但三代蜀王全部中招，其治下蜀民也大规模死亡，导致王朝崩溃。扬雄遵循避讳原则，用“神化”和“颇随王去”的春秋笔法来记述。4300年的蚕丛王如此，4100年的柏灌王亦如此，3100年的鱼凫王还如此。前后相距一千多年连续三代古蜀王朝，均在瘟疫冲击下崩溃，足见古代成都平原瘟疫发生之频、毒性之烈，先民承祸之深，受苦之重。

在宝墩九古城中，与郫县古城时间和器物风格比较接近的还有双河古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

5、安宁河谷邛海（西昌）

黄帝支庶共工氏在古蜀早期，与长江流域上溯族群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古邛国，包括了前两代古蜀王朝蚕丛和柏灌，考古学上呈现为成都平原先发的宝墩文化覆盖区。

两代古蜀文明蚕丛王朝和柏灌王朝都在瘟疫的打击下崩溃。先民大规模死亡，但不会彻底灭绝。残余的蜀民去向哪里呢？答案既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向西，进山，与彝族先民融合，形成今天的大凉山彝民聚居区，首府就在安宁河谷邛海之畔的西昌。

宝墩文化西迁遗民比同时代邛海安宁河谷的古彝民人数肯定更少，但文明程度显然更高。按照文明演化的基本规律，两大族群融合，一些上层建筑形态由文明程度更高的族群所决定，而不完全由双方的绝对人数以及在融合地定居时间长短决定。所以，最终安宁河谷的族群人种主体还是彝族，但邛海名之以“邛”，自然是外来共工氏的语言文字遗产，此一现象中国历史屡见不鲜。

比如，1949年台湾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从大陆败退上岛的120万国民党及其军队和家属决定，而不是由数量更多的600万原住民决定。

作为黄帝支庶，共工氏古邛国瘟疫冲击之下的幸存人群为何没有投奔三星堆自家兄弟，原因有二：

其一，客观上，无论是鱼凫王，还是柏灌王，两代族群都是因瘟疫而引发文明崩溃。瘟疫来临，死亡相当比例，剩下的人四散奔逃，逃亡的主要方向是进山，大山里是天然的躲避瘟疫的好去处。所以，古邛国人向西进山而不是向东投奔三星堆。

其二，主观上，作为黄帝支庶古邛人与黄帝嫡系三星堆人，可能还是存在天然的心理距离与隔阂，一个高傲，一个不服，亲不起来。人类先民野蛮是野蛮，落后是落后，但都颇有骨气。虽两番落难，也不愿意去投奔家族嫡系。当然，如果再往前倒2000年，大凉山的彝族也是自家兄弟——都是以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聚落群开枝散叶出来的同根。当然，也会有少量古邛国民为了生存，以个体身份投奔三星堆。从宝墩文化遗址与三星堆一期遗址某些面貌相同或者近似，也可证明。

古蜀文明北线的确立在于三星堆遗址近百件牙璋的发现。作者坚信“牙璋所到，必是夏朝”。一个王朝的核心礼器后世大规模出现在其他地方，必然是该王朝遗民在此地群体性活动并取得了政治上的话语权。古蜀文明的序篇要从横断山脉岷江上游河谷的营盘山遗址算起，它和其后的桂圆桥遗址、三星堆遗址一期人群都是来自西北大地湾遗址为核心的仰韶文化群体。与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期主体族群禹夏王朝遗民，本是同根生，天然亲且切。禹夏是黄帝正朔，三星堆是禹夏正朔自然也是黄帝正朔，可以与西线古邛国共工氏的黄帝支庶相对应。支庶与正朔的情感，可能隔阂大于亲切。三星堆三期青铜文明对应鱼凫王基本无争议，其辉煌时代戛然而止，与蚕丛王朝柏灌王朝一样，也是因为大规模烈性瘟疫的冲击，有《蜀王本纪》清晰文献记载“王皆仙化不死，其民颇随王去”。第五代古蜀王开明，名鳖灵，一个“开”字，一个“鳖”字，道出了他黄帝-禹启一脉的身世渊源，自然也被纳入北线范畴，尽管他身在川南，相隔四百年，也还是堂堂正正之主，不能算作貂尾续狗。

