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身处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境地的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便以代总统身份主政。由此便引发了“退而不肯休”的下野总统与“代而无人理”的代总统之间的一场场争斗，到1950年，这场争斗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践法复职，李宗仁据法抗争。

幕僚劝进德公赴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10月12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到了广州市郊，李宗仁眼看危城难保，只得匆匆带了几个随员乘飞机到桂林，第二天又飞往重庆。李宗仁一到重庆，蒋介石有意避开去外地。一天清晨，李宗仁打开报纸，好几份日报都已把蒋介石称为总统了。他愤愤地说：“蒋氏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果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来访，假惺惺地说：“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当前局势紧张，极需总裁来渝坐镇，您是否拍一电报去请总裁一下。”李宗仁心里不悦，气愤地说：“蒋先生一直飞来飞去，向来不需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报促驾呢？”朱家骅只好悻悻而去。接着又来了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德公，四川天府之国，过去诸葛亮辅助刘备在四川立蜀；现在这里四五十万人马都是蒋先生学生带的，最好请蒋先生来渝主持大计。”

“这事是不用我提的。”李宗仁说，“这批将领也只有蒋先生指挥得动。”

张群见说不动他，灰溜溜地走了。这时，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来了。他很干脆地说：“德公，这里一些将领和党内人士都有这个意思，请总裁复职，仍担任总统，以统率三军。德公，您看是否能引退，和大家一起劝蒋总裁复出，以挽救大局。”

这不是在逼宫吗？真是欺人太甚。李宗仁见吴忠信仍在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勃然大怒说道：“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现在你们又要我夹‘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朱家骅等见李宗仁态度非常坚决，从此不再提起。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张群策动下，台北《中央日报》于11月1日在第一版头栏发表了“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茫渝领导”的新闻。很显然这是为蒋复职制造舆论。

李宗仁认识到一旦蒋介石来渝，一定会运用各种手段强迫他签署“劝进书”。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以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11月3日飞抵昆明。三日后，张群又面见李宗仁转达蒋介石指令，要其立刻回渝，共商大计，主持政府。李宗仁想，事到如今，他是再也不能回去了，便推托说要对各地作短期巡视，重庆方面有责任内阁负责，总统在不在无关大局。此时，李宗仁忧心忡仲，再加上连日奔波，辛劳过度，胃病突然发作，便血不止，只好连忙又飞回广西老家。

不日又收到重庆蒋介石急电：“德邻兄，吾已飞渝，望急返渝，共商复国大计。”李宗仁与白崇禧、李品仙等桂系将领商量对策。此时李宗仁已决定赴美。李宗仁对白崇禧说：“健生（白崇禧的字)代我去次重庆吧，请阎锡山以责任内阁名义全权处理国政。就说我身染重病，出国治疗去了……”

11月20日，李宗仁离邕赴港，临行时发表了书面谈话：

余此次出巡西南各省，意在视察各地军政情形，原拟行程完毕，即行遄返中枢。惟自海口返南宁后，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因决于本日赴港，转美检验，从速施用手术，否则对于身体健康，可能发极严重之影响。……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得知李宗仁赴港，蒋介石不胜骇异。于当晚夜间约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商量如何应付李宗仁突然出国问题，决定派人在香港挽李回国。22日，又派居正等四人，带着蒋介石亲笔信，劝李返渝。蒋在函中假惺惺保证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掌握，并劝李宗仁带同医生及所需药品来渝。但李宗仁未应允。

12月5日，李宗仁偕其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等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赴美。临行又电行政院长阎锡山，要他在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中枢军政事务，至于重大决策，尽可能随时电商。

移台再战针锋相对

李宗仁12月7日抵纽约后，即入长老会医院检查身体，12月19日接受手术治疗，经过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复甚速。然接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沉沦，国府迁往台岛。这时的蒋介石虽然已是台湾事实上的独裁者，但仍急于想恢复“总统”职位，而李宗仁还在美国养病，并无交出权力之意。

在李宗仁看来，蒋先生现在虽掌握了实权，但自己仍身肩国家的名器，如果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舆论界与友邦政府，能给予有力的支持，未始不可把台湾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以争取大陆既失的民心，为中国民主政体打一点基础，作收复大陆的准备。这虽说是万分绝望中的一分希望，亦应为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国家、民族既以一国元首的名器托之于自己，自己一息尚存，便不能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是李宗仁当时的心境，也是李宗仁病愈后在美国勾留所努力的方向。对于这一点，蒋介石是清楚的，然而也是不能容忍的。

李宗仁的旧友对李病后动态至表关怀，因为从台湾各方面的情况所示，这直接影响到蒋复职一事，白崇禧、李品仙遂于12月15日电李宗仁，告知蒋介石曾约见白崇禧，意在劝进。李品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德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的问题。李宗仁17日复电：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依据。

白崇禧、李品仙、刘士毅、邱昌消于1950年1月16日从台北电李宗仁，提出六项意见，最后建议：如须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国务，应请致电中央，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

