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
1930年1月1日，我拿着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和共青团的介绍信，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部队里，有的红军战士说：今天是元旦，是1930年的第一天，今天过新年。我很奇怪，说今天哪里是过年呢？离过年还远着哩。我那时只知道农历，年代是民国十九年，根本就不懂还有公历。我那傻愣愣的样子，逗得大家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不一会儿，部队的一位领导（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你是在1930年的第一天参军的，这个日子很好记吧!现在派你到白区工作委员会去，这就是你的主任。”
我回头看见是孟思林同志，这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太熟悉了呀。我随孟思林来到另一个小村子，那里已有二十多个同志。他们都穿着便衣，除了一些人身上带着枪外，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红军？我心里直纳闷儿。
孟思林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笑着说：“我们是红军，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这支队伍叫白区工作委员会，也叫武工队，我是主任又是队长。看来你不高兴参加。”
我着急地说：“我要参加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的红军。”
在场的人哄的一声都笑了。
在我心目中，红军就要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再佩支枪，那才神气哩！
孟思林说：“穿不穿军装，那要看需不需要。我们这支红军，就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白区的工作，宣传群众，监视、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打击那些民团，侦察敌情，让红军主力去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
我虽然心感委屈，但毕竟是参加了红军，比我在家放牛强。
这时，有个同志拿来一套衣服，孟思林要我穿上。那是件大半新的素色条布衫，青色的裤子，还有一双新鞋子。孟思林帮我换好衣服后，又替我穿上一双高腰的袜子。那是一双英国产的长统线袜，我一直把它提到膝盖上，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大家都说我好神气。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没有穿过这样好的衣服，心潮涌动着，眼里闪着泪花。我要把我那破衣烂衫扔掉，孟思林说：“别扔，留着它,以后有用呢。”
我这套破烂衣衫还真派上了用场。
过完年，天气渐渐变暖，可乍暖还寒。我红军主力准备打敌人的正规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部，因此要了解周边各敌人据点的分布及兵力调动情况。对黄安东南部的侦察任务交给了我们武工队。我接受了这次任务，又穿上了我那套破烂衣衫，趿拉着那双前露“生姜”、后显“鸭蛋”的破布鞋，腰里别上一把柴刀，手里拿着赶牛鞭，上了路。孟思林不知从哪里找了顶旧瓜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这活生生就是一个放牛娃。我向敌人的盘踞地——楼子冲走去。
楼子冲是个较大的村庄，敌人的正规军有一个营原驻扎在这里，加上地主的民团、反动红枪会，人数不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顺路砍了些枝丫柴背在身上，一路溜达接近了楼子冲。迎面走来一个站哨的民团团丁，他横挎着枪拦住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的牛丢了，来冲里找牛。我那地道的乡音和那身破衣服解除了他的疑虑，他说了声：“找了就快走。”
我应声回答了，还甜甜地喊了他一声“叔叔”后就进了冲。
在冲里，我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于是就接近那地主的大宅院。只听院里一阵乱哄哄的吆喝声，我探头一看，一些民团团丁正在舞刀弄枪，大约有四十多人。我正看得起劲儿，后脑勺挨了一巴掌，背后有人骂道：“小裸日的看么事？”
我回头一看，是个像伙夫的胖团丁。他围着围腰，嘴里叼着烟，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说：“我的牛丢了，我来找牛的。”
“这里哪有你的牛！滚滚滚！”
我刚要走，他又叫住我：“回来，把你这柴禾给我送到灶房里去。”
我假装不愿意，其实我巴不得哩！
我背着柴禾跟他进了院子，在灶房里放下柴禾，说：“老总的队伍住了那么多人，我这点柴禾哪里够呢？”
这伙夫说：“那几百号人都开拔去了黄陂，和我们不相干。好了，没你事了，滚吧！”
“你拿了我的柴禾还没给我钱。”我倔犟地站在伙房里不走。
“咦，个小裸日的，你还要钱？老子给你两火钳。”那伙夫骂着抄起火钳，对我挥着走来。
