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用“黑社会”来比喻生育这一现象，那些没有加入生育行列的人不知其可怕；而一旦加入，又往往不敢道出其中的可怕之处。

如今的社会，女性在面对生育问题时，存在非常多的担忧。比如，生育之后可能面临家庭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社会教育内卷严重，生了孩子还得考虑购买学区房等。种种因素让部分女性在想到结婚生育时，并不会觉得这是十分美好的事情。

从 2013 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到 2016 年的全面二孩，再到 2021 年的三孩政策，生育潜力和意愿被大大释放了。不过就现状来看，即使这道大门“大大敞开”，生育的女性仍以 35 岁以上、高学历、高收入且稳定就业的为主，她们人力资本更高，按常理来说应该是不愿意生育的。那为什么这一群人最终愿意生呢？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蒋莱自 2017 年开始合作，陆续访谈了 45 个家庭。通过她们的研究，想要探讨个体和家庭究竟是如何做出生育抉择的。

他们的生育观念不仅体现在政策变迁之下，给出的生育理由也较为新颖。其中的一个让人觉得“新颖”的理由便是丈夫愿意参与育儿。有一位被访者在考察了丈夫能否成为一个好爸爸并建立起信心后，才考虑生育。

生二孩的理由中，最集中的理由是“两个孩子好作伴”，以及能减少未来养老赡养父母的压力，这是比较新的社会现象。

在育儿方面，以母亲的原生家庭抚养为主，这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关系最为紧密。两位教授的受访者严文婷在征得母亲同意且母亲愿意帮忙带孩后，才选择怀孕。女性生育会考虑到原生家庭在经济和时间上的支持和投入。

原生家庭介入支持生育后，虽然减轻了女性的育儿压力，但想要改变女性在生育中的困境，却并非易事。家庭，看似像一根棒棒糖般甜蜜温馨，实则可能是权力斗争最频繁且最隐蔽的场所。

沈洋教授老公：就像沈老师比较要强，当我文章发多了，她会让我休息休息，反正不能超过她。

沈洋教授：我们都是同一年评上副教授，可他发展得太好，如果我停滞不前，我心里难免会不平衡。职场发展的状况，肯定会影响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沈洋教授老公：我们在一起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在承认对方为家庭，尤其是为育儿所付出的努力。

沈洋教授：真的吗？真的能做到吗？很多时候，整天听到的却是“你做的少”这样的指责。

沈洋教授老公：这其实就是一种斗争。

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孩子跟母亲姓才更公平。要打破孩子随父姓这一常规，争取冠姓权。一个前提条件是女方家庭在经济和育儿支出上有显著付出。

受访者宋玉涵，婚后与丈夫住在娘家，丈夫工作由老丈人介绍，每月给公婆 3000 元补贴，即便如此，夫家对于二孩随女方姓仍不太情愿。

关于全职爸爸的讨论逐渐增多，但这并未真正改变女性的困境。甚至有些母亲为维护丈夫的自尊心，跟孩子说爸爸仍是一家之主。女性既要在外赚钱，规划孩子的教育，还要照顾丈夫的自尊心。

在生育行为中，受访者中有四位主动表示二孩是意外怀孕。通常男方在性行为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方要么是没有意识，要么是没有能力去贯彻安全的性行为。大多数被访者对于丈夫已经没有期待了，她们对丈夫在家庭中的要求，仅仅是能赚钱，能带带孩子玩就满意了。

部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常常做一些认知过劳的行为，比如购买孩子的衣服，一买就买三件，结果要退掉两件，一根跳绳要买三根。在做决策时，有时候会缺乏周全的考虑。

一个家庭想要越来越好，需要明确，家庭应是最小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总目标要以家庭的每个成员的茁壮成长为主。要考虑个人休闲时间是否增加、生活满意度如何等，而不能以孩子为中心，牺牲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爱应当是去中心化的。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社会应营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减少因生育给女性带来的职业发展障碍。家庭成员之间也应加强沟通与理解，摒弃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而且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家庭的实际需求，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女性在生育和家庭中的处境，实现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文本来源 @一条 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