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网上看了几篇混淆视听的帖子。
第一篇：西安碑林的碑刻都是从洛阳偷过去的。
第二篇：民国时候，于右任把洛阳石碑全部运到西安，才有了今天的碑林。
如此胡说八道，令人发指。
本章就把“洛阳魏碑”和“西安碑林”的关系系统的讲一下，这牵扯到民国时期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张钫、总指挥胡景翼，陕西省主席李根源、宋哲元、杨虎城、邵力子。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西安碑林，1961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保石刻类编号第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50家著名博物馆之一，是驰名世界的书法艺术殿堂。
碑林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国子监太学内存放的儒家经典《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唐天宝四年唐玄宗亲自以隶书书写《孝经》，唐肃宗亲自题写碑额，刊刻上石，立于太学，称《石台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唐文宗召集儒学名士，刊校六经，刻于石头上，竖立在国子监太学内，作为后世永远的正本称《开成石经》。唐朝末年，朱温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京兆尹韩建缩建长安新城，国子监遭弃，石经弃置荒野，韩建将石经迁移至城文宣王庙中，称“孔庙石经”。
碑林者碑石如林也，北宋元丰三年，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防将文庙由唐代旧址迁至“府城之坤维”。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吕大防的兄长吕大忠因地势低洼、水漫碑扑等原因，将“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从唐代文庙集中迁移到新文庙中，又将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书法名碑，全部收集于此，俗名名:“墨洞”，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北宋崇宁二年，京兆府枢密直学士虞策又新建庙学于“府城之东南隅”，随将碑石全部迁于此地保存，也就是今天西安碑林（孔庙）现地。
“碑林”之名得名于明朝末年。明朝崇祯十五年，书生费文瑜将唐代僧人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摹刻于碑林中,并在碑后跋文:“明崇祯十五年四月九日，蒙督学井宗大师竖于文庙碑林，费文瑜摹王右军圣教序跋。”至此“墨洞”始有“碑林”之名。
清朝乾隆三十七年，陕西巡抚毕沅见碑林，年久失修，墙倒屋坍，满目苍痍，感到痛心疾首,遂大修碑林。花费重金重修房屋，再整殿宇，清理碑石，洗刷一新，将碑石全部重新树立起来，为了妥善管理，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毕沅在其所著《关中金石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令陕省各府州县将荒露于野的古碑刻全部解送府城碑林存放，碑林规模愈加庞大。
西安碑林现有馆藏文物11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272个号535件，国宝级文物有19个号134件，禁止出境文物3件。至于民国时期把洛阳石碑全部运到西安，才有了今天的碑林，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要说“洛阳魏碑”和“西安碑林”，避不开于右任、张钫、李根源这三个辛亥元勋。1917年陕西靖国军起兵，当时的陕西省长是云南腾冲人李根源，这人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是朱老总的恩师。1998年陕西靖国军整编，陕西三原县人于右任任总司令，河南洛阳新安县人张钫任副总司令，陕西富平人胡景翼任总指挥，陕西蒲城人杨虎城任支队司令。这五个人都主政过一省，除了于右任，都是上将军衔，除了李根源，都是过命的交情。
清朝末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洛阳一带盗墓成风，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和瓷器流失海外。清政府为修陇海铁路，取道邙山，野蛮挖掘，导致大量古代墓碑、墓志铭外露。因碑刻沉重难搬，又买不上价，就扔在荒野没人管。完整品相好一点的被百姓捡回做了捶布石、搓衣板，井台石，石桌面，或砌墙铺路修砌沟渠。
