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年1月28日17时左右，一辆北京212吉普车鹤岗南山矿，停在了矿场保卫科门前。紧接着，车上下来4个人，其中一个警察模样的手持手枪，其他3人持长枪。
他们进入走廊后立马兵分两路，也不说话，看到人就开枪扫射。虽说矿场的经警也有配枪，但火力完全被对方压制。几轮交火下来，矿场10人被杀，其中包括一名经警的11岁儿子，另有1人重伤。
此案当时惊动了公安部以及中央政法委领导，它让我国刑侦专家嗅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竟正朝着高智商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
据事件中幸存经警刘东生回忆，那伙匪徒分工明确，下手狠毒，非常专业。
当时，刘东生正坐在警卫室里休息，突然警卫室的门被推开，有个女人（事后被证实是带着女式假发套的男子）出现在了门口。对方手里拿着一把长枪，也不说话，当即将靠近门口的值班队长赵成远和另一名经警杜文军打倒在地。
刘东生反应很快，见状立马和同事毛成才躲下办公桌，本想伺机还击，怎料对方又跑来一个人，将二人击倒在地，末了还对4名经警分别补枪。
与此同时，另一间保卫室的4名值班人员在听到枪响后立马试图赶去支援，怎料一出门就碰上了两名匪徒。经警张永华在与一高个子匪徒对枪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保卫科长姜道生利用走廊避开子弹，冲上二楼寻求支援，而经警陈学礼、张国明不得不撤回保卫室。
此时，保卫室后方的小仓库里正存有5个装满纸钞的布包，歹徒显然是冲着这笔钱来的。而陈、张二人对门外发生了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只是意识到危险逼近，用所有可用的东西抵住门，同时握紧枪准备对冲进来的匪徒还击。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经警”是“经济警察”的简称，这类特殊的编制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为防范不法分子对我国重要资产造成破坏，最初，人民解放军会在各个工厂、矿场等单位处派兵驻防。
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需要保护的目标随之增多，仅靠军队来承担这项工作便变得十分吃力。于是在1953年5月11日，国家作出决定，由各厂矿自己组建经济警察来承担保卫工作。
鼎盛时，我国经济警察总数曾达11.4万，虽说这种制度本身存在很多弊端，如人员混杂、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训练不到位等等，但客观而言，它对新中国的发展还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话说话来，当时留在仓库里负责看守现金的张国明本就是一名退伍军人，手里拿着一把56式冲锋枪。富有实战经验的他不急于同对方拼命，而是以静制动，每当对方试图破门时，他就会朝着有动静的地方开一枪。
张国明很清楚，眼下自己是在困兽之斗，对方人多枪多火力猛，自己不但要省着用子弹，还要尽可能发挥最大的威慑。他向同事陈学礼说明了这一点，叮嘱千万不要乱开枪。
显然他的战术奏效了：对方不再纠缠，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喊了声“炸死你”，便猛地一脚把门踹出一道缝隙，紧接着把炸药包塞了进来。张国明临危不乱，先是连开几枪，趁机将门顶死，这个过程中还恰好夹断了炸药包的导火索。
19时20分左右，保卫科长姜道生终于搬来了救兵，他带着4名经警重返现场。与此同时，两名匪徒也受了程度不同的伤，歹徒担心再拖下去会被团团围住，遂决定撤退，在值班室里留了个炸药包，又点了把火，随即驱车离去。
这便是当时全国轰动一时的“鹤岗1·28特大暴力抢劫杀人案”，值得一提的是，火势引爆了炸药包，导致现场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不过警方很快还是顺出了案子的脉络。
原来，事后经清点，警方从现场发现了11具遗体。奇怪的是，其中有一具遗体始终无法确定身份。而这具遗体显得有些不太正常，被损毁得尤其严重，身上发现了不同型号子弹的伤口，面部也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刑侦专家推测，这具遗体有可能不是经警，而是被击毙的罪犯。
后来据犯罪分子交代：在与经警交火的过程中，有一名歹徒中弹丧失行动能力。其他3名歹徒为防止他被活捉而泄露其他人身份，在离开之前开枪打死了他，这具遗体反倒成了破案的关键。
1995年2月15日，专案组将死去歹徒的照片分发给鹤岗市及其周边各劳教所、监狱，要求犯人为警方提供线索。其中有个李姓犯人依靠一处纹身认出了死者身份，称此人名叫田原，从小喜欢打斗，练过武术。
鹤岗警方旋即顺着这条线调查，果然发现田原的确有组建团伙作案的条件和可能。
过去几年，田原跟一个名叫孙海波的人走得很近。此人是个惯犯，多次因盗窃等罪行被抓，毫无悔改之意。还有一名嫌疑犯闫文宇，个子小，还不到一米七，曾在南山矿场水电科工作，于案发前突然辞职，此后没有另找工作，不知去向。
