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署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了停战令。同日，有国共两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有声有色、隆重热烈，各分组委员会的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1月31日，蒋介石致闭幕词后，政协会议落下帷幕。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美国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为此，成立了以美方为主席，国共两党参与的“军调部”。
这时，党内也开始弥漫着一股和平的气氛。父亲在延安干部会上，要大家认清时局的变化，头脑清醒，要有应对和平战争的两手准备，并将此具体为：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
蒋介石在施放了一阵“和平”烟幕弹后，再次露出了屠夫的面目。6月26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五十万大军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原解放区。
从7月到9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
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11月上旬，蒋介石下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西渡黄河人陕西，准备与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突袭延安。
面对敌人的进犯，父亲对保卫延安的部队说：只要坚持斗争，蒋介石就一定会倒；我们的任务是打垮胡宗南的军队，配合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47年3月上旬，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为着工作上的便利，成立了父亲为书记，朱德、董必武为常委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
中央工委离开延安前往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一路上，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临时宿营地，父亲一直关心着年长自己一轮的朱老总的安全和健康。
有一次，中央工委一行数十人深夜渡过黄河，天明后，父亲和朱德分乘两辆吉普车沿着一条大路前进。老乡告诉他们，最近敌机经常在这一带上空盘旋、轰炸，必须马上离开大路。
事有凑巧，朱德的那辆车这时突然抛锚了。父亲马上和他的警卫员下车，请朱德和他的警卫员上自己的那辆车。朱德推辞不了，只好上车先走了。
父亲和警卫员原地留下，等候司机修车。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敌机果真来了，沿着公路疯狂扫射，大家赶紧躲进附近的山洞。
等敌机飞走，司机把车修好，他们才上车赶路。到天快黑时，他们才同大家会合。
在奔赴西柏坡途中，父亲他们来到晋察冀边区，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在山西五台迎接他们。这一带全是山路，很不好走。
在五台和阜平交界处，要经过一座木桥，父亲的坐骑突然失了前蹄，一下竟将他跌倒河里。刘澜涛见了，紧张得要命。
幸亏桥不高，河水也不太深，父亲没受伤，但大衣已经湿透了。地方上的同志送来了一件新大衣请父亲换上，可无论怎么劝说，父亲都坚决不肯。
时值寒春，又是在山区行走，父亲穿着湿透的大衣上路了。大家看到了这一情景，都非常感动，感叹道：“中央领导同志真是处处给我们做榜样。”
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上，父亲说：“一定要切实节省人力物力的消耗，减轻负担，爱惜民力，保护民力，单纯的财政观点，没有群众观点是错误的。”
5月3日，父亲同朱德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聂荣臻、刘澜涛、肖克、罗瑞卿见面。中央工委机关设在了平山西柏坡。
一次，陈毅在山东打了个大胜仗，派人送来了一大批战利品，有炼乳、牛肉罐头、香烟、背心等。
父亲人在西柏坡，心系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马上把战利品中的大部分送往陕北，余下的机关同志每人一份。
原定于5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士地会议，由于胡宗南军队的进犯，改在了7 月17日在西柏坡召开。会场设在山沟中的一块平地上。中央工委、各地解放区主要领导，以及华北地区各地委负责人，共一百零七人参加了会议。
这是父亲第一次独立主持全国性的会议。会议开了近两个月，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与会者立即行动起来，奔赴各解放区，去进行那开天辟地的从未有过的“伟大工程”
父亲为了掌握土地情况，对冀晋区党委书记赵振声说：“我要到太岳四地委梁雨晴那里去，和他一块传达文件，但你不要告诉他。
赵振声先行一步，来到四地委行署所在地尤家庄，只见梁雨晴独自坐在屋里，双眉紧锁。原来，他怕自已文化低，领导的讲话记录不全，会议的精神传达不好。
赵振声知道这情况，对他说：“不用愁，我们来帮你开这个大会。”梁雨晴 一听，忙说：“行，行！我真是求之不得。”两人商定后天召开全地委土改工作会议。
第二天，太阳快要落山了，梁雨晴还不见赵振声的人影，心里不免着急起来突然，一声“老梁同志”的熟悉声音传来。梁雨晴定睛一看，赵振声背后竞站着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
梁雨晴喜出望外，忙把两位书记请到屋里坐下，倒了两杯白开水，便要去安排晚饭。父亲说：“不要去安排，伙房做什么，就吃点什么。”“你胃不好，是否做点软和的？”“不用，我能吃。
伙房开饭了，晚上是馒头、白菜汤，炊事员特地炒了一盘鸡蛋端上来。父亲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表示不用为他搞特殊。
晚上，三人挤在土炕上谈了一宵。父亲说：“搞土改是新事物，边学边干，上靠政策，下靠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同时，还就如何发动群众，怎样搞好工作以及注意事项等，逐一向梁雨晴交代。
第二天，会议准时召开。赵振声主持并宣布：“下面请少奇同志给大会作报告。”话音未落，整个会场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
掌声平息，父亲在讲了目前的形势和土改的意义后，说：“耕者有其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要给地主留一份，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农民总是希望发财的，劳动致富是允许的，不能谁发财就搞谁。”
台下静静的，只有刷刷的写字声。“我们千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上司，毛主席叫我们在群众之中，我们如在群众之上，这就不好了………”父亲一连讲了几个钟头。
太阳傍山时，会议才结束。梁雨晴想请两位书记留下，好好招待一下。父亲说：“今天炊事员够忙了，晚饭我们回去吃。”说完，与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
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农民分到土地后，为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努力生产，积极参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7年11月5日，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对华北重镇石家庄发起攻城大战。国民党守军为第三军第三十二师，还有两个保安团，总兵力为两万四千人。
石家庄的军事设施是日军留下的，环形防御体系，有三道防御阵地，光大小调堡就有六千多个。战斗打响，解放军以阵地战为主要战术，稳步推进，用炸药爆破，辅以炮击，摧毁了各道工事。
在十万民兵支援下，杨罗兵团一个星期就攻下了石家庄，俘虏了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这次战役是解放军“奇取大城市之创例”：更重要的是，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在全国土地会议和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基本解决后，中央还交给中央工委第三项任务，即在华北建立财经办事处，统一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这项工作由董必武具体负责，但父亲也投人了相当多的精力。
石家庄解放后，父亲心里就开始酿新的蓝图：在石家庄附近设立指挥中心将两大解放区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统一财政、货币，合并两个军区司令部、政府机关
1948年2月12日，中央工委召开财经座谈会。会上，父亲提出了这一蓝图，指出这样做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政策，有利于大批干部南调，有利于太原作战；准备向中央及两个中央局作建议。