民国初年，世道更乱，洛阳盗墓之风之风愈演愈烈，墓志出土越来愈多，大多为皇亲贵胄墓中所出，书、文、刻工俱是佳品。小日本独具慧眼，看到其中价值，趁乱大肆收购，碑石价格水涨船高，引起欧美文物贩子抢购，许多稀世墓志被盗墓贼盗卖海外。
1923年洛阳人李鸭子发明洛阳铲，盗墓更加泛滥，大量碑刻墓志出土。1924年胡景翼带领陕军主政河南，于右任见碑石流失海外，痛心疾首，募集资金让胡景翼帮忙收购。当时一石可卖数百大洋，稀世珍品可卖上千大洋。于右任准备将苦心收集的二百方多方志石运回老家三原县，因陇海铁路刚通到灵宝，西运不方便，就全部运到北平，埋藏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自己的私宅大院内。
1928年洛阳的金村八座东周大墓被盗，有人说是周天子墓，数千件国宝文物流失海外，举国哗然。于右任资金受限，收集志石力不从心，心急如焚，1930年动员好友张钫一同重金收集碑刻志石。两人商议，所获志石墓志，唐朝以前归于右任，唐代及以后则归张钫，这就是于张二人的“金石之盟”。1932年李根源来洛阳开会，老友相见，志同道合，一同加入收碑的行列。
有人问于右任收碑为何从不还价，于右任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贩子都在收。你还价太低，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我不能为了钱而见小失大。”其收购“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碑”花了1200大洋，《熹平石经》更是花了4000大洋，4000大洋啥概念？当年北平王府井一亩地才2000大洋。于右任常年累计，收碑400余件，花费高达十数万。至于说碑林的碑刻都是于老从洛阳偷过去的，纯属污蔑，胡说八道。
洛阳北邙所出墓志，80％被张钫收了。张钫那几年是河南省主席，又是洛阳人，还办有实业，有权有势财力雄厚，虽然动手晚，但收的最多，将近1600件。于右任当时是检察院长，多年累计才收了400多件，其中洛阳北魏墓志136件。李根源已经不当官了，寓居杭州，收的最少，共收唐墓志93件。
张钫收的墓志碑石，都收藏在自己老家新安县铁门镇张家花园，张家花园为一方名园，康有亲先生亲自题额“蛰庐”。院内有一排15孔窑洞，张钫将1419件墓志石刻镶嵌在窑洞内外墙面，因其中有唐朝墓志1191件，取名“千唐志斋”，章太炎先生古篆为之题额。
李根源将自己收购的唐朝墓志93件，委托时任军政部次长的云南老乡杨杰，租赁车皮一节，运回自己苏州寓所，筑室保存，章太炎先生亲自书写室额“曲石精庐藏九十三唐志室”。对于这批洛阳碑刻所来，李根源在其编篡《曲石唐志目》前言有载：“近岁魏唐志石出土，收藏之多，以开封图书馆、洛阳保古阁、三原于右任、新安张钫为最著，然皆在北方，而过江者寥寥。民国二十有一年春，余游洛下，周历北邙，获唐志九十三石，时又见魏墓志七八方，造像数躯，汉篆袁安一石，索价过昂，无力购置。载之过江藏于苏州敝庐，编成目略，备世之同好观览焉。”
于右任收集的墓志其中有七对夫妻墓志，所以给自己的藏石取名“鸳鸯七志斋”。1935年9月，陕西省政主席邵力子大修西安碑林，到了年底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受日军威胁，于右任十分担心北平藏石被毁。当时北平市长是宋哲元，想当年于右任请冯玉祥解围西安，冯玉祥出尔反尔，将时任驻陕军总司令于右任拉下马，让宋哲元当了陕西省主席，所以双方有一点过节。于右任只能致电杨虎城，让其想方设法把墓志运运回陕西，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杨虎城派人亲赴北平找宋哲元帮忙，宋哲元当时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市长，29军10万人马驻防平津，真正的华北实力派。邵力子也做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让其帮忙协助。宋哲元毕竟曾任陕西省主席，积极帮忙协助，安排铁路部门，将二百多方墓志装了两车皮，并派兵护送到郑州转陇海线到西安。1936又将于右任在洛阳、南京存放的碑石运回西安。1938年汉晋魏齐周隋唐宋等387块碑石墓志全部捐赠西安碑林。于右任先生在其《鸳鸯七志斋藏石记目录》序中说：“余积年藏石四百余方，而南北迁徙，每有散佚。二十四年春，始聚而赠至西安碑林，建阁庋藏，以飨士林。”
正如于右任先生所言：“上起炎汉，下迄赵宋，凡不同之时代十有三。区区所藏，二十年佳趣寄焉。”与其说是个人兴趣爱好，实则更是家国情怀。我们现在不用到外国博物馆去看这些洛阳出土的精美墓志，张钫、于右任、李根源三位先生，功高至伟。
张新武，笔名“丰镐遗子”，世居沣西周礼之乡，长于长安物华之地，自幼好文笔。弱冠之年入伍从军，退伍归乡，醉心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因地利之便，犹喜故乡沣河两岸丰镐故地乡土人文历史研究。加入长安、西咸作协，西安地名协会，担任宗周文化研究会顾问，入选西安、西咸地名专家库，笔不辍耕，文章多发表于报刊、地方志，多次参与本地人文历史书籍编写、民政局道路桥梁命名、电视台人文节目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