古蜀文明北线的核标志性特征是“来龙久长”。

1、营盘山遗址

《华阳国志 蜀志》开篇第一句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1。”人皇是中国三皇之一，距今6000-4700年。古蜀文明有如此早的族群存在吗？有！但是因为太早，早到其时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沼泽不宜人居，只能定居在川西北山谷高坡之上，它就是古蜀文明先驱——营盘山遗址。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处在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上，平面约呈梯形，东西宽12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遗址。茂县县城凤仪镇所在谷地是岷江上游面积最大的一处河谷冲积扇平原，也是岷江上游的地理中心，土肥地美，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一直是人类选择定居地点的理想之所。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5300-4600年，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之间存在较多共性，但差异也很明显。尚红习俗。

随着气候变化，成都平原生存空间更为广阔，营盘山先民沿着岷江河谷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从地形地理地貌顺畅便捷看，第一站自然就是桂圆桥遗址。

2、桂圆桥遗址

桂圆桥遗址，为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三星堆一期文化更早，且为其源头。总体文化面貌与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中段极为相似，该遗址中有大型的建筑物痕迹，说明这个遗址的规格比较高。桂圆桥遗址的文化形态考古学上又可以分为两组：绝对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的第一组，总体文化面貌与叠压于其上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相差较大。绝对年代距今约4600年左右的第二组，总体文化面貌与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中段极为相似，是成都平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蜀王本纪》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黄帝活跃时期距今4700年，营盘山遗址尚未废弃，桂圆桥遗址第二组还未开始。蜀山氏应该还是营盘山遗址的古蜀先民部族领袖家族——黄帝亲家，昌意岳父家，颛顼外婆家。

3、三星堆遗址一期

三星堆遗址开始有人定居的时间很早，早到与宝墩文化高山古城同期，都是距今4800年。但是三星堆一期直到距今3700年文明水平都比较低，就是一个大村子，没有营建城墙，没有大型礼仪性建筑，没有高水平器物，也完全看不到王权和高阳崇拜迹象，与同期的宝墩文化相比差距明显。应该就是从营盘山遗址、桂圆桥遗址、宝墩九古城以及西北陇山河谷零星而来各地移民的大杂烩。

按照本文整理的古蜀文明序列体系，营盘山遗址、桂圆桥遗址、三星堆遗址一期，从距今5300年到3700年的传承中，都是早期始祖部落状态，未能产生国家，当然也就不会有古蜀王。就在黄帝支庶——被发配到成都平原的共工氏在古邛地大兴土木建设九座宝墩古城之时，前述三个一脉相承的遗址整体上还呈现为松散的原始聚落形态，直到三星堆二期三期，才进入禹夏正朔三星堆阶段，并产生了古蜀文明大名鼎鼎的鱼凫王。

4、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期（鱼凫王）

近些年火爆互联网的三星堆，其实是三星堆遗址三期，距今约3300-3100年，古蜀青铜文明的高峰，因为出土文物过于离奇而为各方所关注。本系列已经在《落日余晖——三星堆为何一定姓“夏”》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三星堆四期与夏王朝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三星堆二期距今3700年至3300年，也是中原夏王朝移民的居邑。此处用“移民”而非“遗民”，因为此时夏王朝还没有灭亡。夏王朝建立不久，就遭遇“太康失国”“后羿代夏”重大变故，风雨飘摇。成都平原作为黄帝-鲧禹一系的后花园，遭遇如此重大挫折，一部分夏后氏贵族迁往蜀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后由ka4.2千年事件引发的300年大叠灾越演越烈，夏王朝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叠遭劫难，九死一生，十室九空，有条件的上层贵族持续迁往蜀地，可以想见。但此时夏王朝自己尚未进入二里头王都的大规模青铜时代，三星堆二期所见器物，只有小件青铜器。

至于三星堆四期一两百年时间，类似秦安大地湾遗址第五期常山下层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的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已是劫后余生，苟延残喘，在古蜀文明序列中无足轻重，不说也罢。

