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东汉，竟然有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是个现代名词，东汉这些女子的言行，是她们对女权不自觉的实践，有的还是制度上的明文规定。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三个女子，她们对女权主义的追求是渐次进阶的。

第一个是汉明帝的马皇后。

马皇后被称作明德皇后，作为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裔，公认为贤德冠绝东汉所有的皇后，这是历史的定论。

她的贤德，就其自身而言，是愿做个本本分分的皇后，如同普通百姓家的妻子，不干涉老公的事。

但正是因其贤德，明帝便时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听听她的看法和建议。

这于传统政治伦理来说，是帝后关系的大忌，容易造成后宫干政的嫌疑，甚至产生实际效果。

比如后来唐朝的武则天，帮老公唐高宗批批公文，批着批着就成了真正的主子。

好在明帝是强势皇帝，明德皇后懂得分寸，她只是说说，明帝只是听听，听不听得进去、听进去多少、多少施政措施受到她的影响，全在明帝自己。

只能说，明帝对妻子有起码的尊重，不把她看作皇权的附庸，而明德皇后也是出于对丈夫的尊重，并非对权力有着多大的迷恋，也没有女性意识的觉醒，老公问她便说，不问也便作罢。

她和女权主义者毫不搭界，只是明帝给了她表现的机会而已。

第二个是汉和帝的第二任皇后邓绥。

邓绥是汉初功臣邓禹的后代，小时在家不但迎合长辈的要求学做女红，更是追随自己的心愿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而这些典籍都是当时的男人做官的教科书，因此她被家人戏称要做“博士”“诸生”。

只是他们哪里知道，邓绥不只是要做官，也不止步于做皇后，她后来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皇帝。

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儿，父亲邓训也非常看重，遇事总是和她商量，而对儿子们却爱搭不理、完全没有好脸色，因为男娃们的见识还不上邓绥。

邓绥进入皇宫时，和帝已经有了阴皇后，按说她没有太大的希望。但是她读过的那些书提醒了她，宫斗如同职场拼争，她以退让、不争衬托了阴皇后的不堪，由此她便取代阴皇后变成了邓皇后。

这是她的政治智慧和权谋展露。

和帝早逝，给了邓绥施展拳脚的时空，她从此临朝听政14年，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她自称“朕”，这是秦始皇起皇帝对自己的称呼，从来没有别人、包括皇后太后敢于僭越。

臣子把她称作“陛下”，这是臣下对皇帝的专称，从来没有别人敢于接受这个称呼。

她把持朝政14年，乾纲独断，先是舍弃嫡子刘胜而选择了婴儿刘隆继位，是为汉殇帝；刘隆死后再次舍弃刘胜选择了诸侯刘祜，是为汉安帝。

她在位一天，无论是少不谙事的殇帝还是青春年少的安帝时期，都把权力死死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有臣子把连续多年发生自然灾害归咎于女主当政、要求她还政安帝时，她差点就说出“有多远滚多远”的脏话，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杀的杀、关的关、贬的贬，毫不留情。

在她听政、实际上是执政期间，她在朝中设立了女官，给了女性仕途发展的机会。这里面最有名的女官是赫赫有名的班昭，她成为邓太后施政的智囊高参，被称作“曹大家”。

曹大家虽然对邓太后言无不尽，可能并不赞成她的女主当政，于是费心尽力地写了一本书《女诫》，名义上是天下女子的行为规范，实际上既然规范了天下女子，邓太后也就在规范之列。而邓太后的行径显然和这些传统规范严重不符。

邓太后被暗中黑了一道，自然非常生气。但是政治家的报复不会太过明显，她以班昭年长需要照顾为名，把班昭从都城洛阳的皇宫迁到了儿子在河南任职的官所。

然后，等到曹大家去世时，她又哭得哀哀戚戚，她以实际行动表明，她大人有大量，并不是和曹大家计较。而真实原因应该是，曹大家已去，她那一套不能再约束自己。

邓太后要做大事，而且大事很多，曹大家的插曲很快就被忘却。她在洛阳设立官学，把诸侯、外戚的子弟70多人都归拢起来读书，其中有男孩子，竟然也有女孩子。

她从自己的经历中知晓读书对女子的重要性，她读了书，也要给其他女子读书的机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以后要等到清末民初的强力争取才再次出现。

