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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蒙古问题做出了进一步决定，决定认为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参加即将举行的外蒙古人民革命党第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必要的，代表团的成员确定由什梅拉利、阿马加耶夫等三人组成。

1928年9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基础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代表团下达了指示。

代表团的最低目标是恢复农村派代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中的阵地，因为农村派领导人此刻大多被解除领导职务甚至被逮捕入狱。在最低目标的基础上谋求帮助农村派夺取政权，同时允许农村派同民族主义者结盟，实际上是对蒙古领导层的分化瓦解，将蒙古领导层中的民族主义者争取到农村派的周围，至少使民族主义者不反对农村派，以实现帮助农村派上台同时清除右派领导人的目标。

9月18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派遣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问题，对共产国际将阿马加耶夫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安排表示反对，认为阿马加耶夫曾在其作为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期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散布分裂的谣言”。

莫斯科显然不会答应蒙古领导层的请求，因为代表团此行的主要目的即是改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清除蒙古领导层中的右倾派别，帮助农村派上台，而阿马加耶夫一直是苏联扶植农村派工作的实际执行者，对于蒙古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此外，共产国际很多关于蒙古问题的报告方针甚至决议草案都是由阿马加耶夫来起草。

最终，莫斯科拒绝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请求，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保持不变，由什梅拉利、阿马加耶夫、马克多纳利特和翻译巴扎罗夫四人组成，什梅拉利任代表团团长。

其实，乌兰巴托提出阿马加耶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试探莫斯科的态度，显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决绝，没有给乌兰巴托任何商量的余地。只是，因为此次“风波”，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被推迟到10月10日。

1928年9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代表团抵达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首先同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奥赫京举行了会谈，奥赫京毫不避讳地指出了赖捷尔策略方针的不足，同时向代表团介绍了乌兰巴托的政治局势，双方认为在代表大会上“分化瓦解领蒙古领导层”的策略是可行的，决定将丹巴道尔吉等人，团结利用到农村反对派一方。

9月25日当天，在同奥赫京会谈之后，代表团同丹巴道尔吉进行了谈话，丹巴道尔吉表示，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80%的党员都是文盲，农村反对派本身并不清楚外蒙古的发展道路应该如何走，而且进行破坏工作，对于被逮捕的农村派成员，丹巴道尔吉解释原因是“他们同民族分离主义者有联系”。

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团来说，9月25日会谈最大的意义在于同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奥赫京就乌兰巴托的政治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达成了一致。

因为，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同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之间出于部门利益冲突，在双方职权范围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而蒙古领导层经常利用此点，雷斯库洛夫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蒙古领导层利用了二者之间的矛盾，由此消除了蒙古领导层再次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之间矛盾的可能。

此外，同丹巴道尔吉的会谈，也使代表团摸清了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人的“底细”。

1928年9月26-27日，共产国际代表团组织参加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

什梅拉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阐述了代表团此行的任务和目的。丹巴道尔吉在联席会议上做了主要发言，指出最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误会”，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准备同共产国际分裂的言论是“谣言”。

丹巴道尔吉同时指责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之间散布分裂言论并且制造不和。

对于什梅拉利所提出的农村派代表被逮捕的问题，即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会拉加恩和农村派在中央党校两名学员被逮捕的事件，丹巴道尔吉搪塞地表示“事件本质上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些成员并非因为党内意识形态斗争而被捕，而是因为从事着违反蒙古国家利益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不能释放”。

与此同时，代表团仍在继续同蒙古领导层的成员进行个别接触和谈话，9月19日，代表团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副主席扎丹巴进行了单独谈话，扎丹巴在会谈中否则自己同农村派代表被逮捕的案件有牵连，同时表示“承认苏联对蒙古帮助的重要意义”。

显然，蒙古领导层内部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逐步了解清楚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局势，而且没有急于进行公开斗争，仍在耐心地等待机会，很快，代表团所希望的情形出现了一一乌兰巴托开始出现了反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右派领导层的“声音”。

1928年10月3日，蒙古工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在“农村反对派代表的领导组织下”，来自蒙古各地的工会代表在大会上积极发言反对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存在的右倾表现。

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积极干预以支持农村反对派，并且甚至选举出5名代表组成工会代表团准备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由于工会代表们的激烈抨击和反对，丹巴道尔吉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宣布辞去其所担任的工会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农村派的代表成为了蒙古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候选人。

蒙古工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增强了农村反对派的声势，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后给予蒙古右派领导层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最重要的是，乌兰巴托开始出现了反对蒙古右派领导层的“政治声音”，由此，共产国际代表团便可以居中调停，推波助澜，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农村派的方向发展。而且，丹巴道尔吉辞去了工会主席的职务，工会主席的候选人选择了农村派的代表，无疑使农村派获得了反对右派领导层的一块重要阵地。

10月7日，乌兰巴托召开了全市党团员会议，会议讨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局势。

最重要的是，农村派提交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农村派提交的纲领正是在莫斯科为其编制的政治经济纲领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且此刻在农村派纲领上签字表示支持的农村派蒙古党政领导人已达到29人。

