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在明朝皇帝中的名声极好，在中华五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好皇帝。他被认为是明君的典范，与宋仁宗赵祯并称为“宋仁明孝”，在史书上有着极高的赞誉。作为历史典范的皇帝，后世的史书中有很多地方都对他的明君行为进行了记载，甚至成为士大夫劝谏皇帝的标准模版。而这些模版中的朱祐樘显然是伟光正的，没有任何人生污点的，是值得后世标榜的皇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朱祐樘的执政生涯中也有不足之处和污点。比如本文提到他宠信宦官李广，迷恋炼丹就是非常典型的黑历史。

提到这段黑历史，就必须要说说朱祐樘所宠信的宦官李广。李广是当时的内官监太监，在宫廷中并不是数一数二的大太监。明朝宫廷中权势最大的两个太监分别来自于司礼监和御马监，其中司礼监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御马监负责宫廷的宿卫，在朝廷中有着极大的权力。尤其是司礼监，还兼管东厂和锦衣卫，上连皇帝，下通内阁，其掌印太监常常是明朝后宫第一大太监。因此司礼监太监也是皇帝身边最近的人，由皇帝的心腹之人担任。然而朱祐樘与他之前的皇帝不同，并不宠信司礼监的太监，而是以内官监太监李广为心腹。

内官监在明朝皇宫中地位经历过极大的波动，在明初的朱元璋时代，这个部门是负责全面管理后宫太监事务的。但在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建立了内阁，又培养段文识字的太监进入司礼监，用司礼监联系内阁处理政务，这使得内官监的地位便下来了。到了朱祐樘当皇帝的时候，内官监成为了皇宫的后勤部门，主管土木建设、皇宫内库、婚丧嫁娶等事宜。李广本来只是干这些琐碎事务的太监，但很快被朱祐樘看中了。史书上说朱祐樘看中李广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李广懂得“符箓祷祀“之术，而朱祐樘正好比较迷信这些。

按照史书的说法，因为朱祐樘是两宫太后养大的，这两位太后没什么爱好，只是比较崇信佛道。朱祐樘在她们身边长大，渐渐的染上了这些恶习，后来也开始沉迷于各种祈祷和祭祀，还沉迷于炼丹活动。由于明宪宗朱见深也曾沉迷于这样的活动，这让儿子朱祐樘沉迷很深，所以给了太监李广的机会。李广擅长搞这些迷信活动，很快受到朱祐樘的宠信，成为后宫数一数二的大太监。他利用朱祐樘对他的姑息，重启起了明宪宗朱见深时代的传奉官弊政，侵占民田盐利，搞得宫里宫外乌烟瘴气，多次受到朝廷大臣的弹劾。

面对朝廷大臣的弹劾，朱祐樘因为宠幸的包庇李广，这让李广得寸进尺。据说他还修建了豪华的府邸，引玉泉山的水绕大宅而过，享受着奢靡的生活。后来李广劝说朱祐樘在万岁山上修建毓秀亭，可亭子修好后正好遇到朱祐樘的女儿太康公主朱秀荣夭折，于是引发了朝臣的弹劾。朝臣们弹劾李广修建这个亭子犯了太岁，这才使得太康公主夭折。事情传到太皇太后周氏耳中，周氏对李广也很怨恨，于是李广畏罪自杀了。李广死后朱祐樘派人搜查其府邸，发现了大量的贪赃枉法的证据，然后朱祐樘下令严厉追究其相关人等的罪责。

从这段历史来看，史书的作者将明孝宗朱祐樘沉迷于迷信活动的罪责全部推到了李广身上，认为其蛊惑皇帝，才造成了各种弊政。然而从理智的角度出发分析，如果没有皇帝的准许，以李广作为内官监太监的身份，能够玩这么大么？内官监在后宫地位不如司礼监和御马监，如果没有皇帝撑腰，李广凭什么跟前两个部门的大太监争夺地位？要知道后宫中的斗争都是很残酷的，朱见深时代司礼监和御马监的斗争中可是死了不少太监的。以内官监的身份，能力压后宫最具实权的两个部门，李广和皇帝的关系恐怕不会是史书说的那么简单。

朱祐樘沉迷于迷信活动是真的，即便是在李广死后，他还是长期的做这些活动。后世学者关于朱祐樘英年早逝的原因分析中，就有人认为是因为他长期炼丹服用丹药导致中毒而亡。很多的史料中也记载，朱祐樘因为身体虚弱，经常需要服用丹药缓解病情。从这个史料来看，朱祐樘是否进行迷信活动，并不依赖于李广。即使没有李广的存在，朱祐樘也会搞这些事，所以李广对他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他后来还企图从藏密引入高僧进入宫廷，也遭到了朝廷重臣的不满，在一番长时间的劝说下，他才放弃这种做法。

