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将军曾获毛主席的高度赞誉，称“有陈在道，中原之福”。这一赞誉，既因其非凡的军事才干，也因其坚定的党性和坦荡的人格。不管是在长征时担当掩护主力的先锋队，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役中屡次建立卓著功勋，他一直都在践行着忠诚和勇气。面对多次的挑战以及变幻莫测的时局，陈再道始终秉持着无私的信念和坚毅的品质。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陈再道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站稳脚跟，成为众多人心中的英雄呢？接下来，小史就带大家一同去了解一下。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狂卷全国，社会不安定，局势很杂乱。在这样的情形下，毛主席于武汉视察期间，忽然把他的“大警卫”杨成武找来。会议室里氛围严肃，毛主席平静地问道：“成武，你晓得陈再道不？”
杨成武有些意外，回应说：“认识，建国以后才有机会跟他打交道。陈将军一直跟着您闯天下，大伙都特别敬重他。”毛主席点了点头，好像心情稍微轻松了些，接着又陷入了思考。杨成武明白毛主席提到陈再道，肯定是有深意的。这时候的陈再道，身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正承受着文革风暴带来的巨大压力。1967 年武汉的情况尤为繁杂，陈再道虽说在革命时期凭借着非凡的勇气和出色的战功被毛主席赞为“一员战将”，然而此刻的他却由于直爽的性格和果决的行事风格，深深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里面。
陈再道没上过啥正规的学，然而凭借着坚定的党性以及强烈的革命精神，获得了毛主席的充分信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他的英勇表现使他在军事领域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在文革这场政治风浪中，他的直率和果敢却致使他变成了局势里的一个敏感人物。
1909 年 1 月 24 日，陈再道在湖北降生，他家境极为贫寒。父亲早早离世，母亲和姐姐也先后故去，年少的他只能和叔父共同生活。11 岁起，他便下田劳作，日子过得艰辛，命运貌似就这般平凡无奇。
1926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命运为他带来了转变的契机。就在那天，陈再道在去王福店买肉的途中，无意间听到石寨上有振奋人心的歌声传来。出于好奇，他登上寨顶，瞧见一名青年正在动员农民组建敢死队，呼吁大伙拿起武器去对抗地主。这个人便是王树声，是乘马岗初级小学的共产党员。
陈再道的内心被激动的情绪占据，认定这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就这样，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到这支队伍之中。他本来姓程，报名的时候，登记人员把他的名字错写成了“陈”，他当时没察觉，从此就叫“陈再道”了，而且这个名字也一直被他使用下去。
敢死队的装备很是简陋，仅仅有三条半枪，其中还有一支是炸膛的，得绑上铁丝才能凑合着用。由于武器匮乏，队员们就着手自己打造刀枪。陈再道有着过硬的武艺，他教众人练罗汉拳，还渐渐把里面的器械套路加以简化，提升了队伍的战斗实力。
没过多久，陈再道和队员们跟农民协会联手，对当地的大恶霸地主丁枕鱼采取行动。这丁枕鱼可不是善茬，专爱欺负乡里乡亲，在村里都被称作“麻城北乡一只虎”。
听到外面有动静，丁岳平匆忙溜走，而老爷子丁枕鱼则把家门紧紧关闭。陈再道领着敢死队搭人梯翻墙进去，顺利突破了丁家的防御。次日，他们押着丁枕鱼游街，让当地的地主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震慑。
1937 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陈再道获任 386 旅副旅长，成为陈赓的得力帮手。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组建“东纵”，陈再道担任司令员，承担起在冀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重任。冀南属于战略重地，那里土匪和地方武装横行，形势颇为复杂。陈再道运用政治办法，调解了土匪和保安团的矛盾冲突，顺利达成了停战协定，为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率领东纵设立了多个军分区以及抗日政权，快速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
陈再道不仅亲自组织干部培训，而且创办了“抗日军政学校”。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该校培养出了600多名干部。陈再道坚决贯彻“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顺利地把众多土匪和游杂武装转变成为抗日力量，给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940年，陈再道刚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就投身到“百团大战”之中，领着军民频频打破敌人的围剿。其后，他率领冀南军民展开了数千次战斗，将冀南军区锤炼成了顽强的抗日力量。
日本投降后，陈再道率领经改编的冀南纵队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在诸如上党战役以及邯郸战役里，他屡次立下显著战功，是这些重要战役的关键人物。1947 年，陈再道指挥的 7 个旅于羊山集将国民党整编 66 师全部歼灭，俘虏敌人 3000 多人，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再道依旧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将他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积攒的丰富经验充分施展出来。不管是军事指挥方面，还是和平时期的管理工作，他都可以很快适应，并且圆满地完成任务，从而获得了同事们的普遍敬重。
