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临近尾声，当友邦代表离场完毕后，赫鲁晓夫突然要求工作人员关闭会场大门。随后，在1400多人的注视下，他作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讲，这便是苏联历史上极具争议的“秘密报告”。

倘若我们不搞结果论，那么毫无疑问，“秘密报告”的确给苏联提供了无限可能的未来。就连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看过“秘密报告”文本的复印件后，都不禁沉默许久后感叹：苏联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秘密报告”在苏联历史中的地位之重毋庸置疑，而时间也证明了它对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那么关于此事恐怕只剩一个“未解之谜”：当年的会场上，人们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

据说在赫鲁晓夫演讲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就当他唾沫横飞地批评前任的种种过失时，突然有人递上来了一张字条。打开一看，不知哪位与会者质问：既然知道那些是错的，那么赫鲁晓夫同志，您当时在哪儿？赫鲁晓夫面不改色地将纸条上的内容大声念了一遍，质问道：这是谁写的？请站出来！众人吓得鸦雀无声，只见他话锋一转说道：“我当时就在你的位置上。”

这个小插曲把赫鲁晓夫高超的话术体现得淋漓尽致，言外之意：咱跟斯大林同志不一样，眼下我们呼吁民主，您写了纸条还不敢站出来，我哪会儿哪敢啊？如此巧妙的回答立马博得了满堂喝彩，而这似乎也成了会场氛围的一个缩影。

从赫鲁晓夫版的官方资料来看，“秘密报告”现场的气氛相当活跃，似乎是在上演一场精彩的脱口秀。他本人站在台上，言辞极尽尖酸地抨击着前任工作的种种过失；每讲几句，台下总会忍不住发出窃笑声。赫鲁晓夫的语速很快，当他的演讲进入高潮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生怕一不小心错过某些精彩部分。因为会场的气氛太过欢快，赫鲁晓夫不得不频频暂停他的讲话；不仅如此，当演讲完毕后，台下爆发出了持久的掌声和欢呼声，仿佛所有人都在尽情地宣泄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

单从这些来看，对陷入斯大林体制的苏联而言，这场报告无疑是久旱逢甘霖，太顺从民心了。人民大众的喜欢的就是正确的，它显然是为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生涯开了个好头。然而，事实当真是这样吗？透过一些零碎的线索，我们却能看出一副截然相反且残酷的场面。

一位名叫雅科夫列夫的代表回忆：当人们意识到赫鲁晓夫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同志时，会场霎时一片死寂，人们全然不敢窃窃私语或是咳嗽，甚至连椅子摇晃时发出的杂音都听不见丝毫——所有人都因过度震惊而僵住了。根据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描述，当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宣读他的报告时，有几位代表竟当场晕了过去。他表示，自己也对赫鲁晓夫的行为大为不解：“……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全国会议上说的。”

爱伦堡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事实上，他反而算是比较客气了。同为作家的法捷耶夫在描述会议现场时说：恐怕当场晕倒的代表不下30人，当晚就有2人举枪自尽。在此之前，斯大林和他的意志被视为说一不二的权威，赫鲁晓夫却轻易地将它们全部掀翻了。夹在两个极端中间的人们变得迷茫、恐惧甚至绝望起来，法捷耶夫在自己的遗嘱中坦白：“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某些人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已无药可救……”他痛骂赫鲁晓夫是“暴发户”，背叛了伟大的列宁主义，让苏维埃政府在民众之中威信尽失。就算如赫氏所说，斯大林是一位“暴君”，那么他本人的罪行也比后者恶劣得多。

显然，比起赫鲁晓夫试图粉饰的“一团和睦”的氛围，人们的惊恐才更加符合逻辑。据统计，参加苏共二十大的1400多名苏联代表中，有至少40%的是经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不仅如此，作为伟大导师列宁的衣钵继承者，斯大林的威望绝不是赫鲁晓夫能够比较的。况且无论是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带领苏联打赢卫国战争，斯大林早已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手腕，不难推断，即便人们更渴望更加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否认前者而倒向赫鲁晓夫。

会议结束后，“秘密报告”被装进信封，贴上了“绝密”字样。显然，赫鲁晓夫并不太希望它被苏联以外的国家得知。那么，西方阵营是如何知晓它的存在的呢？讲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名叫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的年轻人。

格莱耶夫斯基本是一名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苏联，俨然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怀揣着伟大的理想，大量外国人来到苏联，希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格莱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位“志愿者”。在他心目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地位就堪比西方人民的“上帝”，完美无瑕，不容玷污。

在苏联，格莱耶夫斯基从事着记者工作，他经常在各加盟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奔波。1956年，格莱耶夫斯基与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的爱德华·奥哈布秘书的露西亚·巴拉诺夫斯基陷入热恋，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他甚至把约会搞到了女友的办公室里。

1956年4月的一个清晨，格莱耶夫斯基像往常一样去找女友，不料女友并不在办公室。闲着无聊的他忍不住翻看女友办公桌上的文件，无意间打开了装着“秘密报告”文本的信封。此时，格莱耶夫斯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读完其中的内容后，他的信仰和三观被彻底摧毁了。他不但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更是对政治的欺骗无比失望。绝望之余，格莱耶夫斯基决定“叛逃”：他偷偷带着档案来到以色列大使馆，以此为筹码换取了大使馆帮助移民以色列的承诺。在完成复印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将档案放回了原处，随后被毫不知情的露西亚锁进了保险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只是听说了有这么一份档案存在，为一睹其真容，CIA甚至开出了100万美元的悬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辛贝特得到它时如获至宝，局长阿莫斯·马诺立马将其呈给了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后者也不敢怠慢，连夜通过摩萨德将报告转交给了华盛顿，不久，“秘密报告”的存在变得举世皆知。也正是借助此事，摩萨德一举跻身世界一流情报机构之列。

“秘密报告”动摇了苏联的旧制度，为赫鲁晓夫雄心勃勃的改革创造了条件。然而借口粉碎“个人崇拜”的他，又迫不及待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个人崇拜——如此来看，当年的“秘密报告”无异于一场拙劣的表演。西方国家也如愿得到了它，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像格莱耶夫斯基一样的人，曾经勇敢而信仰坚定，此后心中更多的是悲愤、怀疑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