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足球》报刊登的《深圳六名球员嫖娼被抓》的消息后，昆明一记者将报纸送到了戚务生那里，大戚看后，“嘿嘿”一乐。

“戚指导，这是否是塔瓦雷斯在转移注意力？”大戚应声答道：“有这个可能。”说罢扬了扬手中的报纸， “塔瓦雷斯阴着呢。”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七日，《足球》报道了深圳平安六位球员违纪事件，他们在文章中称：“昆明假日酒店内发生一场风波，平安俱乐部紧急行动，将正在酒店房间内召妓的六名球员和数名按摩女郎当场抓获。”

按摩？还是嫖娼？性质大不相同。没有确凿证据，是不可能随意定为嫖娼的。但是叫小姐进房间，已经足以让深圳球迷无地自容。

樱花酒店的录像

“平安六君子”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多方唯一有共同认知的事情，是在三月二十五日晚到三月二十六日凌晨。

事件所涉及的昆明樱花假日酒店表示，“二十四日，平安足球队全体抵达酒店。根据球队要求，酒店封闭了球队所住的第十一层楼。酒店录像显示，二十四日一整夜，楼层中并没除服务员外的其他人员出现。”

昆明《生活新报》的五名记者采取暗访的形式获取内幕消息，至于其所言真实性则存疑，仅作参考。

“在上周五平安队的飞机到达昆明后，该队员就与小姐取得了联系，并在当晚就请该小姐出去过，直到比赛当天中午他才回到队里。”

“比赛当天晚上，该队员带了多名队员到所住酒店的桑拿中心，并对小姐说，‘第二天凌晨三点到队员房间来’，当天凌晨有五位小姐来到球员的房间。”

“该队员带着小姐到另一地方过夜，直到平安队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要到的时候，他才匆匆起身回到球队所住的酒店。该小姐称，他回到深圳后给她打过电话。”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左右，朱广沪向酒店保安部索要临近录像观看。从录像中观察，三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十七分，有一男一女从酒店通道上了十一楼，进入房间，六分钟后，一女子离开了房间。当日凌晨，又有一男一女进入房间。”

彭伟国与姚立的说辞

涉事球员之一的姚立，借助《辽沈晚报》平台详细讲述了事件当晚的情况。

“我们几个人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半才回到酒店，后来又出去转了转，晚上十二点半左右我与他们分手回到了酒店。大约凌晨两点多，在房间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就敲开隔壁队友的房门，想和他聊聊天。在我出门的时候，塔瓦雷斯正好看见我。”

“他说最近的老伤犯了，要找个人按摩。我们给队医打电话，可当时队医不在。他打电话从酒店那里找了一名按摩小姐。按摩小姐进到房间后，队友觉得她不太合适，表示不需要按摩服务，那位按摩小姐只在房间里逗留了不到一分钟。”

“按摩小姐刚出去，塔瓦雷斯和几位教练就进来了。连夜对我和那位队友审问，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干。”

而被《生活新报》影射为“招妓”主谋的彭伟国，在《北京晨报》上表达了自己当晚的真实经历。

“当天晚上打完比赛后，我和张军、孙刚、姚立应昆明一位朋友的邀请外出用餐，吃完饭十点半便回到了酒店，教练查房时我们也都在房间。

“凌晨两点多，我和姚立提前回到了酒店。回到房间后，我的旧伤隐隐作痛，便打电话给队里的按摩师，但按摩师已经睡了，见到酒店服务上有中医按摩的服务，姚立打了电话。”

“二十六日我并非随球队回深圳，而是与塔瓦雷斯一道搭乘上午十点的航班回广州治病，哪里会有那家报纸所报道的情节发生。”

两人的说法不一致的地方有两个，首先是姚立说自己十二点半就回到了酒店，但彭伟国说他和自己一起到凌晨两点半才回的酒店。再次是招按摩小姐的电话，姚立说是彭伟国打的，彭伟国说是姚立打的。

塔瓦雷斯的行动

在前文的讲述中，提到了两个细节，一是《足球》提到的“平安俱乐部的紧急行动”，二是酒店录像提到的“当日凌晨，又有一男一女进入房间。”

想弄清楚这两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什么，需要引出“平安六君子”事发后第一时间应邀来到塔瓦雷斯身边的记者，《深圳特区报》的记者陈强。

在二十六日的凌晨，他亲身经历了塔瓦雷斯疯狂的两个小时。

当天球队输给升班马云南红塔，老塔因此心情不佳而难眠。在深夜，他清晰地听到了队员住房楼道的异常声响，性急而近躁的老塔大怒，输球了还有心情玩花花。

大怒之下的他立刻叫醒教练们，包括领队朱广沪、助教刘建江以及巴西的两位教练员卡罗、奥塔维奥，一起查房，然后让中方教练通知随队而来的深圳记者介入和采访。

陈强：“凌晨四点三十五分，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拎起话筒，听到了刘指导（刘建江）压低了的声音，招呼我到十一楼。

陈强刚出十一楼的电梯，就看见了塔瓦雷斯气急败坏地坐在楼面会客用的长沙发一端，翻译潘超在身旁， 还有刘建江、朱广沪及两名巴西教练，另外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神情落寞地坐在单人座上。