白崇禧旋接纽约1月18日复电称：

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

二、职位问题，德公固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院长代理过三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谅德公苦衷，德公宁愿受责难，不愿使本党毁法。

三、德公在美，非不能行使职权，如阎院长辞职，即可提组阁人选。

四、美不援台，实由杜（鲁门）、艾（奇逊）对介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

1月20日，台湾监察院电催李宗仁返国，语多指责。李于29日以艳电答复，表示病体尚须休养，未能即返。2月4日，台北《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对李艳电一致猛烈抨击，《中央日报》并呼吁蒋总裁绾领国事，统率三军。2月5日，台北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电责李宗仁不负责任，请蒋介石出任总统。

期间，居正曾托女儿带给李宗仁一函，李于2月6日复函居正，大意是：日前接监察院来电，对弟似有误会，甚为惋惜。其言外之音，别有用心，醉翁之意，路人皆知。这类现象在本党二十余年的政治暗潮中屡见不鲜，故不足为怪。弟名为代总统，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此等权位有何留恋。又感势单力薄，难胜重任，早想引退以谢国人。然思量再三，弟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个月，现在无法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行政院长代理如逾三个月的法定期即为违宪。是否可能私相授受呢，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复辟，然国人群起声讨。专制皇帝尚且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怎可自负毁宪之责！弟又怎么忍心为个人之安逸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现在少数人混淆视听、故意歪曲宪法理论，实在荒谬，贻害至深。

2月14日，监察院再电李宗仁，指责其在美国遥管国事的错误，质问李：是返台，还是辞职，并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他。同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明确指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难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原来，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会上一致拥蒋复职。蒋表示，此时人心动荡，云南卢汉已经明白声言，李已赴港，而蒋又不复职，中枢领导无人，还有什么希望，因此，应当作“复行视事”的准备。李宗仁接电四日后复电云：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

2月2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又致电李宗仁，限其三日内返台，否则放弃“代总统”职务，如不照办，则由蒋介石复行总统职务。同日，李宗仁致电台北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希望其与各方接洽，从速寻求于宪法上说得过去的方法。若图利用宣传，肆意攻击，自己则依据宪法，公告中外，于国家、于私谊，则两蒙其害。

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

2月24日，立法院通过由本院全体委员电请蒋总裁恢复视事。

2月25日，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李代总统案。

情势发展至此，蒋复职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李宗仁这时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奋起反击。于2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介石：

亲爱的将军：我很遗憾，不得不告诉您一项消息：自我来美就医以来，您周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就阴谋篡夺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无论根据宪法原则，或是根据人情，我都不能相信这些不断来自不同渠道的报告。

我的健康恢复期已满，正在准备回国，出乎意料地从文件中得知，您宣布将于3月1日恢复总统职位。

您应该记得，您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后，我即根据宪法规定，接管总统职务。所“代”者为总统职权，并非阁下个人。更进一步说，您自引退后，已经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和总统职权没有任何关系。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您没有合法的理由再次成为中国的总统。同样，除非国民大会决定，授予我的权力也不能由任何个人或任何政策机构以合法理由废除。

您的高压的、独裁的行为不能被宪法证明为正确，也不会为人民所赞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您的巨大的错误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命运。袁世凯的下场将是您的殷鉴。

为了保护历经许多困难而制订的宪法，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严重警告您，不要甘冒海外民主世界之大不韪。

李宗仁

又：依据中国宪法，如果现职人员必须辞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任何意见—一法律没有规定，引退的蒋介石总统可以复职，但是却规定由行政院长执行总统职权三个月，在此期间，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新总统。

我极不愿意叙述下列情况：自我来美就医以来，蒋介石将军及其亲密的追随者，如著名的CC系利用我缺席的机会，阴谋篡夺我的政治权力。我一时不在国内，成了cC系无理攻击的借口。然而，没有一部宪法规定可以反对一时缺席的国家元首。威尔逊总统有几个月不在美国，逗留在战后的欧洲。最近，菲律宾总统也像我一样来美就医。

不仅如此，我们是内阁制政府，总统只有有限的权力和责任。在总统缺席期间，政府和立法院、行政院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通向民主的道路没有播撒玫瑰花。在中国，为民主而斗争的40年来，我们为引进宪法进行了两次艰难的努力：一次，被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破坏了；另一次，就是现在，将要被想成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所破坏。

只有真正的民主思想才能有效地和正在扩展的共产主义潮流斗争。在我们和共产主义斗争的时候，这一对民主制度的完全背叛将引起深深的痛惜。作为中国的合法的国家元首，我有责任领导我国人民保卫我们的宪法。

践法复职据法抗争

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文告，宣布“复职”。

蒋介石的复职，并未使李宗仁感到惊异，因为事实上蒋介石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李宗仁不能不通电斥责荒谬，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于是，同日下午，李宗仁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

在中国为成为民主国家而斗争的时刻，传来了一项不幸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台湾方面公告，蒋介石将军已经宣布“恢复”中国总统职位。

