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赵祯时期时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繁荣的典型代表，被誉为“仁宗盛世”。然而在这北宋最为巅峰的时刻，繁荣的社会现象下却暗藏着种种危机。为了解决以“三冗”问题为代表的社会危机，宋仁宗赵祯启用名臣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吕夷简罢相后又有夏竦等保守派大臣对范仲淹等变法派大臣展开政治攻讦，指责其为朋党，政治斗争非常激烈。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变法派之一的欧阳修写出了《朋党论》进行回击。

然而让欧阳修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回击不但没有击退夏竦等人的政治攻讦，反而让变法派坐稳了朋党的罪名，陷入了不利的局势。此后夏竦等人在这方面做文章，制造流言和伪证攀污范仲淹的副手富弼，以做实变法派朋党的罪名，使得宋仁宗赵祯对变法派产生了猜忌。于是赵祯最终还是宣布废除了范仲淹的变法措施，罢免了参与变法的官员，庆历新政因此无疾而终。很多历史爱好者读过《朋党论》之后感到非常不解，他们认为欧阳修的观点和逻辑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在政治斗争中起到反效果，反而加深了赵祯的猜忌呢？

从《朋党论》的内容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里面关于朋党的论述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以此证明了“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站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角度，这种观点的提出比西方早了数百年，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创新。可这种创新不但没有得到宋仁宗赵祯的支持，反而成为了保守派抨击变法派的理由，这让很多阅读史书的历史爱好者朋友们感到难以理解。

要解答这种疑问，还是要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讨论。中国古代党争出现得较早，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初步的党争现象。比如文景之治时代的开国元勋集团和刘氏诸侯王集团的斗争，汉武帝时代的太子刘据集团和反太子三王集团的斗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早期的党争。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封建王朝中可以说是党争不绝，几乎每个王朝的覆灭都与党争脱不开干系，比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唐朝晚期的牛李党争。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对朋党和党争非常忌讳，这几乎成了政治攻讦的罪名之一。

就宋朝而言，从国家建立的时候就有了朋党的征兆，后来也出现了党争频繁的政治现象。在宋真宗赵恒时期，因为北、南、蜀三党之争，引发了规模较大的政治斗争，一度威胁到赵恒的皇位，所以党争成为宋朝朝廷的禁语。宋朝是以平衡政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朝廷中搞平衡是皇帝控制朝廷的重要手段。要说这种手段，宋仁宗赵祯在这方面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当然也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称之为和稀泥。正是因为赵祯沉迷于这种和稀泥的政治状态，所以他一直坚持维护朝廷派系的政治平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状态。

可是在庆历新政发生后，随着变法的展开，变法派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后来韩琦和富弼提出扩大宰相权力，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后，对皇权就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此时保守派章得象、夏竦等人跳出来指责范仲淹等人搞朋党，实际上暗示的就是谋逆的意思了。说白了，结党掌握朝廷大权的变法派，有可能会威胁到皇帝在朝廷的权威，这种情况是赵祯绝不容许出现的。他小时候经历过寇准时代的天禧党争，当时北、南、蜀三党斗得不亦乐乎，宋真宗赵恒都无力制止，被迫让皇后刘娥掌权才灭掉了当时的政治风波。

因此赵祯对党争是非常忌讳的，对朋党的出现也非常警惕，所以对于范仲淹等人发展成为朋党的趋势不得不防。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不但没有对变法派发展成为朋党的趋势进行辩解，反而扔出了《朋党论》，这就相当于在柴火堆里扔了一把火，顿时朝廷炸开了锅。他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否认变法派成为朋党的可能，只是对朋党的善恶进行了分辨。他认为君子之党有利于国，小人之党有害于国。所以皇帝应该重用君子之党，摒弃小人之党，让国家发展壮大。这个论点站在今天的角度并没有错，但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是不合时宜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什么会猜忌朋党？很多人认为党争造成了朝政混乱，政治斗争风波迭起，国家处于内耗之中，所以历朝历代都反对党争。其实这只是对党争片面的理解，党争固然有内耗之害，却也有革新之利，这就要看怎么用了。汉武帝刘彻初期，他重用儒家和法家结党，打击了在朝廷中占统治地位的黄老道、开国元勋和刘氏诸侯王，为汉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他重用天策府旧臣和寒门子弟，使其结党打击了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门阀世家，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这些政治斗争虽没被称为党争，却又有党争之实。

站在现代的政治学角度看，党争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本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党争则是阶级斗争中最为常见的形态。党争的关键并不在于党和争，而在于为什么而争，这就是现代化政党和古代朋党的区别。为国为民而争，则是利于国的，也是利于民的，被认为是正义的，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之党。如果为个人私利而争，那就是于国于民都是大害，那就是所谓的小人之党。东汉党锢之争，唐朝牛李党争，之所以成为灭国灾难，那是因为小人之党胜过君子之党，自然成为国之大害。

但不管党争的结果如何，从现代政治学的实践看，最终都是由获胜的党派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获利。但是在宋朝的历史背景下，变革派在庆历新政中胜出，获利的肯定是范仲淹及其身后的士大夫阶层，与皇帝、保守派利益阶层无关。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按照平衡政治的逻辑，士大夫中变格派和保守派是要趋于平衡，才能保证皇帝的皇权在朝廷中的威慑力。如果让一派通过变革战胜另一派，朝廷中的政治格局必然失衡，对于皇帝控制朝政大权非常不利。出于这种考虑，宋仁宗赵祯是不希望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的。

当欧阳修以《朋党论》进行反击之时，却无意中向赵祯表明了朋党治国的政治理念。这个政治理念非常先进，可以说是现代政治政治的雏形。现代社会君权早已被党权所取代，其结果就是皇帝大权旁落，成为政治的象征，或者直接被废除。作为宋朝最优秀的皇帝之一，赵祯肯定是有所警惕的，所以当夏竦和章得象指责范仲淹等人是朋党事，赵祯就对其非常猜忌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最为担心庆历新政后他会处于何种政治地位。再加上欧阳修在文章中反复提到于国有利，却不说于君有利，这就让赵祯更加怀疑了。

怀疑的萌芽一旦出现，很快就会成为参天大树。再加上夏竦以造假的书信污蔑富弼和石介，做实了变革派染指皇权的罪名，这就让赵祯下定决心中止庆历新政。站在赵祯的角度，赵家的皇权是第一位的，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惯例不能破。不管朋党政治对国家如何有利，一旦触碰到家天下的核心，政治改革就必须终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赵祯陆续把范仲淹团队的大臣先后外放，剥夺了他们参与改革的权力，最终导致庆历新政失败。实际上在国家利益和家族利益方面，赵祯站在了家族一方，虽然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却是为了皇权稳固。

从历史发展回头看，可以发现党派政治取代皇权政治是历史的必然。当今社会皇权政治几乎消亡，哪怕在君主立宪的国家，也无法起到总揽国家大政的权力作用。站在这个角度，宋仁宗赵祯的选择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也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他为了皇权的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也使得他在改革方面的评价远低于宋神宗赵顼。可是从现代的观点看，赵顼和王安石的变法依然无法成功，因为他们立足于士大夫阶层的变法，无法从根本上切断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链，走向失败也是必然的。实际上想要改变弱宋政治格局，他们只能依靠最底层的老百姓，也就是国家最基础的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