塔瓦雷斯问潘超：“还有记者呢？也叫上来。”于是，陈强用电话将《深圳商报》的女记者张蕾小姐叫醒，并请她上楼。

这时，塔瓦雷斯冲着陈强发问：“你知道平安队过去为何成绩不好吗？”他就用手指着那名年轻女子，“这就是原因。

“这么晚了，在姚立房里发现了她。还有四位球员现在还没回房间，你报不报 ？你不报，我明天找中国最大的报纸的记者，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陈强问小姐：“你认识队员么？”小姐神情沮丧：“不认识。”老塔随即命令：“把姚立叫过来。”姚立受传而来。

老塔问：“她是谁？在你房间干什么？”

姚立站在小姐一旁说：“是我女朋友。她想明天到机场送我，太晚了，我只好让她留在房间里休息。”

“是你叫她来的吗？”老塔又问。

姚立回答道：“她自己来的。”

老塔呵斥：“让她自己讲！”

那名女子幽幽地回答：“是我自己找来的。”

老塔严厉地说：“既然是你女朋友，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来，为什么要躲躲闪闪？”然后一指我和张蕾小姐说： “我已经通知了新闻记者，我还要告诉其他记者，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姚立随即抗议：“你叫记者来干什么？我一人做事一人负责，我错了可以处罚我，干吗要让记者知道？”

老塔一听更怒：“那好，你留下来，我走人。俱乐部如果不处理，记者如果不报道，我离开球队。”

由于当时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中方教练组将此事件向深圳俱乐部总经理顾凯汇报。顾凯一听此事，立即表示派人继续在楼道里等那四位队员，“太让人气愤了，怎么就如此不争气？球也输了，现在连人也输。”

等到老塔情绪平静，同意顾凯的处理意见后，已经是早上快七点钟。朱广沪领队、刘建江教练已到酒店录像室查看录像。

事情说到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明白了所谓“平安俱乐部的紧急行动”指的是什么事情，但是奇怪的地方在于在这个说法中，似乎与彭伟国毫无干系，“按摩女子”出现在了姚立的房间里。

可以推理出来的是，塔瓦雷斯遇到的应该是“当日凌晨，又有一男一女进入房间”，否则彭伟国的“凌晨两点”和塔瓦雷斯的“凌晨四点”之间隔出来的两个小时没法解释，同时也没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塔瓦雷斯没有牵扯到彭伟国。

扑朔迷离的真相

现在综合多方细节来回顾一下本次事件，有六个人被俱乐部处罚，分别是彭伟国、张军、孙刚、王超、姚立、陈永强。

根据前文的描述，二十五日晚到二十六日凌晨，樱花酒店内的深圳平安队员发生了至少三件事：

事件一、有球员在凌晨两点找过“按摩小姐”，但按摩小姐没几分钟就离开，并没有发生什么，合理推理该事件的主要涉事者为彭伟国。

事件二、凌晨四点的时候，又有一名球员带着小姐进入了酒店，并且塔瓦雷斯带教练和记者查房撞上的极有可能就是这次。

事件三、有四名球员夜不归宿，最后被球队留守的教练抓住，可以确定一定不是在酒店内的彭伟国和姚立，而是张军、孙刚、王超和陈永强。

其中“事件二”的真相最诡异，姚立的有些说法很有意思，甚至和很多人都有出入，和彭伟国的出入不再提，和塔瓦雷斯的出入才是最令人诧异的。

姚立提到他凌晨两点出门去找隔壁队友的时候，塔瓦雷斯看到了他，这么说塔瓦雷斯在二十六日的凌晨出来过两次？一次是凌晨两点，一次是凌晨四点。

他还提到，“按摩小姐刚出去，塔瓦雷斯和几位教练就进来了，连夜对我和那位队友审问。”按照这个说法，塔瓦雷斯凌晨两点就到了彭伟国的房间里，那么在记者陈强的说法里，为什么塔瓦雷斯没有招呼彭伟国和姚立两个人，甚至老塔直接说在姚立的房间里找到的小姐？

纵观整个事件，《生活新报》的报道的说法矛盾点太多，“该队员带着小姐到另一地方过夜”，单单这一说法，彭伟国和姚立都没有实施的可能。

在有直接报道的几个人里，有人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有“招妓”事件的发生。当时正值昆明国际旅游节，这次“召妓”甚至惊动了云南警方，但最终没能查到确切证据。

半年后的十月十五日，塔瓦雷斯早已下课，而深圳平安也正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足球》报主办单位《广州日报》社，最后判决由《足球》向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公开发表致歉信。

姚立其人

最后再来聊聊姚立，在圈内，他的训练不刻苦是出了名的。

在辽宁队，当李铁、李金羽等人训练后留下来加练，姚立总是第一个开溜，“我觉得不用练，我边路突破他们跟玩似的，他们却过不了我，我还要练什么？”

场外，穿着西装夹着手包的姚立喜欢热闹，呼朋引伴，慷慨大方，但在留恋酒肆、歌厅等欢场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

姚立喜欢请客吃饭，别人组局邀他也来者不拒，早在辽宁队，他讲义气就人尽皆知，“姚哥”的名头很响亮。

在辽宁，他有一次半夜不归，张引干脆在大堂守候到天明，姚立辩称是买药，较真的张引派人去药店查询，结果一问药店根本没开门。

在青岛，李章洙干脆让人如影随形跟着他，姚立只能在训练场和宿舍两地待着，他买什么东西都有人代劳。

而“平安六君子”实际上本来就是媒体的恶意炒作，夜不归宿的事情是有的，但从未出现过“六人招妓，教练抓获”的情节，《足球》报的道歉并不意外。

但此事却揭开了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之一，球员缺乏最基本的职业性，缺少对自身的约束力，俱乐部管理上也存在监管的失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