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存在疑点，案发前曾跟家人说要去外地走亲戚，谁料这一去音讯全无。
在基本确定了嫌疑人后，警方立即出动，将几人同时抓捕归案。怎料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几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慌张，还给出了非常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甚至还有目击证人。警方对3名嫌疑人做了测谎试验，3人均顺利通过。
不仅如此，当警方拿着被打死的劫匪的照片找上门时，田家人看过后都表示此人长得不怎么像田原。田原的父亲田玉山告诉警方，田原根本不可能作案，因为他一早就到国外打工了。
警方这下傻眼了，不少人一度以为他们弄错了调查方向。不过也有一些专家提出，这些嫌疑人镇定得有些过度，而且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也太过确凿，周全得有点假，反倒像是提前准备好的。经过讨论后，专案组还是决定从田玉山身上找破绽。在审讯人员苦口婆心的引导和劝说下，田玉山终于开口了。
老父亲悠长地叹了口气，言语中满是辛酸。
那个年代，不少中国家庭喜欢多要几个孩子，长大后可以互相帮扶，毕竟人多力量大嘛。可田玉山生了4个儿子，没一个争气的。
老大一早就跑出去不知所踪，也不跟家里人联系；老二田原吊儿郎当，整天说要出去找活干，实际上就是到处乱混，压根就不没有出国打工；老三田雨更离谱，生得眉清目秀，平日里竟也喜欢化妆扮女人；老四田宾跟老二差不多，游手好闲。之前不说这些，田玉山是怕自己儿子真做了坏事，有意包庇。
另一名嫌疑人家属也提供了一些有利线索。
据孙海波妻子所说，丈夫没有工作，也不见他找活干，却总能隔三差五给家里带回些家电和钱。她其实一早就怀疑自己的丈夫手脚不干净，跟一些案子有关系，却一直不敢过问。
虽说这些话里没有直接证据，但这足以让专案组确信，此前3名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全是假的。警方将掌握的证据做了一番整理，随后重新对嫌疑人展开询问。经过漫长的审讯，几人终于架不住警方的强大攻势，把自己的罪行全招了。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几人所作的恶竟远不止1·28案。
最早想到抢劫的是孙海波，正如刚刚所说，此人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多次被抓却屡教不改。他在劳教所里结识了同被关押的田原，两人竟在监狱里讨论起了“发大财”的办法，稍那么一琢磨，一致认为靠小偷小摸翻不了身，得来一票大的。
孙、田二人决定先弄一把枪，两人在某个冬夜里勒死了一名巡逻警察，抢走一把54式手枪。他们最初的目标是银行，怎料在一家银行踩点时，发现警卫配的都是冲锋枪，根本打不过。
恰在这个时期，两人又结识了闫文宇，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一早就摸清了我国警方的办案流程和侦查习惯。闫文宇告诉孙、田，煤矿给工人发工资都发现金，一般为应付一些突发事件，矿场里也会留些钱。与其冒险抢银行，不如去抢煤矿。
1992年，孙海波等3人对鹤岗市矿务局派出所下手，杀害民警杨坤，抢走武器若干；当年12月4日，三人截下一座小煤矿的运钞车，劫获现金18万元。
要知道，那个年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00元出头，“万元户”都是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概念，怎料没过多久，三人就把各自分得的几万块钱挥霍一空。闫文宇又出主意：南山矿是鹤岗最大的煤矿，又赶上年底，不但要给工人发工资，还有年终奖。据他打听，厂里弄了一大笔现金，结完一些款项后还剩约93万存放在保卫科，不如干脆给他抢了。
几人一拍即合，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行动当天，他们抢了一辆车，把司机打死后扔进一处下水道竖井中。身材瘦小的闫文宇和田雨头戴假发，假扮成两男两女，也可以起到误导警方的作用。只是歹徒们低估了南山矿经警的勇气和抵抗的决心，不但没能得逞，田原还死在了当场。
事后，警方从几人手中缴获各类枪支9把，子弹百余发，其中包括3支猎枪、1支半自动步枪和3支54式手枪。
另一方面，此案也展现出了可怕的一面：此案犯罪团伙战术清晰分工明确，现场留下的线索极其有限，行动如一支特战小队。
虽然同时期我国发生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凶残的歹徒也大有人在，对警方而言，如此“专业”的团伙却是此前见所未见的。这标志着我国一些犯罪行为正朝着职业化、高智商化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这种苗头是十分危险的。
案情清晰证据确凿，1995年3月2日，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3名罪犯死刑。9天后，3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