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无数人的梦想，也成就了无数人的传奇。
1898年，古老的中华帝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动荡，那一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试图通过变法图强，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但这场变革却以失败告终，康有为顺利逃生，而六位仁人志士却血洒菜市口，他们就是“戊戌六君子”，他们分别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
01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悲剧
当初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对维新派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风而逃，流亡海外，而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则未能幸免，被捕入狱，最终被处以死刑。
这六位君子皆因变法殒命，然而其命运轨迹大相径庭，身后之事亦截然有别。有人从容赴死，有人仓皇逃亡，有人曝尸荒野，有人魂归故里。
首先是谭嗣同，这位湖南名门之后，变法失败后，他本有机会逃亡，但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
他最终在菜市口遭斩首之刑，幸有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与侠肝义胆的大刀王五，遗体方得运回湖南老家安葬，身后事才有所着落。
与谭嗣同的从容赴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广仁的凄凉结局。这位康有为的弟弟，在变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可变法失败后，他却没能像哥哥那样及时逃脱。他被捕后，同样被处死于菜市口。
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遗体竟然曝尸街头两日无人问津。最终还是广仁善堂的工作人员将其草草收殓，埋葬于乱葬岗。曾经为国家前途奔走的他，死后竟落得如此下场，令人不胜感慨。
林旭这位福建福州的富家子弟，他的命运同样令人扼腕。他的妻子沈鹊一心想为丈夫收尸，却遭到家族的强烈反对。
在那个注重名声的年代，家族不愿因为“乱党”的罪名而蒙羞。
最终林旭的叔父从福建老家赶来，将他的遗体运回安葬。沈鹊的遗憾，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哀缩影。
而杨深秀，这位来自山西的士绅，他的身后事则多亏了同乡的仗义相助。山西商人刘笃敬冒着巨大的风险，派人将杨深秀的遗体收殓并运回山西老家安葬。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这样的义举显得尤为珍贵。
同样来自四川的杨锐和刘光第，他们的命运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变法失败后，两人一同被捕，一同赴死。
他们的同乡李徵庸得知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从天津赶来，为他们购置棺木，并将他们的遗体护送回四川老家。
六君子的命运各不相同，他们的身后事也各有悲欢。这其中，既有个人选择的因素，也有时代环境的制约。
02
留京就义的深层原因
谭嗣同的慷慨赴义，一直被后人传颂。
谭嗣同的形象被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成为了后世理解谭嗣同选择留京就义的主要依据。
不过历史的真相往往是复杂而多面的，除了“以血唤醒国民”的崇高理想之外，谭嗣同留京就义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来是为了保护他的父亲谭继洵。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是封疆大吏。
谭嗣同心知肚明，其参与的“围园杀后”之谋倘若败露，那后果定然极为严重，难以想象。整个家族怕是都跑不了，尤其是他的父亲。
与其让父亲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不如自己一人承担所有责任。
并且谭嗣同当时可能身患重病，根据梁启勋在《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补遗》中的记载，谭嗣同曾对梁启超说过：“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
此外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也提到，谭嗣同的病情在变法期间一度加重。如果谭嗣同自知时日无多，那么选择留下，以死明志，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当然“以血唤醒国民”的理想也是有的，谭嗣同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变法图强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希望用自己的牺牲，唤醒麻木的国人，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变法运动中来。
这三个因素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谭嗣同留京慷慨就义的完整画面，展现出其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它们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谭嗣同的最终抉择。
诚然历史的真相或许终究难以被全然还原。其复杂性与多面性，注定了我们只能在追寻中不断接近，却难以抵达完全还原的彼岸。
我们能做的，只是根据现有的史料，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尽可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所思所想。
03
六君子牺牲的深远影响
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菜市口，也震动了整个中国。他们的牺牲，在不同群体中激起了不同的反应。
对于维新派来说，六君子的死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悲痛之余，也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信念。
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发表文章等方式，大力宣传六君子的事迹，将他们塑造成为了变法的殉道者，激励更多的仁人志士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
只是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六君子的牺牲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清廷的宣传机器把六君子诋毁为“乱臣贼子”，肆意散布诸如他们“图谋不轨”“祸国殃民”之类的谬论。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许多百姓信以为真，对六君子非但不同情，反而抱有敌视的态度。这种舆论环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麻木和愚昧，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中也曾提到过这种“看客”心态。
清廷处死六君子，除了清除异己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杀鸡儆猴，震慑那些心怀改革的知识分子。慈禧太后曾说过：“若不除掉这些狂妄之徒，将有朝堂难安之忧。”
这句话充分暴露了清廷顽固保守的本质，以及对任何改革的恐惧和抵制。
但六君子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的牺牲，唤醒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反思。
于上海、广州等地，部分开明的士绅与文人悄然开启私下研讨，对变法予以思索，深刻反思国家之命运。他们或许没有公开表达对六君子的支持，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埋下了变革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