5、战国船棺葬遗址（开明王）

船棺是古代南方习水民族的一种特殊葬俗，以其船形棺作为葬具而得名。截至目前，已在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城区、新都、大邑、蒲江、什邡等地发现几十处船棺葬遗址。船棺在古蜀开明王朝时大量出现，不少随葬器物带有明显的楚文化印记，与开明王朝一世祖鳖灵的楚地血统有关。2000年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一处有17具大型船棺合葬墓，是目前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船棺墓葬，判断应为开明王族墓地和宗庙遗址。成都作为国家都城，源于开明王朝的两个典故：二是《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1”的迁都肇因；二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4”的蓬勃建都历程。

开明王朝战国船棺葬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已经相差400年，为何仍将其列为同一条文明主线？开明王鳖灵来自楚地，距今2600年代，此时楚地早已纳入北方华夏族统治范围。周成王分封时，第一代楚王熊绎为芈姓，熊氏，祝融后裔。屈原也是楚国王族，曾自豪地追述家史“帝高阳之苗裔兮”。

从开明王的名字大致可揣测其血缘身份渊源的端倪：开明的“开”与夏朝第二代开国之君启另一个名字重合——夏后“开”。开明王俗名鳖灵的“鳖”，也应传承自黄帝部族轩辕氏。轩辕氏其实是玄鼋氏的异形同音词。鼋是自然界体型最大的一种鳖，体型上圆鼓下平坦，象征华夏远古宇宙观“天圆地方”，典型的动物自然崇拜。

开明王朝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之后，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史载末代开明王的幼子泮在一众亲友老臣保护拥戴之下，带领三万军队，穿越数千公里，经云南、广西到达越南，建立了越南历史第一王朝“蜀越”，落日余晖，享国五十余年，也属不易。

鉴于轩辕氏-禹夏-开明乃一脉相承，尽管开明王鳖灵在成都平原南方起家，统治中心也偏南，仍将其列入古蜀文明北线：禹夏正朔三星堆。

古蜀文明的南线建构，大胆且极冒风险。本文明起源与远古史研究系列考证第四代古蜀王杜宇是良渚传人，在一般人看来不啻于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更有甚者，如果杜宇王还是彝族先祖阿普笃慕，是阿普笃慕也就罢了，还要与彝族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六祖分支”挂钩，很容易招来骂声海啸。杜宇王良渚传人身份的关键在于金沙遗址的三十件玉（石）琮器物体系，在良渚本土遗址之外，绝无仅有。与牙璋一样，远古族群的核心礼器就是其族群的身份证，有器必有人，何况还是成体系大批量出现。而良渚-东夷-江汉-川南，溯江而上，地理毫无障碍，人文有迹可循。如果杜宇王本就是彝族，扬雄《蜀王本纪》自然无需春秋笔法“从天堕”。对“止朱提”“江原井中出”“自立为蜀王”文献记载的人类学考察，都高度符合杜宇王非古蜀文明主流黄帝-禹夏一脉的身份定位。至于杜宇王良渚传人+彝族创世先祖的双重身份是否矛盾，可参考摩西之于犹太人的历史典故——摩西既是埃及王子，也是犹太始祖。人类先民在远隔万里的尼罗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上演了完全相同的文明演进剧本。巧合的是，二者发生的时间接近，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相差不过几百年。

古蜀文明南线的标志性特征是“去脉深广”。

1、从天堕（良渚东夷三苗）

与古老良渚玉琮的存在遥相呼应，西汉史学大家扬雄《蜀王本纪》对金沙遗址主人——第四代古蜀王杜宇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3。”一段看似平淡的王朝发家描述，“从天堕”，包含着一言难尽的历史信息、微妙精妙的春秋笔法和欲说还休的良苦用心——要么真的不知道来自何方，要么知道老底但不宜明说——在古蜀文明乃至汉家天下都是炎黄后裔掌握话语权的语境之下，除了黄帝禹夏世仇，还有谁的身份要用春秋笔法而不宜明说呢？如果知道杜宇王是彝人，自然无需春秋笔法“从天堕”。如果杜宇王本就是古蜀文明主流黄帝-禹夏一脉的后裔，登基是顺位继承，自然不用“乃自立为王”。

