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妄图侵占我华北地区。1935年 12月9日，北京数千名大中学生义愤填，决不做亡国奴，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广运动。

12月17日，党中央在陕西子长县瓦窑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中日民族矛盾的形势，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临行前，有同志对父亲说：“你这次去，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父亲坚定地说：“不入虎穴，爲得虎子！”

1936年春，父亲扮作茶叶巨商，携新婚妻子红军女干部谢飞来到天津，住进了日租界的北洋饭店。

第二天，一位手拿《益世报》的人来北洋饭店找父亲，接上联络暗号后，才知是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王林知道父亲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便汇报了华北形势和河北省委的工作情况。

父亲听完汇报，对河北省委的工作作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并对干部工作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真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强有力的骨干，这可是党的宝贵财富啊！

父亲这次去华北主要是落实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驻扎在华北地区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带领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重创日寇，仅大刀队就砍死砍伤日寇数千人，取得中国宋哲元这个人相当复杂。1933年3月，他手书“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然而，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二十九军却镇压了爱国学生，学生对　宋哲元十分痛恨，每次游行示威必呼“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父亲调查研究后，把宋哲元确定为重要的统战对象。

父亲派出王世英、张友渔等人做二十九军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争取宋哲元和一十九军转到抗日方面来。

在以后多次游行示威时，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和“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等口号，矛头直指日本帝国

游行示威非但没有出现军警镇压，反而在十九军引起强烈反响，也影响了宋哲元转向抗日救亡。在一年后的“七七”事变中，二十九军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左”倾错误，在党内“是有长久历史的”，父亲同它作过坚决斗争，并因此受到打击，甚至被视为右倾。这次去华北工作，他仍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错误倾向。

政食 1936年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惨死在狱中。北京大批学生抬着棺材，涌上街头游行，遭到军警残酷镇压，许多地下党负责人和学生被捕、受伤。

父亲抓住这起典型事件，要求“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指出：追悼郭清是应该的，可采取公开的方式，激发公众抗日热情，如设灵堂由各界人士去致祭、敬挽，或举行盛大的葬仪等。

中央充分肯定了父亲在华北的工作：“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父亲的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父亲感到，现在华北最急需的是大批对党忠诚、有能力的干部。

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对父亲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又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大批干部，多数刑期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

父亲明白“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一下子陷人了沉思。他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事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父亲向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报告请示。张闻天接到报告十分重视，同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请示。

狱中的同志见到北方局和中央的信件后，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分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工作，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十三人当选为出席七大的代表。毛泽东曾在与薄一波谈话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的康生对薄一波说：“北方局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谁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翻手为雨，将六十一人打成“叛徒集团”，父亲竞成了“叛徒集团”的总头目。

1937年4月底，父亲回到延安。在5月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父亲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5月17日，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开幕，由张闻天与父亲主持。父亲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白区工作中，党内存在“左”的错误传统或倾向，“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盘工作的问题”

与会代表对父亲的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基本明确了新形势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策略和任务。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旗帜鲜明地说，“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方局，父亲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全面领导华北的抗日斗争。

7月底，父亲来到山西太原。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爆发，中国进人全面抗战阶段父亲非常重视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他指示薄一波继续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坚定阁锡山的抗日立场。

在日军的节节进逼下，山西形势日益危急，阎锡山为保存实力急需寻找兵源，薄一波趁机提出组建山西新军。阎锡山当即同意，并要薄一波负责筹建一个团。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指示：“快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要实际上控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华北地区的抗战局面很快出现了大好形势：两年内华北八路军发展到了十五六万人，山西新军七万人：仅山西全省七个专员公署就有四名党员专员，一百零五个县有六十名党员县长。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奋勇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8年3月14日，父亲回到延安，向中央报告华北地区的工作情况。汇报完，父亲准备重返华北时却被中央留了下来。这是毛泽东基于对父亲的器重、信任而作出的决定。

在延安的日子里，父亲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指导在河北平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导八路军收编改造零散武装：指导“冀东暴动”获得成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央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批评了王明错误路线，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

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父亲任中原局书记。

中央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父亲。11月23日，父亲同朱理治、李先念等几十名于部，分乘四辆大卡车，告别延安，踏上了新的征程。

华中地区处于黄河和长江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父亲一行决心用铁拳粉碎日军在华中妄图建立“共存共荣”的幻想。11月28日，父亲他们来到了河南西部的古县城池。

父亲在池县等候彭德怀，要同他一起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客人。等候期间，父亲召开了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会后，在党员培训班上，第一次系统地讲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1939年1月中旬，彭德怀来到演池，此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两人要见的客人是在洛阳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卫立煌前不久访问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待，与朱德私交也很好。父亲和彭德怀来到洛阳，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他访问延安时拍摄的照片转交给了卫立煌。卫立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两人对卫立煌的抗日立场和与八路军的友好合作表示敬佩。父亲说，新四军有一部分部队接近第一战区南部，希望卫立煌也能多给一些帮助。卫立煌点头应允，希望新四军能多打胜仗。

当时有几名党员是卫立煌身边的工作人员。父亲回到演池再三叮嘱他们，要做好卫立煌的统战工作，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此后，卫立煌没有随蒋介石去台湾，1955年从香港回到内地都与之不无关系。

1月下旬，父亲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主持召开了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调兵遣将，将随行干部都派遣到抗日游击战争第一线加强领导力量。

为了培养更多的于部，父亲在竹沟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亲自讲课。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竹沟被四周的农民比喻成“乌云中的一块晴天”。