我躲开火钳，跑出门，那伙夫在后面追赶。我故意在院子里乱蹿，和他捉起了迷藏。胖伙夫抓不到我，磕磕绊绊摔了一跤，民团的团丁们看着都哈哈大笑，我却把民团的装备和人员数了个遍。
出了院子，我在冲里又找了几个放牛娃，说我的牛丢了，在这附近找到就好，要是跑到两道桥那边去就麻烦，那边是红区哩！这冲里民团不知去不去，要是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找我的牛。
放牛娃们说，民团没有白军一起，他们单个才不敢去苏区哩！这里白军的队伍几天前才开走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营是夏斗寅的部队，他们开到武汉，然后北上，去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之战去了。
我探得消息走出村。在村边又碰到那站哨的团丁，他问我：“牛找到了吗？”
我说：“没哩，找不到牛，东家会打我的。”说着，我就哭了起来。
那团丁说：“快走快走吧，莫在这里给我惹祸。”
我回到武工队里，将那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孟队长。几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红军主力打了胜仗。又没过几天，红军端了楼子冲民团的老窝。孟队长高兴地对我说：“这两仗都有你的功劳。”
我们这支小队伍，在赤白交界的地方神出鬼没，除了搜集情报，就是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在一个叫曹家的村庄，有个姓曹的地主，曾带红枪会袭扰我乡政府。黑夜，我们武工队入村逮住了他，本要枪决他，但经过教育，这小子称他再不敢了，我们饶了他，后来争取了他，他还给红军传递了不少情报哩。
我们武工队也经常打击敌人小股部队，也在敌正规部队附近活动，搞得敌人坐卧不安。敌人来了，我们马上钻山入林。敌人一走，我们尾随放枪。敌人闻枪回头寻找，又不见我们的踪影。
夜晚，我们把土炮架在山头，隔会儿放它几枪、轰它几炮，偶尔也摸到敌驻地刷些标语、撒发些传单，吆喝一阵，弄几挂鞭炮点燃就撤，闹得敌人心惊肉跳，搞不清情况，也抓不到人，因此不敢冒然进犯苏区。
有一次在俄公寨，我们武工队偶遇红枪会。敌人只有二十来人，我们和赤卫队近百人。为吓唬敌人，我们先把那么几只老套筒“砰、砰”地放了几枪，接着就把爆竹放在洋油桶里点燃，“乒乒乓乓”炸响起来，远听就像打机关枪。我们大叫“喔呵”，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们一路追去，捡回敌人慌乱中丢下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武器。
武工队常在郑家塝以北楼子冲一带活动，偶然发现敌人进剿返回时，在其大部队尾后，经常掉些散兵游勇，或一两个班断后。经过多次侦察，孟思林决定，我们打这些“尾巴”，就叫它“剿尾战术”。
我第一次参加的同敌人真刀真枪干的战斗，是在狮子口附近。
敌人的部队返回驻地途经一段山沟，那里树林茂密，我们武工队和农民赤卫军共四十多人埋伏在山沟两边坡上的树林里。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除了孟思林几个人有驳壳枪，再加上几支老套筒外，其余都是土铳、大刀、梭标和脚鱼叉子。我支起我的竹筒枪（乡下孩子们用毛竹自制打鸟用的类似弩的弹弓），拉开竹签撞杆，上了颗胶泥丸，静静地等候着。
敌人的大部队来了，前面是正规军约有一个营，后面跟着几十人的民团，从我们眼皮子下过都没有发觉我们。我们放过了这帮敌人。果然不出孟思林所料，远处走来敌人的一个班、还有民团团丁，共十四个人。眼见敌人走进我们的埋伏圈，我的心紧张得“扑通扑通”狂跳不止，那种感觉就像猎人见到猎物走到了自己的陷阱边，大气不敢出，担心气儿大了惊跑了野兽，也担心野兽伤了自己。当敌人来到我们眼前，只听孟思林大喊一声“打”，几支枪一齐开火，顿时撂倒六个敌人。我用竹筒枪瞄着一个民团团丁也搂了板机，距离很近，“啪”地一声，只见那家伙一扬手丢了手里的枪，跌坐在地上捂着流血的眼睛，紧跟着爬起来没命地奔跑。我跟着大家冲下山坡，拣起刚才那小子丢下的枪。武工队和赤卫军挥舞大刀、梭标，同敌人搏斗。这时只听前面响起枪声，敌人大部队发觉这边的情况，打了回来。孟思林喊了声“撤”，我们迅速上山，钻进树林里去了。敌人回到山沟找不到我们，扑了个空，只得拖着死尸回黄安城去了。
这次战斗，我们武工队打死敌人六人，活捉六人，缴枪十二支，还有很多子弹，自己无一伤亡。我捡的那支枪是支撇把子（一种性能较差的手枪，打一粒子弹，掰开后再上一粒子弹，才能打第二枪），孟思林批准我背这支枪，我高兴坏了。但我舍不得扔了我那竹筒枪，这支枪立了功。我想，挨我弹子的那家伙，今后肯定是个独眼龙。