由此可见，不管是迷信活动，还是炼丹服药，都是朱祐樘个人主动发起的，并不是李广引导和诱惑的结果。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李广对于朱祐樘而言就是个工具，与他在哪个部门没什么关系。假如朱祐樘真的离不开李广，他完全可以将李广调到更重要的司礼监或者御马监，为什么会将其留在内官监呢？内官监虽然是个肥差，但在后宫中权势较弱，并不能够成为强权角色。李广的强权，实际上是来自于他在朱祐樘的授权下重新搞起了成化年间的传奉官制度。这个制度才是真正的内阁大臣们反对的，并不断弹劾的根本原因所在。

前文讲过，传奉官制度是明宪宗朱见深创立的，与内阁和六部的文官集团争夺朝廷大权的工具。传统的明朝制度中，官员的任免需要经过六部和内阁。朱见深为了绕开这两个权力结构，搞出了传奉官。名义上是为自己服务的皇帝私人助理，实际上却被任命到各部门，与朝廷选拔的官员争夺朝廷的主导权。朝廷中的官僚集团们非常痛恨，所以对于这个制度弹劾过多次。朱祐樘继承皇位后，铲除了朱见深留下的奸佞集团，也就顺便废除了这个制度。可是在李广的劝说下，朱祐樘又重启了这个制度，让内阁和六部的大臣们非常担忧。

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明朝大臣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明宪宗朱见深正是因为宠信奸佞集团，纵容他们利用传奉官制度任免官员，才搞得朝野乌烟瘴气，给朱祐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果朱祐樘继续纵容李广乱来，李广必然成为下一个汪直、梁芳，朝廷大臣的权利将会被极大的侵犯。但是朱祐樘面临的情况与朱见深不同，真的有必要重启传奉官么？成化年间内阁和六部被旧官僚集团把持，以彭时、商辂为代表的内阁大臣处处掣肘皇帝，所以朱见深才玩了这一套。可弘治年间的内阁都是东宫出身的清流官，并不会威胁朱祐樘的统治。

因此朱祐樘如此操作的关键就在于，他纵容李广启用传奉官，到底针对的是朝廷中的哪个政治派系？综合当时各方面的史料记载看，朱祐樘重启传奉官，很可能针对的就是司礼监和御马监两大部门，并借此收回两大部门的权力。这两个部门的权力极大，在朱祐樘即位初期，也是靠着这两个部门才清洗了朱见深留下的奸佞集团，坐稳了皇帝的位置。然后朱祐樘又在他们的支持下重建了朝廷的政治架构，以东宫出身的清流官、六科和都察院的科道言官，替代了旧官僚集团，形成了新旧官僚集团制衡的政治架构。

朝廷的事情解决了，后宫的事情却还没有结果。实际上在朱祐樘即位的前十年，他在后宫都是沿用了朱见深留下的老太监。不管是从南京召回的怀恩，还是怀恩的继任者覃昌，都是朱见深留下的人。这些人虽然支持他当皇帝，但并不是他所倚重的心腹。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人都老了，一个一个的去世，新接替的太监与朱祐樘更加的疏远。由于司礼监长期作为皇帝和内阁的纽带，反而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这让司礼监监督内阁的职能形同虚设，也成为皇权旁落的一个漏洞。朱祐樘之所以纵容李广重启传奉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传奉官制度，朱祐樘可以提拔自己的心腹替代原来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太监，重建锦衣卫和东厂的机构，将后宫的权力死死的掌控到自己手里。李广只是帮着朱祐樘传话和选材的工具，实际上干这个活的不只他一个，还有国舅爷张鹤龄和张延龄。因此宠信外戚也成为朱祐樘的另一个黑历史，受到后世学者的诟病。而李广畏罪自杀后，很多官员也是改走张氏兄弟的路子，才成为了朝廷的要员。这些史实都可以证明，朱祐樘宠信纵容李广等人，不只是因为炼丹和迷信活动的需要，而是朝廷和后宫权力斗争的需要。

朱祐樘通过这种方式亲自选拔人才，构建自己信任的后宫和朝廷，以掣肘制衡朝廷中的官僚集团。虽然内阁官员都来自于东宫的清流，六部也有相当一部分出自科道，但毕竟都是士大夫阶层。在他们入阁之前，或许与地方浊流官接触少，很少在旧官僚利益集团圈子里混饭吃。可一旦掌权，必然会比旧官僚利益集团所拉拢腐蚀，时间一长就不好说了。朱祐樘这种做法也是防患于未然，避免再度形成成化年状元内阁时期的，内阁和司礼监联手左右皇帝决策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任何皇帝都不愿看到的，也是非常忌惮的。

从当时朱祐樘的操作来看，他采用的手段显然比朱见深温和得多，也没打算用暴力来对付暴力，而是采取了更加技术性的柔和的手段。这些手段遭到朝廷的反对和弹劾是正常的，朝廷大臣明知皇帝是幕后主使，肯定不能直接弹劾皇帝，所以李广等爪牙就成了弹劾的目标。对朱祐樘而言，被逼死一个李广无关紧要，只要自己的计划能够执行。朝廷大臣们反对激烈了，他还可以换一个方法。他是善于打太极的皇帝，不像朱见深那么强硬，但效果却更加显著。至少从弘治中兴来看，朱祐樘的政绩是远远超过超朱见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