她还带着命妇、女官前去大汉朝的宗庙祭祀，那里面即便吕后等等这样的强横女子都是刘家男性皇帝的陪衬，列祖列宗看着刘家媳妇以主子的身份进入宗庙，要是真的有灵，大概棺材板都要气得掀开。

而在邓太后看来，这些事她想做便做、做便做了，男人做得，她也能做，其他女性也能做，不是男人的专利。

要是她能活得更长，会不会真的登上帝位，那可真是说不定的事。

客观而言，邓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实在是离经叛道的女人，她做的事也实在与传统规范格格不入。

她挂了，她的狂飙便突地刹了车，她做的事没有成为定例，而是成了例外，她做了，后来的女子，特别是皇后或皇太后，或者没有机会做，或者没有能力做。

她刹了车，也保住了她的贤后历史形象。听到这里，她估计要嗤地笑起来：要是我成了皇帝，历史的记录权和解释权都在我，谁还敢说三道四、胡说八道。也是！

第三个是汉桓帝的第三任皇后窦妙。

窦妙出自两汉强大的外戚窦家，加上她，窦家前后出了三个皇后。

窦妙的这个家庭背景，和她的“忌忍”秉性，使得桓帝并不想立她做皇后，他的理想目标是普通姑娘田氏。

他怕她，也怕窦家。

但是，正因为窦家的强，才有好多人帮她，比如太尉陈藩、司隶校尉应奉等人，逼着桓帝立窦妙而舍田姑娘。皇帝想说爱一个人也不是容易的事。

桓帝无奈，只得接受窦妙成为自己又一任正宫妻子，完全没有爱。

桓帝死后，是为灵帝，窦皇后一跃升为窦太后，也看样学样临朝听政。

在她听政前后，朝廷设立了女尚书，帮助皇帝和听政的太后批阅奏章和文书，主要是窦太后她自己，灵帝只是个摆设。

这是东汉首次设立的官职，对女性有着开天辟地的历史性意义。

女尚书不是窦妙所设，却为窦妙所用。

此前此后，窦妙既依赖宦官，又嫉恨宦官，并借机发作杀掉了她不中意的宦官，而女尚书可填补她的用人空缺。

但是女尚书和宦官之间，因为利益关系，也会出现合流。

太尉陈藩就恨恨不平地说，宦官和女尚书，比如灵帝奶娘赵娆，“并乱天下”，他们沆瀣一气，一起扰乱天下，他要求把宦官和女尚书一举清除干净。

而在陈藩和窦妙父亲窦武联合发动对宦官的军事行动时，女尚书也确实是个活跃的敌对势力，她鼓动灵帝拔剑踊跃，和陈藩、窦武对着干。

窦太后没有邓太后的见识和能力，最后宦官打败了窦武和陈藩，她当然也没得了好，被幽禁在冷宫。

万幸的是，还有人坚持她是皇帝之母的象征身份，灵帝也念着她的扶立之功，没有对她赶尽杀绝。

剩下的时间，她只求保命，甚至说，她连保命也不想，没有了权力的她，要命干嘛？权就是她的命。

她果然很快抑郁而死，不得不作为刘家的媳妇与桓帝合葬。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对她最大的恩宠，她差点就失去了这个资格。

总而言之，无论是邓绥还是窦妙，她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女权主义的普遍性，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和保住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统治，可能在客观上产生了有益于其他女性的积极效果。

而且她们带来的改变转瞬即逝，无论怎样狂飙突进，最后都就被男性主导的力量冲击得荡然无存，而她们更多是作为反面案例被留在史书上，供后世女子作为沉痛的教训而被借鉴。

回过头来说说曹大家班昭的《女诫》一书，她因为邓绥而以女儿身做官、著书，而她写的这本书却成为禁锢女性的理论依据。

是也非也，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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