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曾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经过1961-1963年的经济调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到1964年，国民经济状况已明显好转。国家业已开始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按照原来的设想，“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周恩来曾用一副对联概括这一计划的中心任务：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因此，“三五”计划当时也曾被称为“吃穿用计划”。

但是，历史往往不是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来发展的。进入60年代以来急剧恶化的国际形势，使国家不得不对上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作出重大改变。

60年代初期，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和苏联竭力推行扩张政策，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对中国极为敌视，甚至把中国作为其主要敌人。美国的战略重点也逐步从欧洲向亚洲倾斜，“从一个反对俄国、以北约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然宣称：“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接连在邻近中国的日本、韩国、菲律宾、南越、泰国和中国的台湾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从东北到南方对中国大陆构成战略包围。1964年，美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由原来出钱出物支持南越吴庭艳集团打“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发展到派遣美军直接参战。当年8月5日，美国飞机悍然轰炸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了直接的严重威胁。中国再次面临着与朝鲜战争前期相似的局势。8月6日，《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决不会坐视不救。”这表明，中国不但要做越南的战略后方，准备援越作战，同时也不得不准备应付美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在北部和西部，中国遭受到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曾是中国的盟友，对中国的经济、国防情况十分了解。从50年代末起，其当权者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几年之间，苏联不仅制造了一系列恶化中苏关系的事件，而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从西到东进行军事集结，派驻的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20万人很快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对中国实行大兵压境的威逼战略；全苏1/3的战略导弹也指向了中国的重要设施。中苏边境紧张对峙，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在西南方向，印度在长期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又于1962年向中国发起了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此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并未解除。在此期间，占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在美国的支持下，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派出武装特务窜犯袭扰，使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不得安宁。

由上可知，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周边环境可以说是四面紧张，异常恶劣。这就迫使中国无法安心进行和平经济建设，而必须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中国不是不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是国际形势不允许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中国绝不想打仗，但敌对势力迫使中国不得不准备打仗。

从当时国内战备情况看，也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1)工业过于集中。当时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备现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研究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后指出，战前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致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中国应汲取这一深刻教训，建设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

正是出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考虑，着眼于加强国防与改善工业布局，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同时提出，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所谓三线，是按地区划分的。一线是东北及沿海各省市，三线是指云、贵、川、陕、甘、宁、青、豫、鄂、湘等11省区，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二线是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线。

6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反复说：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潦草。只有那么多钱呀，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从两头修起。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就放心了。对于各省的小三线，毛泽东也很重视，他说：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讲了几年了，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运，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

对战争的紧迫感使毛泽东十分焦急。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迫，语气也越来越严肃。7月2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北京、天津地区要搞三道防线，准备打仗。7月15日，他又谈道：沿海、沿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一有战争爆发，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北京大学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经过会议研究决定，现在要集中力量搞三线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今后所有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到第三线，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全面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中心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是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动员令。由此，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最终形成。

1965年9、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拟定的“三五”计划。修改后的“三五”计划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这样，“三五”计划就正式将原来的以吃穿用为中心，改变为以战备为中心。从此，三线建设迅速掀起高潮。到1970年“三五”计划按期完成后，国家相继实行的“四五”、“五五”两个五年计划，仍坚持了加强战备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我国的三线建设获得了长期持续的进展，逐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中国国防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战备，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因此，加强国防工业的建设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70年代中期，三线地区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核工业系统；还有航天工业基地，以及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原来主要依靠一、二线的局面，大大改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布局。这对于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三线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的。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已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三线建设的规划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强调必须把战备和长远建设结合起来。196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地方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他要求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即战备和长期建设。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并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周恩来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搞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他强调搞三线建设要有长远规划，15年要在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

根据国家关于三线建设要把备战和长远建设相结合的精神，我国的三线建设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着力对我国西南、西北内地进行综合性开发。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川黔、贵昆、成昆、裹黔、裹渝等10条铁路干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这就较大地改变了我国腹地交通闭塞的状况。在基础工业方面，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大中型水电、火电站68座，开发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这一时期，共建成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个，有色金属企业945个。1965年到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共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较快发展，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建设，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初步改变了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共形成重大产品专业生产、科研基地45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三线地区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1/3。