2、朱提（昭通）

历史没有任何良渚人和东夷人经过江汉平原大规模移民成都平原的记载。但是，江汉三苗集团以小群体乃至家庭为单位沿长江上溯，穿过三峡，巴山，在四川宜宾或云南昭通上岸，可以想见也合乎地理形态。杜宇一族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到达当时西南重镇滇北昭通，并利用昭通商贸、交通和资源优势，发展壮大。这便是扬雄《蜀王本纪》“止朱提”短短三个字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朱提就是昭通古名。古朱提曾经是重要的商贸交通重镇，是四川南下云南，去往广西乃至越南的南丝绸之路特别重要的一站。朱提还盛产白银，“朱提银”是中国著名的地理标志产品，直到明代还是官银的主要产地。如此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交通要道、商贸重镇、白银产地，来自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乃至下游太湖流域和黄河下游山东东夷，文明程度更高地区族群中的精英家族，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呼风唤雨，聚敛出豪商巨贾，再商而优则政，嬗变出政治巨头，是历史的必然逻辑。杜宇家族即是如此脱颖而出。

昭通，又是彝人长期聚居区。来自江汉平原的杜宇一族，要想开基立业建立王朝，首要依靠的必然是本土世居彝人。其文明程度和强大财力，长期与彝人混居、交往乃至通婚联姻，逐步蜕掉江汉平原色彩，泯然地道彝人，并进而摇身一变，登堂入室，成为昭通彝族领袖。众位读者不要觉得不可思议——纵观中华文明有传说记忆和文献记载的6000年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多重头大戏不都是如此剧本吗？

3、江源（崇州）

古崇州江源之所以能够进入古蜀文明第三条线——南线，依据还是《蜀王本纪》的记载：“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杜宇一族要想扩充势力，成就大业，还要在成都平原上扩大影响，取得奥援。远距离扩张，常用手法就是联姻。联姻对象首选意识形态相近。古邛国尽管主体为共工氏，但是长江流域的文明对其也是影响至深，乃至宝墩九古城的建筑风格都是来自于江汉平原而非西高地伏羲和黄帝老家。杜宇一族以联姻方式与成都平原西部的古邛国宝墩文化遗民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姻亲联盟关系。杜宇最终顺利登基称帝，与西部古邛国遥相呼应，与北部三星堆政治中心遥相抗衡，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江源井”的“井”字应该是有所特指，只是作者尚未能破译其中密码，猜想会不会是当时古邛地掌握井盐矿开发的盐业大佬。

4、金沙遗址（杜宇王）

从考古遗址测年看，杜宇族在距今3200年三星堆鱼凫王朝还未灭亡之时，就已经在距离三星堆古蜀王都200公里之外的金沙古城暗中积蓄实力了。到距今3000左右，杜宇正式在金沙遗址称王，史称“望帝”——中原周王朝的“四望”之国。此时华夏大地已经进入周纪年，金沙杜宇王国贵为周王朝四望国之一，地位崇隆，影响力巨大。

金沙杜宇王国疆域一度堪称幅员辽阔。据《华阳国志 蜀志》载：“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1。”颇有后世海陵王完颜亮“提师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豪迈。杜宇王朝从约距今3000年开始，直到距今约2600年被开明王鳖灵和平代替，前后绵延近四百年。

古蜀第四代王杜宇的良渚传人身份谜底，来自于金沙遗址出土的体系化玉（石）琮器物，其中包括：

——1支绿色十节玉琮，为1700公里外良渚古国老物件。

——1支彩色四节精美玉琮，为四川当地出产、仿制。

——25支素面单节玉琮，形制特征与齐家文化玉琮类似。

——3支在其他遗址中十分少见的石琮。

而十节老玉琮上的舞者形象，也揭示了这支玉琮浸润了深沉的东夷文化色彩。良渚与东夷文化在同一支玉琮上存在，也与5300-3100年超过2000年的东夷九黎联盟的历史命运恰好完全重合。

金沙遗址在包括牙璋、青铜制造等等一系列文明成就和礼仪规制方面对三星堆文化都是直接继承，却以其为核心单列一条古蜀文明线，核心原因有两个：

其一，金沙杜宇王国与西线和北线黄帝-禹夏后裔完全不同的外部族属身份，甚至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的良渚传人。