我们红军的装备和武器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在这次战斗中，我发现赤卫军的土铳打不远，装上火药后再装铁砂子，射杀面积有簸箕那么大，可射程不远，威力较小。逃跑的那两个坏蛋都中了土铳，浑身被打得血流，可没有打中要害，还是让他们跑了。我想，如果土铳像我的竹筒枪一样装上弹丸，一定能打得远。那时，我这山里的孩子根本没见过真枪，更谈不上如何制造子弹。我想起，乡下下雨天，农民穿的水鞋，那底下钉的铁钉钮和土铳的口径差不多，我们找了些铁钉钮试了几次都不行。太硬了，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打不远。最后在湿泥地上按下钉钮的印模，将盛酒的锡壶熔化倒入这印模里，冷却后成了锡弹丸，再将它在石头上磨光就成了“子弹弹头”。那弹头有手指头般粗细，我们将它去试枪，射程比散弹远多了，威力也极大。在后来的几次“剿尾战斗”中，这些土铳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们都是近距离作战，这些土铳的杀伤力极大，打在敌人身上就是一个大窟窿，有时可以轰掉半条胳膊。敌人惊恐万分，不知我们用的什么武器，吃了几次亏，再也没人敢在行军时掉队或作尾巴了。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孟思林告诉我很多的事情。他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红军，共产党的中央在江西井冈山，中央派了领导人来指挥我们黄安的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叫徐向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徐向前的名字。以后我编入红四方面军，跟随徐向前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二十五年后，徐向前成了我们共和国的元帅，这是后话了。
我又关切地问起了“赵先生”和“陈先生”。孟思林告诉我，“赵先生”（赵赐吾）现在七里、紫云一带工作，以后有机会能见到他，“陈先生”（吴光浩）去年5月在罗田一带遭到敌人的伏击，不幸牺牲了。听说“陈先生”牺牲了，我难过极了。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他那不高的身影，在我心目中是那样高大，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发誓要多打国民党反动派，为“陈先生”报仇。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放牛娃，而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我的团长曹光南
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鄂豫皖边地区以黄安、麻城、光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由黄麻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鄂豫皖边界地区迅猛燃烧，红军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红军的主力部队不断地扩充，我们白区工作委员会经过一年的斗争，也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初，我们这支武工队被编入黄安县独立团。
我见到了独立团团长曹光南。曹团长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广东人，四方脸，右上齿镶着一颗金牙，长得很英俊。他一身灰军装，头戴八角帽，帽前正中缀着一颗红彤彤的布帽徽，腰扎一根宽牛皮带，别一把手枪，露出半截红缨，很威武。改编那一天，曹团长同我们武工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欢迎我们编入独立团。轮到我，孟思林把我介绍给曹团长，我抬头看见他的笑容慢慢凝固了。我只齐他的胸高，他低头看看我，皱了皱眉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他那带广东调的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我回答道：“今年十五岁。”（其实三个月前我刚过十三周岁的生日）
他看了看孟思林，对我说：“你太小了，回去长两年再来吧！”
我急了，嚷道：“不行！为什么不要我？我都当了一年的红军了。”
曹团长不理我，回头喊了声：“枪！”
五步开外的一名红军战士抬手将一支步枪平推出了手。只见那支枪直立着在空中飞了过来。团长侧身用右手“啪”的一声接住了枪。这动作真漂亮，我看傻了眼。
他把这支“汉阳造”跺在地上说：“你比比，有没有枪高？”
我挨紧了枪，挺起胸脯，可那枪的准星还在我的头顶上。我踮起脚来，同那枪差不多高。可曹团长把枪提上了一点说：“你长，枪就长。回家吧，过两年再来，我一定要你。”
我急哭了，开始了我的拿手好戏——耍赖：“凭什么不要我？我当红军都一年了。你还不是这么高长大的。我能背枪，能打仗……呜呜……你欺负人。”
这委屈谁受得了？！我“哇、哇”直哭。
这下把个大团长闹得没办法，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孟思林在旁边也为我说话，他说：秦懋书是好样的，别看人小，个子小，执行任务不含糊，几次战斗和侦察都有他的功劳哩。
曹团长同另一位领导（我后来知道是团政委，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商量了几句，转身对我说：“好了，哪有红军哭鼻子的！收下你了，就在团部当通信员吧。”
我眼里还含着泪，破啼为笑，挺起胸，举手敬了个不规范的军礼，说：“是！”
就这样，我穿上了灰军装，戴上了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圆了我要当真红军的梦。