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长期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铁路、公路的开通，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出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更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三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机遇。直到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1年1月，刘华清曾说过：三线建设“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段话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奋战在三线工地的建设者们的精神风貌，而且从根本上指出了我们今天对待三线建设应取的态度。回首当年三线建设那火热的岁月，重温以往建设者那无私奉献的忘我情怀，对于今天和以后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意义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

三线建设的巨大成果，凝聚了几百万建设者们的聪明才智、艰辛劳动，凝结着全国人民的心血。在范围及于13省（区）、占国土1/3的祖国腹地，在历经三个五年计划的长时期内，响应党中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不讲条件，不问报酬，不计得失，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三线地区。建设者中有从国家机关抽调的上千名领导干部，有从科研单位选调的上万名科技人员，有从沿海内迁的数万名职工，有从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调来包建的十几万名工程、管理和生产骨干，有成建制调来的数十万建筑安装队伍，有解放军的铁道兵、工程兵指战员，还有上百万民兵民工，总数超过400万的人力投人了三线的建设之中(这尚不包括奋战在各省“小三线”的建设人员）。大规模三线建设的展开，形成了数以百千计的施工现场，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在30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进行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大会战。在会战中，建设者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争时间抢速度，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的动荡、混乱的政治环境中，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谱写了一页页爱国主义的动人篇章。

三线建设首先是从修铁路开始并以之为重点的。在遍布广大三线地区的铁路系列建设会战中，近20万铁路职工、铁道兵指战员和上百万民工组成的队伍，以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精神，投人了施工作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他们开挖了土石方6亿多立方米，架构了总长度420公里的3500座桥梁，打通了总长达1000多公里的1750个隧道。三线地区铁路建设条件之恶劣、艰苦，建设者们奋战精神之英勇顽强，仅从成昆铁路的修建即可见一斑。连结成都和昆明的成昆铁路，是三线地区的一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这条干线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70%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极为复杂。这一地区素称“地质博物馆”。干线跨越的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如此艰险的铁路建设条件，在中国和世界铁路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筑路过程中，建设者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铁道兵部队某部战士徐文科在隧道发生大塌方、巨石压烂下半身的情况下，临终前仍坚毅地表示：“我为修成昆铁路而死，死得光荣。”建设者们以惊人毅力，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创造出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1970年7月1日，总长1085公里的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全线共修建桥梁991座，总长度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修凿隧道427座，总长度341公里。桥梁和隧道相加的总长度，竟占全线总长度的39.4%。全线有1/3的车站因地势险恶，无合适的地方可建，只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

建设项目重中之重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坐落在四川人烟稀少、山岭陡峭的横断山脉渡口。5万建设者在通常不具备大规模施工条件的荒凉的山坡上，摆开了施工会战的现场。他们的粮食要自己用骡子运，吃水要下到谷底去取，吃不到蔬菜，只好干粮就野菜。建设人员发扬“干打垒”、“人拉肩扛”的精神，经过十余年艰辛创业和科研攻关，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到1980年，这一企业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

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炭生产会战，十多万建设者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斗志始终非常高昂，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按期完成了年产近1000万吨的矿井建设任务。在四川、湖北、河南等省展开的石油、天然气大会战中，40多万建设人员在荒山野岭中夜以继日地奋战，打出了一口又一口高产气井油井。

从西北人迹罕至的荒原沙漠，到西南交通闭塞的深山僻谷，三线建设会战工地的动人事迹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正是靠这种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忘我的奋斗精神，三线建设者们建起了我国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他们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

毋庸讳言，三线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规模过大，要求过急，进程过快，过分强调战备需要而对经济效益有所忽视，以及造成某些浪费。这些不能不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偏差并非决策失误所致，也不是三线建设的主流，而是在贯彻实行三线建设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历史证明，三线建设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三线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史上伟大的壮举，即使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也是瑕不掩瑜，其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丰富的、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三线建设的巨大功绩是永远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