其二，金沙杜宇王国与西南地区第一大少数民族彝族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彝族后来三千年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很多王国，金沙杜宇王国是第一个彝民大国，杜宇还被尊为彝族人始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包括牙璋、青铜立人等大量器物相同，高阳崇拜也很鲜明，这一点相当具有迷惑性，极容易产生二者乃一脉相承的错觉。

5、彝族六祖分支

研究彝族起源的学者有一派观点，认为杜宇就是彝族先祖阿普笃慕，笔者认为此说相当可靠并予以采信。彝语中阿普是“祖先”的意思，笃慕就是杜宇，二词在彝语中发音接近。杜宇一族在昭通经商发家，以本土世居族群彝人为势力基本盘，再与邛地势力联姻结盟，娶“利”为妻，实现了商而优则政的华丽转型。

到末代杜宇王被开明王逼迫退位，最可能、最本能、最安全的退隐方向是回一代杜宇王龙兴之地，云南昭通彝族聚居区。于是，彝族历史上特大事件，也许是最大事件——“六祖分支”发生了。

彝文文献记载，彝族历史上曾经历洪水泛滥时代，在战胜洪水之后，由始祖笃慕主持，将其六个儿子慕雅枯、慕雅切、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史称六祖），带领子民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支，每两支人为一联盟形式，向一个方向迁徙、拓疆，将彝族先民分向各地，形成古代南中具有影响的民族。后世的彝族把这次重大的历史活动称为“六祖分支”。武部落长慕雅枯、乍部落长慕雅切率两支人向南边沿普渡河流域发展，直达滇南及滇西一带。糯部落长慕雅热、恒部落长慕雅卧率两支人，沿金沙江流域逐渐进入现在的凉山、川南及昭通乌蒙山区。布部落长慕克克、默部落长慕齐齐率两支人向中部发展，逐渐发展到现在的曲靖、宣威和贵州的兴义、普安、安顺、威宁、毕节水西一带，其中少部分人南下进入现在的广西隆林等地。

直至今天，彝族人保留一种风俗：认为人去世后，魂灵必须回到祖先发祥地，也就是回到“六祖分支”地去。现存的18部彝文《指路经》，其终点大多指向滇东北，特别是今天的云南昭通。“六祖分支”发生在昭通，昭通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这就与笔者所猜想昭通为杜宇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成为败退成都平原，向川西云南乃至贵州广西二次发展的起点相一致。

还有一种可能，末代杜宇王受开明王软禁，不被允许回彝族聚居区，只能退隐西山——也就是杜宇一族的老祖母朱利老家古邛地。末代杜宇王继承人新一代杜宇王带领家族回到或者说逃回到昭通彝人聚居区。面临开明王步步紧逼的严峻政治形势，审时度势，在昭通主持了彝族历史上最重大的决策——六组分支。

外族融合成为本族的始祖级人物，历史并非罕见。犹太人有著名的摩西出埃及记，据考证摩西并非犹太人，而是古埃及皇子，不受法老待见，于是与同样受法老奴役迫害的犹太人结成联盟并成为犹太人领袖，带领犹太族离开埃及，跨过红海，重回迦南地。摩西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古埃及印记。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法老就叫图特摩斯，与摩西很像。犹太人也认同这个非犹太血统的异族领袖，并将摩西拜为与亚伯拉罕、大卫王、所罗门王同等级别的犹太始祖。

古蜀文明的整体特征在于“江河交融”——一部长江中下游文明与黄河中上游文明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跨越3000年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全新地域文明新形态的宏阔史诗。三条线此起彼伏，没有任何一条线纯粹由黄河文明或长江文明衍生，都是江河文明交融的产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在“涿鹿之战”和“禹征三苗”期间多有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争斗，结怨颇深。“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无论来自何方持何观念的族群，无论曾有多大恩怨情仇，到了成都平原，都和平相处，罕见征战与杀戮，在人类还处于相对野蛮时代的文明进程中，显得相当另类。

（文明博大精深，笔者疏陋浅闻，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晋)常璩撰.华阳国志[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2]何宁撰.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扬雄撰,(明)郑朴辑录.蜀王本纪[M].北京: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2004.

[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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