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老人被抓入狱，被关押22天后老人坦白：李大钊是我杀害的

1952年的上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马立斯路46号为人算命。他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山羊胡子，脖子上挂着一块带有清朝皇帝像的怀表，操着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这位以赵志安为名的算命先生，在当地小有名气。

然而就在这一年，一封神秘的检举信寄到了北京公安局，信中提到了一位在寺庙中名为＂了明禅师＂的和尚，与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极为相似。这条线索牵出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往事，而这位在上海以算命为生的老人，又与这段历史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惊天罪行的揭露

1952年4月15日，上海公安局第三科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密函。函中详细记载了一桩25年前轰动全国的大案——李大钊遇害案的新线索。这份密函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案件主要凶手之一极可能隐匿在上海。

上海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第一步就是核实北京方面提供的信息：凶手疑似改名＂赵志安＂，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命为生，身上携带一块刻有溥仪肖像的怀表。这些特征都十分具体。

专案组派出了三名便衣侦查员，分头在跑马厅周边展开摸排。一开始，他们一无所获。直到第四天，侦查员李国华在马立斯路发现了可疑目标。

这位算命先生的摊位就设在马立斯路46号对面的人行道上，摊位上摆着一块写有＂神机妙算＂的招牌。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位算命先生确实戴着一块怀表，时不时还会拿出来看看时间。

为了进一步确认目标，专案组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们安排一名女侦查员假扮客人，前去算命。这位女侦查员借故多问了几句算命先生的来历，得知他自称是山东人，战乱时来到上海。这与案件原始资料中记载的情况高度吻合。

就在专案组准备收网时，上海站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在北平时期，这位后来改名＂赵志安＂的嫌犯，曾在京师警察厅任职。当时的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与其私交甚笃，二人还一同参与了李大钊案的抓捕行动。

4月18日清晨，专案组出动了12名警员，分三路包围了马立斯路46号。当时赵志安正准备出门摆摊，便衣警员一拥而上将其制服。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并没有丝毫反抗。

然而，这仅仅是行动的开始。在被捕后的22天里，赵志安始终保持沉默。专案组通过档案比对发现，这位赵志安极可能就是当年的雷恒成，一个在北平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

专案组采取了＂以情感化＂的审讯策略。考虑到嫌犯的年龄，专门安排了医生定期查房，还特别照顾其饮食起居。渐渐地，赵志安的态度开始软化。

1952年5月10日，在第22天的审讯中，赵志安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雷恒成，当年参与抓捕和处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之一。这一供述与此前被捕的另一名凶手吴郁文的口供完全吻合。

至此，这起历经25年的重大历史案件终于露出了真相的曙光。但是，案件背后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都要从1927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说起......

二、命运转折的源头

1927年的北平城，政局动荡不安。一场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政治较量正在这座古城中悄然展开。当时的北洋军阀势力错综复杂，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平周边势同水火。

在这复杂的政治局势下，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仍在北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在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内设立了秘密办公地点。每天清晨，李大钊都会准时到达使馆，处理大量革命文件。

3月初，张作霖派出的密探在北平城内暗中活动。他们发现，每到周末，总有一些可疑人员在东郊民巷一带进进出出。经过细致观察，这些人大多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张作霖很快意识到，这些活动与李大钊有关。

张作霖对李大钊的仇视由来已久。早在1926年，李大钊就公开支持冯玉祥，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军阀统治的游行示威。这场运动严重打击了张作霖在北平的统治基础。

更令张作霖忌惮的是，李大钊在北平建立的地下党组织正在迅速发展。据当时的档案记载，仅1926年下半年，就有数百名进步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

为了抓捕李大钊，张作霖命令京师警察厅展开秘密行动。行动代号＂春雷＂，由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亲自负责。陈兴亚派出多名便衣特务，在苏联大使馆外围日夜监视。