在特殊阶段，陈再道陷入了政治风浪之中。作为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他，由于坚守原则，触怒了一些高层人物。结果他遭到污蔑，被调离武汉，发配到江西的农场去劳动改造。这时候，他的老朋友韩先楚了解到他的境况，特别着急。
听说陈再道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韩先楚打算做点什么。他给周总理打电话，建议让陈再道去福州“做身体检查”。周总理听了，表示同意：“行啊，做身体检查，这没问题！”就这样，周总理批准了韩先楚的提议。
很快，陈再道被接到了福州。韩先楚给他安排好了住的地方、专门的车辆以及医疗队伍，保证他的身体能被好好照料。在福州军区，陈再道有着和在职军官一样的待遇，生活条件变好了许多，他的健康也慢慢好起来。虽说他不再亲自去指挥了，可在不少人心里，他仍旧是榜样。
1956 年 6 月，陈再道在武汉军区工作已满一年，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抵达了武汉。此次之行，毛主席创作了闻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游泳完毕后，众人在汽艇上休憩，毛主席身着浴衣，心情畅快地和大家聊天。这时候，有一位随行人员拿出一个苹果，打算削皮，毛主席赶忙制止道：“吃水果最好别削皮，洗干净就行。要是非得削，那也得削薄点，毕竟果皮和果核里有营养最丰富的部分呢。”
打那往后，陈再道只要一吃水果，就会记起主席的话，水果刀基本就不用了。1961 年，英国的蒙哥马利来中国访问，毛主席陪着他去游长江。陈再道也上了汽艇。主席瞅见他后，很热情地给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咱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啥文化，不过打仗特别勇猛。”蒙哥马利特别吃惊，主动去和陈再道握手，对他充满了敬意。
然而，陈再道的直性子有时会惹出麻烦。1964年，解放军总参谋部让各军区培育“尖子兵”，全国大比武引发了众多讨论。陈再道在讨论中坦言：“罗总长怎么说，咱就怎么做，谁在那位置就听谁的。”还曾打趣说：“毛主席吃半碗白浆糊，咋还能那么壮实，胖得跟啥似的。”这些话虽说没啥坏心，却被人抓住了把柄。
1967年，陈再道收到紧急通知后，前往京西宾馆。杨成武进来后请他坐下，并说道：“毛主席多次打听你们的状况，我由于工作繁忙没能够及时做出安排，给你们带来了许多困扰。”听闻此言，陈再道忍不住泪如泉涌，像个小孩一样哭了起来。
1972 年，周总理把总政治部的田维新和魏伯亭找来，一起商量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事宜。1967 年的时候，这两人就离岗了，陈再道更是有六年没工作了。周总理建议给陈再道安排一个和原来职位差不多的岗位。虽说当时大军区有岗位空着，可想要安排得合适并不容易。一番协调后，田维新最后联系上了当时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
虽说陈再道的职务比之前低了些，可他丝毫没有怨言。在福州军区工作时，他依旧保持着革命时的那股劲头。不管是去视察部队，还是组织救灾，又或是带领士兵训练，陈再道都始终不变，也因此赢得了部下的敬重以及韩先楚的认同。陈再道这次复出看似是“被降职”，然而他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毫无抱怨，最终也表明了他仍旧是那个不怕困难的战士。
铁道兵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一直在艰苦条件下拼搏，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巨大代价。陈再道作为铁道兵的带头人，内心痛苦万分。他和这些战士一同经历了众多艰难时光，目睹了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挥洒的青春与汗水。当裁军的决定公布后，不少长期和家人两地分居、生活困苦的老兵，不得不面对突然被裁的境遇。陈再道满心无奈，他来到邓公跟前，怀着请求与不舍之情，恳请中央“高抬贵手”。然而，邓公果断地予以拒绝。
陈再道并未埋怨邓公，他心里清楚，这事儿背后关乎着国家发展的大局。1984 年 1 月 1 日，铁道兵部队正式转业，就此成为了历史。对陈再道而言，这着实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并未因此对邓公有什么不满，因为他明白这是由国家长远发展的大局来决定的。虽说心里有些失落和无奈，但陈再道还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后续的工作当中，不管是当军委顾问，还是做铁道兵司令员，他都始终如一地尽着自己的职责。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陈再道并未被这裁军之事的冲击搞得心怀不满。虽说铁道兵的裁撤让他特别痛心，可他始终觉得国家发展的需求得放在首位。在他眼里，自己作为一个老兵，很清楚国家和军队的改革是没法躲开的必然进程。他没怎么发牢骚，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个实际情况，接着履行自己的职责。陈再道这辈子，不管是从革命年代到战场上的奋斗，还是到改革时期的坚持，他一直都把国家和人民摆在心里最关键的地方。
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因病与世长辞，终年89岁。邓公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悲痛不已。尽管两人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立场和看法存在差异，然而邓公对这位老将军的情谊依旧深厚。邓公坦言：“对不住他。”这份愧疚与遗憾，仿佛汇聚成了那段历史中难以言说的痛处。陈再道的一辈子，从未有过埋怨，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时代的重负，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极具标志性的英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