2月16日，父亲致电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央，提出了这一建议。指 出，两大解放区合并后，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支援西北、中原和华东，是不可限量的。
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赞成。2月20日，毛泽东致电父亲，要中央工委在3月份召集两大区负责人，讨论“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于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
3月上旬，会议如期召开，对合并的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朱德、董必武、聂荣臻、陈毅等都认为，这两大区历史上、地理上本身就是一块的，合并对统一支前、繁荣经济、发展生产都有利。
父亲对合并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四项原则：坚决消灭山头主义；强调服从大局、服从人民利益：不使土改、生产、支前、战争等中心工作受影响：合并应先从困难的方面着手，然后再统一容易的有利方面，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父亲特别强调：华北局的成立不是临时的，等北平、天津、济南等地解放后，我们就要成立中央政府。现在是为了将来全部统一打基础，包括要搞大军校、大党报、大银行等。
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3月1日全研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刘戴走投无路自杀。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一年前主动撤退的延安。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华北人民政府 5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两大解放区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父亲兼第一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20日，父亲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的情况是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是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大家要有全国眼光，要实干，团结一致，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状态。
5月25日，父亲找来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负责人谢觉哉、陈瑾昆，派他们到华北人民政府担任司法部部长和华北人民法院院长，要他们着手建立法制法规。
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创刊。它是华北局将原《晋察冀日报》和晋察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成，是未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7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正式创办，取名马列学院。父亲兼任院长。开学那天，父亲对学员们说，要认真学习理论，将来更好地为新中国工作。
未来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架构就这样在华北人民政府的舞台上逐一搭建起来。在《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村县（市父亲指导下，《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人民政权组织条例》《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制度相继出台。
就在父亲忙碌地组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前奏和雏形”华北人民政府时，8月21日，父亲和母亲王光美经过断断续续近两年的接触，终于走到了一起。
母亲生于1921年9月26日，在家中排行第七。她的学生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成绩优异，数学尤为突出，为当时“数学三王”尖子之一。荷兰的一家图书馆里还存有她的一张写着“数学女王”字样的成绩单。
1945年，母亲从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成为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录取为全额奖学金留学博士。
正当她办理出国手续时，中共北平市委的一位同志找到了她。当时美国正出面调停国共间停战事宜，成立了军调部。中共急需一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母亲的四嫂是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推荐了她。
外公、外婆正直、开明，很有民族正义感，家里半数以上的子女都是共产党员。受此影响，母亲从大学开始就接触了马列主义，所以来人同她一说，她就欣然答应了。
军调部内中共的负责人是叶剑英。军调部的同志之间感情真挚、官兵一体。母亲仿佛走进了一个斩新的世界，对此印象深刻。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挑起了全面内战，军调部也随之解散。领导在征求母亲去留意向时，她坚定地表态，到延安去，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伟大洪流中去！
来到延安，母亲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由于局势动荡，外事组转到过瓦窑堡、西柏坡等处。在此期间，母亲同父亲逐渐相识、相知，最终结为伴侣。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从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父亲的秘书，终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感情更加深厚。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热的发展，提出建车500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一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
9月12日，三大战役首先在解放军兵力占优的东北打响。东北野战军集中七十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11月2日，攻下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淮海战役，研敌五十五万。
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等发动平津战役，歼敌五十二万，并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了北平。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在全国解放进程加快的同时，父亲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任，也在加紧研究制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草拟文件，准备提交七届二中全会讨论。
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也在思考这一问题。9月30日，中央收到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父亲仔细阅读后，作了多处修改，内容从八千字增加到一万七千字。
10月26日，修改后的《提纲》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此件修改得很好。”并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即发全党学习、讨论。
11月至12月间，父亲对《提纲》又进行了第二次的修改，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父亲提出的著名的“五种经济成分”理论，具体发展和深化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原则设想，奠定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政策基础。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发出的“两个务必”的告诫，形成了“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戒骄戒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结束。23日，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进京赶考”，开启了建立新中国伟大历史的新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