乌兰巴托党团员会议讨论了丹巴道尔吉，准备提交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总结报告和农村派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最终决定将双方的分歧提交至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讨论，同时考虑将反对派纲领作为补充报告或重新编制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总结报告。

这无疑又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农村派提交了自己的纲领而且支持农村派纲领的蒙古党政领导人正在逐步增多，共产国际代表团显然明白党内斗争的关键在于路线的斗争，此次会议无疑为农村派纲领也就是农村派路线取代丹巴道尔吉的政治总结报告提供了机会。

正如代表团在会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此次会议确保了农村派可以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揭露中央的错误，有助于将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进一步争取到农村派的周围，并最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上确立正确的路线”。

与此同时，蒙古右派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扎姆茨阿拉诺，致信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什梅拉利，表示其并没有参与宣传活佛转世的运动，其本人主张对蒙古宗教采取压制措施。

丹巴道尔吉也主动找到代表团进行谈话，丹巴道尔吉向共产国际代表团表示，其本人现在处于孤立之中，扎丹巴正在党内到处散布对其本人的不满言论，扎丹巴集团试图同农村反对派结成联盟以反对其本人。

丹巴道尔吉为此向代表团暗示并建议，其本人可以“同农村派结成联盟并且吸收农村派进入党的领导层以及在党组织中加强农村派的成员比重”。

对于丹巴道尔吉的态度转变，代表团向莫斯科报告“我们对于丹巴道尔吉的建议并未表明态度”。此外，蒙古青年团中央做出了承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存在错误，同时准备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上积极支持农村派的决定。

共产国际在向莫斯科发回的报告中指出，目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内所有的矛盾集中于中央全会上，扎丹巴集团持观望态度，阿莫尔持调解态度，丹巴道尔吉集团处于孤立之中。

10月8日，什梅拉利致电莫斯科，汇报了代表团对蒙古当地局势的看法和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组织问题的初步想法，电报为绝密级。什梅拉利建议将丹巴道尔吉暂时留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职位，将扎丹巴安排为除军事领导岗位以外的职务，解除泛蒙古主义者扎姆茨阿拉诺的职务。

同时从农村反对派中提拔巴德拉霍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根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达姆丁苏伦担任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此外，蒙古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和书记均由农村派人员担任。什梅拉利最后请示莫斯科对其人员安排的意见。

10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给代表团的回电，回电中指出“整体上同意什梅拉利的方案”，要求代表团利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大力提拔农村派人员。

显然，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后，蒙古政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蒙古右派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们甚至主动寻找代表团谈话，实际在向代表团“表忠心”并寻求代表团的支持和谅解。

掌握政权的蒙古右派领导层已经分裂成三个派别，处于孤立的丹巴道尔吉集团，保持观望的扎丹巴集团，主张调停和解的阿莫尔集团。

什梅拉利发给莫斯科的绝密电报甚至已经开始为新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人员组成做提前的组织安排，不过，从莫斯科的回电来看，清除丹巴道尔吉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1928年10月10-2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第三次中央全会。

在10月10日的会议开幕式上，农村派即向右派领导层进行了激烈抨击，在自由讨论阶段双方互相指责，以至于什梅拉利不得不出面干预，要求会议参加者“安静一些”。

10月12日晚上，出席会议的农村派代表甚至向共产国际代表团告密“丹巴道尔吉有叛国行为，同中国联系紧密，丹巴道尔吉可能会逃跑”，为此建议代表团将丹巴道尔吉逮捕起来。在反对派的持续进攻下，处于孤立的丹巴道尔吉在大会上公开承认了错误。

丹巴道尔吉承认错误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表明立场态度。

10月19日，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什梅拉利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正在经历重大的危机，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层的错误在于“对右倾危险估计不足”。

10月2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举行了闭幕会议，并通过了决议。

决议指出丹巴道尔吉承认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表现”，丹巴道尔吉的罪责在于同冯玉祥和日本的代表进行政治联系和谈判等方面。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刚一结束，共产国际代表团即向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发送了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结果的绝密电报，电报中洋溢着对农村反对派在中央全会中获得胜利的高兴之情。

可以看出，农村反对派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上大获全胜，共产国际代表团完成了对蒙古右派领导层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一方面，丹巴道尔吉在中央全会上被迫公开承认错误，意味着丹巴道尔吉作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的威信基本丧失，而扎丹巴和阿莫尔又各自保持沉默，蒙古右派领导层己经完全分裂，而且会后丹巴道尔吉甚至向代表团请求做自我辩解和揭发发言，显然丹巴道尔吉己经完全屈服于共产国际代表团。

另一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决定释放被逮捕的农村派代表，因此，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完成了扶植农村派上台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1928年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来自15269名党员中的192名代表出席参加了会议。什梅拉利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0月23日的大会开幕式上作了发言。

10月25日，丹巴道尔吉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公开承认蒙古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着右倾危险，丹巴道尔吉在发言中指出蒙古党和政府右倾危险的根源，在于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经济，主要罪责是国民经济、财政部和政府没有进行有力的领导，导致白卫军分子等异己分子混入蒙古国家机关中，丹巴道尔吉强调，所有的责任不能由其一人承担，应当由掌握权力的所有领导层来承担。