3月中旬，父亲被中央召回延安。4月1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父亲报告华中的工作时提到：我们的武装和党员都已发展到两万人。与会者听了深受鼓舞。

这时，张闻天已调任中宣部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他请父亲去马列学院作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这是父亲在池讲话的补充和完善。

张闻天将父亲的讲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准备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很快作了批复：“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解放》周刊刊出后，独立印刷数十次，印数以千万计，还被译成英、日、捷克、荷兰、西班牙等文，在数十个国家发行，在马列主义政党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9月，父亲准备从延安返回河南竹沟，同行的还有八路军少将，军事检察官徐海东。当时虽说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经常制造摩擦，路途并不安全。

父亲对徐海东说：“我俩同行，就用你的头衔做掩护，我就扮作你的“秘书吧！”能与中央领导人同行，徐海东很高兴，但让领导做自己的“秘书”，心里不免犯难了。

父亲轻松地说：“这是工作需要，我在白区工作时，扮演过许多角色，像工人、农民、教书先生，甚至阔佬等等。同敌人打交道，就和演戏一样，没什么不好意思。”—一席话说得徐海东宽心了。

果然，徐海东的少将军衔省去了路上许多检查、盘问等麻烦。一路上，父亲开会、听汇报、布署工作，9月下旬就到了中原局驻地竹沟镇。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愈演愈烈，父亲预感到敌人很快就会发起武装进攻。父亲立即把中原局机关及干部大队、教导队学员等三百多人撤离竹沟，转迁到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同时作了其他相关工作部署

十几天后，国民党武装两千多人对留守的中共抗日于部，战士及家属两百多人进行了血腥屠杀，成为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奏。

根据战局的变化，父亲确定了中原局“工作重点向东敌后转移”的战略部署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

12月19日，父亲向时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通报了东移指示，但项英不同意这一意见，强调“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

1941年1月6日，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国民党当局的命令移师北上，经安徽泾县茂林山区，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1月9日，父亲接到遭遇伏击的新四军军部加急电报：我江南（部队）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交涉。父亲立即将这一严重情况电告中央。

1月12日，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围魏救赵”：让山东朱瑞、罗荣桓包围国民党沈鸿烈部，陈毅包围韩德勤部，敌人不放新四军就把这两部全研。

毛泽东电复同意。但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形势已难逆转。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难。

国民党恶人先告状，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父亲和陈毅针锋相对，致电中央建议重建新四军。

1月20日，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父亲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重建的新四军很快就壮大为七个师九万余人，转战大江南北。东南局、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父亲任书记。

6月中旬，日军又开始“扫荡”，前锋直逼新四军军部盐城。父亲和华中局原拟固守，后发现敌方兵力众多，·果断纠正部署：放弃盐城，疏散各村。

7月20日，日军第十二旅团及伪军第一集团军共一万七千余人，兵分四路杀到盐城，妄图一举研灭新四军主力，却发现盐城成了一座空城。

由于敌方兵力集中，各据点防守空虚，一些重要据点被新四军拔除。敌主力不得不退兵防守，被迫停止了大“扫荡”。这次反“扫荡”，新四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五次，研敌近两千，自身伤亡约百人。

父亲因过度劳累，开始生病，吃不下东西，但仍强撑着工作。9月中旬，父亲又患上了痫疾，这是他小时候落下的病根。

10月3日，父亲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负责人不赞成父亲回延安去，认为“他不能离开华中，否则会失掉中心”。

但中央和毛泽东坚持父亲必须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缓期启程。1942年3月，父亲主持召开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部署完各项工作后，准备启程赴延安。

3月19日，父亲和随行的一百多名于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去延安。告别共同战斗过的新四军战友和这片热土，大家都依依不舍。

路上，为了躲避敌人的岗哨，大家夜行晓宿，冷暖交替。出发没几天，就有同志病倒了。消息传到父亲耳里，他马上关切地询问病人的病情和诊疗情况。

当听说用自制的中草药医治效果不佳，而随身带的西药是专门给父亲配备的父亲就不大高兴了：“药本来就是治病救人的，每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快给他们用。

在场的同志听了，无不为父亲爱兵如子，无私忘我的情怀所感动。病号们吃了父亲备用的药品，病情很快有了好转，一起健步行进在回延安的路上。

华中到延安，路途漫漫。由于敌人的封锁，父亲一行只能绕道山东、晋冀鲁　豫、冀中、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增加了行程，而且要穿越一百多道敌伪封锁线。

肩负着中央的重托，父亲每到一处就听取汇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在山东父亲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几次彻夜交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统一了山东分局同志的思想认识。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父亲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为开创山东抗日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8月初，父亲要从山东去鲁冀豫边区，其间必须经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父亲慎重考虑后，请被称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的鲁南铁道游击队护送。

铁道游击队接到任务，既感到兴奋、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经过十几天的努力，父亲他们终于顺利穿越了津浦铁路线。父亲将七八十粒子弹赠送给了铁道游击队，瞩他们多英勇杀敌。

在与冀中根据地干部交流时，父亲同冀中党委书记黄敬和司令员吕正操，一起总结了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希望人人能做《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闹得敌人无法安宁，神出鬼没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2年秋，父亲来到太岳军区，称赞他们开展地雷战的成功经验，并于11月致信陈、薄一波和安子文：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都是革命斗争，要巧妙地互相结合，才是完备的革命斗争形式，才能打倒敌人。

12月30日，历时九个多月，长途涉三千里，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父亲一行人终于回到了革命圣地一—延安。

1943年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于部晚会，进行团拜，庆贺新年，并欢迎父亲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莅临讲话。父亲也报告了华中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