但苏联大使馆的外交豁免权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张作霖深知，贸然闯入使馆可能引发外交风波。为此，他开始在幕后运作，先后接触了英、法、美等国驻北平的外交官，声称要＂整顿北平治安＂。

同时，张作霖还派人暗中收买了一些地下党员。在严刑逼供下，一名叫李渤海的党员泄露了重要情报：李大钊每周三下午都会在使馆接见地下党员，布置工作。

3月底，张作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南京的蒋介石发来密电，表示即将在上海展开＂清党＂行动，希望张作霖能够＂协同行动＂。这个消息坚定了张作霖采取行动的决心。

4月初，张作霖下令实施抓捕计划。他先是派出大量军警，在使馆周围布下天罗地网。随后，又以＂搜查危险分子＂为名，要求使馆方面配合检查。在各方压力下，使馆不得不同意警方进入。

就这样，一场改变历史的行动拉开了序幕。在这个过程中，时任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的雷恒成扮演了关键角色......

三、罪恶的见证者

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站在苏联大使馆外，手持一份特别行动计划书。这份计划书是他与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和另一名行动负责人吴郁文共同制定的，上面详细记载了抓捕李大钊的具体步骤。

雷恒成的身份颇为特殊。作为一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他精通日语，曾在张作霖幕府中担任翻译。正是这层关系，使他获得了张作霖的信任，被安排到京师警察厅任职。

在行动前两天，雷恒成与吴郁文秘密会面，商讨了一项特殊协议。根据这份从未公开的协议，两人将分别负责使馆内外的包围工作。雷恒成负责指挥突入使馆的武装人员，而吴郁文则负责外围封锁，防止任何人逃脱。

当天凌晨3点，张作霖召集雷恒成等人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张作霖出示了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这份由蒋介石亲笔签发的电报中写道：＂为肃清共党，维护国家安全，望即刻处置李案，勿再迟疑。＂

上午8点整，行动开始。雷恒成带领300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分三路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他们打着＂清查危险分子＂的旗号，强行闯入使馆。整个过程中，使馆方面进行了强烈抗议，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这些抗议并未产生实际效果。

据当时在场的一名警员后来回忆，雷恒成是第一个冲入李大钊办公室的人。他手持手枪，直接命令李大钊举起双手。在搜查过程中，雷恒成还亲自翻阅了李大钊的文件，并将一些重要文件装入了预先准备好的皮箱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雷恒成在整个抓捕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不仅详细记录了搜查过程，还对现场的每一件物品都进行了编号。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了定罪李大钊的重要证据。

在押解李大钊的路上，雷恒成和吴郁文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对话。根据后来吴郁文的供述，雷恒成当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办成了，咱们就立了大功。＂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4月中旬，张作霖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的密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规模清剿共产党人。这个消息让张作霖感到必须尽快了结李大钊案。

4月27日，张作霖下达了最后的处决命令。第二天清晨，雷恒成亲自带队，将李大钊押往刑场。在处决现场，他全程担任总指挥，确保了整个处决过程的＂顺利进行＂。

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就这样在雷恒成的亲自参与下划上了句点。然而，历史没有结束。这位手染鲜血的侦缉处副处长，在之后的岁月里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折？他的逃亡之路又是如何开始的？

四、逃亡岁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国。这个消息对雷恒成来说意味着逃亡生涯的开始。他深知，作为李大钊案的主要凶手，新中国成立后必将被清算。

在一个深秋的夜晚，雷恒成悄然离开了北平城。他带走的行李很简单：一块刻有溥仪肖像的怀表、一些现金和几件换洗衣物。这块怀表是他在警察厅任职时的纪念品，后来成为他身份的重要标志。

雷恒成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山西五台山。在这座佛教名山上，他剃度出家，取法号＂了明＂。这个选择并非偶然。五台山香火鼎盛，川流不息的香客让他更容易隐藏身份。同时，这里距离北平足够远，又不至于太过偏僻。

在五台山期间，雷恒成表现得像个虔诚的出家人。他每天按时做早课、诵经，和其他僧人往来甚密。寺院的住持甚至还让他负责接待重要香客。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

