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便长驱直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集结了数倍兵力，奈何当时中日双方国力尚有差距，因此数次会战均以失利而告终。
当时的国内对于抗日是否能够取胜忧虑重重，以至于逐渐诞生了两种情绪，其一速胜论，其二亡国论。
为了重塑国人的信心，并为抗战提供指导思想，毛主席在1938年初便在构思，历时数天废寝忘食，写成了《论持久战》一文，先是在我党内部发行，至同年7月刊行全国。
《论持久战》也随着抗日烽火的发展，而逐渐名扬全世界。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不朽的光辉。
很多人都称《论持久战》是最强阳谋，是因为作为公开发行的文章，日本人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早期日本人对出对《论持久战》是忽视，毕竟他们只重视战术情报，忽略战略情报，但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对《论持久战》的研究，到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对《论持久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巅峰。
那么，作为名义上的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呢？
一在聊蒋介石对《论持久战》的态度之前，要先讲一个小故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商量共建联合政府事宜，但事实上是以和谈为名义，为他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
毛主席对蒋介石的想法心知肚明，但还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和平计，单刀赴会重庆。
不过，整个谈判的过程并不顺利。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两件事上抓的特别紧，一是军权，二是解放区。
蒋介石要求中共放弃武装力量，放弃根据地，这样才有和的可能，但已经吃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亏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上也不可能会做太多让步。
双方的谈判进入一个相持的阶段。
就在蒋介石在军权以及解放区两件事上不撒手的同时，毛主席却在重庆搞起了统战工作，把当时在重庆的各个民主党派以及爱国志士全都团结起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反而因为他们的“独裁”统治，陷入孤立状态。
不过，蒋介石并不在意这些，因为他认为，只要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足以维护他的统治。
蒋介石后来在谈判中，曾暗含威胁的托人告诉周恩来：
“盼告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的话，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
当然，这里所谓的条件就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毛主席当然不惧怕威胁。从当年参加并筹建中国共产党，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十四年抗战，哪怕是在最弱势的时候，毛主席也从来没怕过。他后来托人回复蒋介石：
“我可以用对付日敌之办法对付你，你占点和线，我占面，你看能解决问题吗？”
蒋介石一听这句话，气得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干脆后来也不亲自谈了。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以休息为名，携夫人宋美龄飞赴西昌休养，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天，他把所谓的谈判事宜完全交给了张群、张治中负责。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毛主席口中所谓“对付日敌之办法”其实就是《论持久战》。
毫无疑问的是，蒋介石一定是看过《论持久战》的，而且非常熟悉毛主席在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但他惊奇的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对此“阳谋”毫无办法，他自己对此毫无办法。
明知道对手会采取什么办法对付自己，但自己却没有应对的办法。
这就是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
二1938年7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解放杂志》上公开发表。
当时周恩来看了以后，认为该书应该作为中国抗战的指导思想，就把书推荐给了时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包冲洗。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看了《论持久战》后，对书中所载的观点十分信服，还做了大量的批注，后来更是总结了两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
白崇禧后来把这本书积极推荐给蒋介石看，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没有第一时间就撕毁这本书，而是饶有兴致的看了起来，并对里面的思想和结论十分赞同。
蒋介石不仅下令大量印刷《论持久战》，还要求军官们人手一本，希望全军都来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
通过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中国是可以战胜日本的；
二、中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法宝：
三、抗日战争要打一场持久战，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对于第三个问题，毛主席不仅讲述了抗战随时间推移的三个阶段，还重点阐述了在三个阶段中，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应对的问题。
从整个抗战进程也不难看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领导下的全党全军以及群众，都是跟着这个战略进程走的，后来也确实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当然也想学习和效仿，但他学不成，至少从第二点开始，蒋介石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1038年10月，武汉会战末期，日军突然从广州登陆，不仅占领了我华南重要的港口，就连粤汉铁路也被切断，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武汉会战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吸取了南京保卫战失利教训的蒋介石决心放弃武汉。
也是在弃守武汉之前，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当时任八路军总指挥（当时已经改称十八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副司令的朱老总向蒋介石建议，在抗战相持阶段发展游击战，并提议由国共双方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
朱老总在会上提出这一建议的同时，在场的人中，包括蒋介石的心里都明白，这是贯彻《论持久战》中抗战第二阶段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并将之贯彻到了抗战三个阶段中，特别是在抗战第二阶段中，游击战为主，阵地战和运动战辅之。
蒋介石在会上一听朱老总介绍，马上就同意开办游击训练班，在撤离武汉后，蒋介石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正式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中央派人来任教官，讲授游击战。
毛主席十分赞同这一决定，并派出了大量干部到训练班，叶剑英也同时强调：
“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
事实上，国民党军对于我军游击战、运动战的办法都很好奇，在我军授课过程中，听得都很仔细，甚至还有要求讲课时多讲几分钟的。
从态度上来讲，这些国民党军将领都应该算是“好学生”，但他们对此战略战术的领会上也只是局限于皮毛。
国民党军确实在敌后开展过大规模的游击战，但无疑他们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还是大打折扣，学来学去整成了一个四不像。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要广泛的团结人民群众。
国民党当局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三游击战是有别于正规战的另外一种作战方式，当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造在特定战场的优势，从而实现作战的胜利。
从某些时候，游击战与运动战有相似性，两者都是在创造在特定战场环境的优势，所以我们会说，运动战带有一定的游击性，但运动战的规模相比于游击战要大的多。
游击战特别是敌后游击战，不可能如大规模运动战那样去打，而是小规模作战，零敲碎打，极具隐蔽性，讲究出其不意，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下，打一场成功的游击战，前提保证是要有人民群众支持。
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在敌后战场搞得风风火火，事实上即便是在最困难的那几年，日军也没有完全能消灭八路军，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力量，是不能完全忽视的。
也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那样：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以后，蒋介石也曾想过学习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但他们所采取的游击战，是以正规军为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蒋介石对游击战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认为游击战也是正规战的一种。
1938年初，蒋介石在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的高级将领讲话时曾表示：
“现在社会一般人士，认为游击队与别动队没有分别，这是极大的错误。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
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当地有名望的人士组合起来的抗日队伍，蒋介石冠以别动队之称谓，将之排斥在游击队之外（或者说是正规军之外）。
抗战前期，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军在敌后方遗留有大量的正规军，蒋介石后来同意开展敌后游击战后，启用过去在军阀混战年代斗争失败的军阀，如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石友三、庞炳勋、孙良诚等到敌占区，组织游击战，并收编地方武装。
在抗战中期，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一度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从1938年以后，至1940年达到顶峰，敌后游击战的军队数量一度达数百万，此后逐年虽然减少，但大体上保持稳定。
不过，国民党军在敌后的游击战，还是完全以正规作战为主，所以对日寇作战并不能起到很大效果，多数时候还承担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搞摩擦的任务，反倒是在极端不利的作战环境下，投降日伪者很多，比如庞炳勋、石友三后来公开投敌者。
蒋介石他所谓的“游击战”，搞来搞去不成功，在于他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军队在敌后完全得不到支持。
当然，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阶级利益原因。蒋介石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阶级的利益，这部分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只占有极少数部分。
蒋介石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如果放手发动群众，这些人拿起枪来反对他们怎么办？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发动他们。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没办法走“全面抗战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