我的个儿不高，军装太大了，穿在身上像件道袍。我找到经理处经理（相当于现团后勤处的处长）汪进先，要求调换。他嫌麻烦不理我。我趁他不注意，在房里翻到一件小号的军装，拿了就跑。汪进先生气了，在后面直追。指导员刘克先拉住汪说：“算了算了，那小家伙鬼精鬼精的，多给他一件算了。”
几十年后，我们几位老红军战士相聚在一起，谈及我调换军装的事，汪老还笑呵呵地对此耿耿于怀。
团部通信班担负送信任务，团部的命令都由我们几个人送达下面各营、连。我和袁方堂（七里坪袁英河人）跑得最多，因此同各营的通信班长混得很熟了，如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后来在战斗中负伤，一直残疾在身）、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也是我最要好的战友之一）。由于我办事利落，深得团首长的好评，不久我就当了团部通讯班副班长。
那时候，部队武器少，我原来缴获的那支撇把子交公了。通信班没有给我配短枪，就给了支锯短了枪托的半截子小马枪。看见别人背好枪，我心里总是痒痒的。曹团长的警卫员刘昌义比我年长几岁，我太稀罕他常背着的那支德国造的驳壳枪了，总是想方设法摸到手里玩玩。我们相处很好，但刘昌义还是不高兴我动他的枪。我说：“你莫跩（黄安方言：别得意）!我缴过敌人的枪，到时候我还会再缴一支好枪的。”
话虽这么说，闲着无事手痒痒，我就去摆弄我的竹筒弹弓了。
部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的小狗，不知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我打好的绑腿，它给我拽散了。晚上睡觉，它单单把我的绑腿不知衔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天早晨出操我没了绑腿，挨了批评。一气之下，我逮住小狗，把它拴在屋后的树上，叫它成了我练竹筒弹弓的活靶子。
那小狗被泥弹丸打得吱哇乱叫，引来了它的小主人——房东的儿子。房东的儿子和我一般大，为这小狗，我们吵了起来，最后打了起来。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几下子我就把他摁到水坑里。这下惹了祸，这小子告到曹团长那里，害我大会小会吃批评。会后，团长找我谈心：“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你是红军战士，不是普通老百姓。红军的纪律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知道。”
“知道，你还犯纪律。你必须向房东赔礼道歉。”
我在团长的陪伴下进了房东的屋。房东大叔早知道这事，他对曹团长说：“细伢们杠祸，不如的（黄安方言：小孩子们打架闹着玩，不要紧）。”
我诚恳地向房东大叔赔礼道歉，同房东的儿子拉手和好，并把我的竹筒弹弓送给了他，房东的儿子很高兴。大家笑了，曹团长也笑了。
独立团的战士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书，不识字。曹团长有空就给战士们上文化课，讲科学知识，我慢慢地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年的冬天，部队参加黄安战役，打了大胜仗后，在驻地休整。冬日的太阳昏昏蒙蒙，晒得人懒洋洋的。老百姓大多冬闲在家，村子里静悄悄的。我在屋里正补着我的袜子，突然，只感到大地在颤抖，桌上的油灯倒了，屋墙角火塘上挂的瓦壶来回摆动，撞到墙上破碎了。我坐不稳，跌倒在地。外面的人们骚动喊叫着，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挺害怕，爬起来冲出房屋。人们慌乱一片，到处乱跑。只见曹团长指挥团部警卫排正疏散老百姓。村里有几间破房子和牛棚坍塌了，有一间房还着了火，到处烟尘滚滚。曹团长要我立刻去连队传达他的命令：组织部队救险，保护部队和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跑步到一营传达了命令。不多久，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部队和老百姓的损失不大。人们都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说，这是“鳌鱼翻身，大地才抖动的”。
回到团部天已黑，我们几个通信员和警卫员聚在一起，谈论白天发生的事。刘昌义也说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底下有一条大鳌鱼，平时它睡着了，醒来后，一翻身，这大地就抖动，房屋要倒，什么都要毁。曹团长正好进屋，听了哈哈大笑道：“什么‘鳌鱼翻身’，这是地震！”
“地震？！地震是么事？”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问。
曹团长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还是弄不懂。他说：“许多人都不懂什么是地震。明天团里干部开会，我专门来讲这门科学，你们可以来听。”
第二天在全团干部会上，曹团长专门讲了什么是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的科学道理，我们几个小兵才真懂了。曹团长最后说：“我们闹革命就要像闹地震一样，彻底震垮国民党的反动基础和建筑，闹他个地动山摇，在一片废墟上再建立起我们的新中国。”
我站在那儿，深深敬佩我们的曹团长：他懂得真多！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