1949年初，一位来自北平的老住持到访五台山。这位老住持曾在北平长期住持一座寺院，对二十年代的北平政坛了如指掌。当他看到＂了明和尚＂时，立即觉得面熟。这让雷恒成警觉起来。

一个月后，雷恒成借口云游四方，离开了五台山。他选择了一个更安全的身份：算命先生。这个职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流动性强，接触面广，且不易引人注意。

雷恒成先是在天津落脚。他凭借在日本留学时学过的易经知识，很快就在当地站稳脚跟。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天津老城的茶馆里摆摊，为人测字算命。他特意蓄起山羊胡子，戴上金丝眼镜，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传统的算命先生。

1950年春，天津的政治氛围日趋紧张。大量旧社会的人员被清查盘问。雷恒成意识到必须再次转移。这一次，他选择了上海。这座繁华的商业都市，人口流动频繁，更容易藏身。

在上海，雷恒成改名赵志安，在马立斯路一带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刻意选择在跑马厅附近摆摊，因为这里的外国人较多，能帮他打消官方的疑虑。每天，他都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为人算命。

雷恒成的算命本事确实不差。他能根据客人的面相和生辰八字，说出一些颇为准确的判断。渐渐地，他在当地居民中有了名气。不少人慕名而来，让他测字算卦。

然而，命运弄人。正是这份声名，最终让他暴露了行踪。一位曾在北平工作过的老人，认出了这位算命先生的来历。这个发现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公安部门。一场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五、历史的审判

1952年5月，雷恒成案进入审讯阶段。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李大钊案件特别调查组＂，由一位参加过革命的老警官担任组长。调查组的首要任务是核实雷恒成的口供，并将其与此前抓获的吴郁文供词进行比对。

调查组发现，雷恒成的供词与历史档案高度吻合。他不仅详细交代了1927年4月6日的抓捕行动，还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他供述了当时张作霖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电报往来，这些内容在此前的档案中都未曾记载。

为了进一步核实案情，调查组派员前往北京，调取了当年京师警察厅的部分档案。在这些泛黄的文件中，找到了一份署名为＂雷恒成＂的行动报告。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抓捕行动的全过程，包括部署警力、突入使馆和搜查过程等细节。

同时，调查组还在上海的马立斯路46号，搜出了雷恒成精心保存的一些物品。其中包括那块著名的刻有溥仪肖像的怀表，一本记录算命客户信息的册子，以及几张二十年代的老照片。这些物证进一步确认了他的身份。

6月初，一个重要证人的出现，让案情有了新的突破。这位证人是当年苏联大使馆的一名中方雇员，亲眼目睹了抓捕过程。他指认出雷恒成就是当时冲在最前面的那名警察厅官员。证人回忆，雷恒成在搜查李大钊办公室时，曾用日语下达命令，显示出其留学日本的背景。

随着调查深入，雷恒成的罪行逐渐被完整揭露。除了直接参与抓捕和处决李大钊外，他在担任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期间，还参与了多起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据统计，在他任职期间，至少有数十名革命者被捕。

7月15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检方指控雷恒成犯有反革命罪，证据包括其本人供词、证人证言、历史档案和实物证据等。整个起诉书长达50多页，详细列举了雷恒成的各项罪行。

庭审在8月初开始。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一份重要证物：1927年4月28日的处决令。这份由张作霖签发、雷恒成具体执行的命令，成为指控他的最有力证据。在铁证面前，雷恒成最终承认了全部罪行。

8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雷恒成案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定雷恒成犯有反革命罪，判处极刑。判决书特别指出，雷恒成作为李大钊案的主要凶手之一，其罪行性质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

9月1日清晨，这位曾经的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在上海西郊刑场接受了审判。至此，这起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悬案，终于画上了句号。那块刻有溥仪肖像的怀表，连同案件其他实物证据，被移交给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