可以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功地借丹巴道尔吉之口表达了对蒙古整个右派领导层的指责。

10月27日，共产国际代表团致电莫斯科，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使蒙古中央领导层分裂的“任务”，丹巴道尔吉在发言中对财政部等部门领导进行了严厉指责，丹巴道尔吉己经“把火引向了扎丹巴和阿莫尔”，农村反对派正充分利用此种局势。

代表团在电报中强调，丹巴道尔吉集团在中央全会上“已经被打败且声誉扫地”，共产国际代表团准备借此机会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进行“强有力的指导”，以建立共产国际代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权威”。

代表团同时请求莫斯科就蒙古党和政府的组织问题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11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团“必须采取措施将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从蒙古领导层中清除”，并注意增强农村反对派在蒙古人民军中的影响力，同时组建农村派占绝对优势且包括阿莫尔等次要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新的蒙古党中央和政府。

此外，莫斯科认为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继续留在乌兰巴托是“不利的”，要求代表团“寻找合适的借口”使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离开蒙古。

事实证明，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布置安排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代表大会日程未及过半，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其支持下的农村反对派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代表团同莫斯科的往来电报也表明，莫斯科在遥控着乌兰巴托的政治局势，同时也意味着，后半程的代表大会将主要讨论对蒙古右派领导层的组织结论和新的蒙古党中央和政府人选组成问题。

1928年11月6日，共产国际代表团致电莫斯科指出，“我们”正在执行将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从蒙古领导层中清除的方针，并建议将其二人派往莫斯科，分别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建议保留阿莫尔蒙古政府总理的职务，同时完全更换蒙古人民军领导层。

农村反对派在国家事务管理方面缺乏经验，为此，莫斯科应即刻抽调大量指导员干部派往蒙古“帮助”农村派领导人。

11月25日，共产国际代表团同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新一届蒙古党和政府领导人选，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

撤销蒙古人民革命革命党中央主席职位，改设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作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三名书记分别由农村派领导人根敦、巴德拉霍和东方大学生额尔敦布奥其尔担任，会议建议由阿莫尔继续出任蒙古政府主席，联共（布）党员沙尔虎出任蒙古军事委员会主席，东方大学生奇日担任蒙古内防处处长。

从代表团向莫斯科提交的名单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内防处等蒙古最高决策机构和要害部门的领导人选都由农村派代表与东方大学毕业的蒙古大学生充任。

11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蒙古党和政府新领导层组织人选问题通过了决议。

决议指出，应当确保左派成员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到大多数，其中应当加入5名忠诚可靠的毕业于东方大学的蒙古大学生。应当确保能够坚决执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方针政策的人员占到蒙古政府成员的大多数，在此条件和前提下，仍然让阿莫尔出任政府总理，同时从占大多数的农村反对派领导层中挑选一人作为阿莫尔的副手。

代表团应当注意，蒙古军队总司令的职务需要由“绝对忠诚的党员”来担任。解除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所有领导职务后，将二人派往苏联进行工作。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决议指示，12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机构中央书记处的三名书记由农村派领导人根敦和巴德拉霍以及东方大学生额尔敦布奥其尔担任，拉加恩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莫尔留任蒙古政府总理，乔巴山成为了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沙尔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希德热担任蒙古国家内防处长。

代表大会共选举了51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31名中央监察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会。显然，农村派成员占到了新一届蒙古领导层的大多数并且担任了诸多要害部门的领导职务。

丹巴道尔吉时代留任的中央领导人只有阿莫尔和乔巴山。

此外，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被安排随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返回莫斯科，分别担任蒙古驻苏联全权代表处顾问和蒙古驻苏联商贸代表。

12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闭幕。

莫斯科再次完成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改组，以丹巴道尔吉为首的“右派”领导层被清除，以农村派为核心的新左派全面掌握了政权。

显然，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之前，农村派领导人要么被贬黜要么被逮捕，在莫斯科的遥控指挥下，代表团采取个别谈话、分化瓦解等政治斗争手段完成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彻底改组。

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对新一届蒙古党和政府领导层的配置，除了以农村派为核心外，加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蒙古毕业生，同时保留了在丹巴道尔吉执政时期的中央领导人阿莫尔和乔巴山。

保留阿莫尔和乔巴山主要出于对农村派领导人和东方大学生缺乏实际管理国家事务工作经验的考虑，如此，可以保持蒙古党和政府“当前工作的连续性”。

应当说，莫斯科对蒙古领导层的此种设计既保证了乌兰巴托对莫斯科的政治忠诚度，又满足了蒙古党和政府当前工作的需要。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选举的中央委员中，只有3人是出身于旧体制的官员，其余53名中央委员均是农村阿拉特出身，可以说农村派成员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通过对蒙古中央领导层的再次改组，莫斯科重塑了共产国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权威，保证了蒙古领导层政治上绝对的亲苏倾向。

由此，也确立了莫斯科在蒙古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影响力，进而保证了苏联对蒙古经济等方面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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