人们记得，1949年1月，蒋介石将军辞去总统职位，成为普通公民。他在引退后的两个公开声明中宣布，五年中，他将不使自己卷入政治，也许将避开下届总统选举。（中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他认为适宜于使自己不经过选举就成为总统，这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荒谬，超出想象的，一个普通公民能宣布自己成为国家总统。这样，蒋介石将军就向世界暴露了一个可悲的事实，作为独裁者，他能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可以根据兴致抛起或者捡起。

蒋介石将军引退时，我依照为人民所接受的中国新宪法的规定，被迫继承这一空缺。在美国，有过非常类似的情况，副总统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空缺，直到下届选举。

在中文里，“代”的意思是指，我的任职时间为从上届选举到下届选举，它永远不能被解释为，代替即将离职的已不再做任何事情的前任总统。

在民主的历史上，蒋介石的复职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他的声明里有意曲解了中国宪法第49款。

蒋介石在1949年1月发表的引退文告中，这样说道：“……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称：“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介石所引则为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而当时蒋介石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所以李宗仁当时据理力争，欲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蒋介石表面满口承诺，遵照李宗仁的意思修改文告。然而中央社发表的文告还是修改前的旧稿。所以，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有意歪曲宪法第49款，而且在引退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李作为挡箭牌，必要时又东山再起。

当晚，李宗仁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电称，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1949年5月，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曾要求蒋介石出国争取外援，企图将他逐出中国的政治生活。现在轮到蒋介石报一箭之仇了。原来，1949年4月下旬开始，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内部土崩瓦解，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真是一发不可收拾。蒋介石再也不能在溪口幕后操纵了，他按捺不住地跳到前台，想收拾残局，决战一场，而此时的李宗仁也感到有点难以为继、不想再“代”下去，干脆躲到老家去了。可是，5月2日，国民党中常委推派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同程思远一起飞到桂林，迎接李宗仁去广州主持政务。李宗仁先是推辞了一阵子，表示自己无力挽救这个危局。经大家劝说，勉强接受了。但他不客气地说：“要我去穗主持政务可以，但是要请蒋先生把人事权、指挥权交出来，要将存放在台湾的外汇及武器装备交给广州使用，并请蒋先生出国去争取外援……。”居正等把李宗仁的要求呈报当时正在上海指挥战事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什么?又是交出人事权、指挥权，又是把台湾的外汇及武器装备交给广州使用，还要请我出国，这不是既拆庙，又赶和尚吗？”对此，蒋介石耿耿于怀。今日终于可以以牙还牙，一解心头之恨了。

杜李会见节外生枝

蒋介石复出，不仅震动台岛，而且波及美国，使早就安排的李宗仁访问华府，会见杜鲁门总统一事节外生枝。

李宗仁在美接受治疗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两度派员持函前去慰问，并邀请李宗仁于病后访问华府。当时正值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国会内为“谁丢了中国”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李宗仁不欲为人利用。再则，初到美国时，李宗仁还有坐观大局变化，以图东山再起的想法，而今大陆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为时已晚，故对美国政府的邀请已不感兴趣，迟迟未行。然台湾方面得悉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准备邀请李宗仁到华盛顿商谈中国事务一事，非常紧张。1月31日，“外交部”部长叶公超致电驻美“大使”顾维钧，要他“密探实情及美方意向”。2月下旬，李宗仁派外交顾问甘介侯赴华府拜会艾奇逊，商谈会见时间。此事为台北方面所闻，一方面急电顾维钧设法推迟杜李会晤日期，一方面发动一系列行动，以促蒋在杜李会见前宣布复职。美国务院查悉李宗仁访问白宫之举被顾维钧从中阻延，即于2月28日直接通知李宗仁，请李于3月2日中午到白宫参加杜鲁门总统为其所设的午宴。届时由甘介侯、顾维钧陪同李前往。台湾方面更为紧张，3月1日，台湾外交部给顾维钧一“最速”电，电称：“蒋总统已于今日10时视事，2日白宫宴会，李代总统仅能接受副总统待遇，希遵办并电复。”3月2日，再电顾维钧，指示说：“李副总统如系以副总统身份赴白宫宴会，自应陪往；如竟以代总统前往，应不陪往。”

李宗仁与杜鲁门的会晤虽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然更饶有意味。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将按什么身份接待李宗仁，怎么称呼李宗仁。杜鲁门回答：“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是否知道蒋介石已经复职时，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李宗仁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见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旨意，欲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美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维钧才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宴会开始，李宗仁坐于杜、艾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鲁门一反常例，却请甘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维钧交谈一句。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带着李宗仁到小客厅谈话，顾维钧意欲跟进，却被艾奇逊拉住在大客厅坐下，约翰逊则连忙推甘介侯的背，要他随李宗仁去小客厅，充当翻译。

在小客厅内，杜鲁门与李宗仁谈得很久，然无非是劝慰一悉而已，什么“暂时忍耐”、“保持联系”等等。言下之意，昭然若揭：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了，别的也就不必谈了。杜鲁门今天这样做，无非是在承认蒋介石之前对李宗仁作精神上的安抚。毕竟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亦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的外交问题”。李宗仁当日即返纽约，从此便在美国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