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三鹿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三聚氰胺这个名字 。
虽然事后,国家层面牵头制定了赔偿标准,可整件事造成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甚至于,在这场风波中,还催生出了一个,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人物,郭利。
那么,这位大众眼中的维权受害者,咋就成了奶企口中的“敲诈勒索犯”?
而如今15年过去了,他又是否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真实的商战,全是下三滥
2009年7月23日,浙江杭州火车站的出站口前。
刚走出闸机的郭利,还没来得及找地停下歇口气,就被几个身着便装的警察,给围了起来。
作为没犯事的普通人,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向警察解释抓错人了,而当时的郭利自然也不例外。
可还没等他话说完,就被强硬打断,直接按头上铐,送进了审讯室。
不久后,警察把一张签字声明,和一大叠的纸质“证据”,摔在他的面前时,他猛地明白了,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的陷阱。
而此时的他,早已从一名受害者家属,变成了所谓的敲诈勒索犯。
那么,这么大的身份转变,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呢?
其实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6月25号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播出了,题为《一个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头》的视频报道。
而其中的主人公,正是郭利。
就在1年前,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波及到了全国30万的家庭。虽然事后给出的赔偿标准是,死亡补偿20万,重症补偿3万,轻症补偿2000。
但事实上,很多家庭对于这个赔偿标准,是打心底里不认同的。不过是受限于个人能力有限,鲜少有个人出来,和这些大奶企真的针锋对抗。
可偏偏郭利就是,为数不多的较真者。
在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后,涉事奶企恩施奶粉给到了他,40万的赔偿金额。
一时间,所有的受害家庭,全都看到了维权胜利的希望。
可也就是成为了大家的希望,反而让他成为了,奶企眼中的不安定因素。
而解决隐患的最好办法,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掉这个人,让他不能在发声、说话了。
于是乎,一个阴险的计划,就被酝酿了出来。
当然了,我们是法治社会,打打杀杀的事情,肯定不是大企业的首选,要做就要做的合法合规。
他们先是安排律师,主动联系了郭利本人,说是就赔偿事宜,还有其他的想法。
等见面后,对方的俩人开门见山的表示,看过电视台报道后,涉事奶业深感良心不安,希望可以进一步主动追加赔偿金额。
如此示好的举措,郭利想当然的认为是,奶企希望用赔偿金来换取大众口碑,进而降低企业的负面影响。
于是乎,就很配合的同对方谈起了,后续赔偿问题。
同时,为了合理合规,对方还示意郭利手写一份,书面赔偿申请材料。
而在撰写的过程中,对方不断的提醒郭利,内容写的越感人,越措辞强硬,后面拿到的赔偿金额就越高。
似乎在某一刻,对方谈判的俩人,全都变成了义愤填膺、路见不平的第三者,就好似他们不是,代表当事企业利益而来。
完全不疑有他的郭利,就这么的写下了材料,填上了一个巨额数字300万,同时签名按了手印。
然后约定好,后续的见面时间地点后,双方就愉快的分开了。
只不过,郭利不会想到的是,他写完材料的第二天,对方就去了潮安县公安局报警,直言他巨额敲诈勒索企业。
就这么的,他们约好的第二次见面,直接成为了抓捕现场。
面对警方给出的证据,和对方提出的重罪指控,郭利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
反而是,逻辑清晰的逐条批驳,对方的说法。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我是无辜的,而且完全没有这么做的理由。
而事实上,就郭利的人生经历,和他为女儿奔波付出的成本而言,好像真的有些道理。
我不穷,不指望赔偿发财!
1968年出生的郭利,是个地道的北京人。
在大学毕业之后,精通德、英双语的他,在当时的年代,可谓是绝对的抢手人才。
赶上外企大量的进入内地,作为顶级同声传译的他,工资完全是论时薪的。
到2006年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每年的基本收入,早已经稳定在了百万以上。
可以说,北京有车有房的他,是绝对的中国精英层。只不过他想不到的是,他后面吃亏也就吃亏在了精英层上。
当女儿降生后,身为女儿奴的他,想着把一切最好的,全都给到女儿。
为此,出生一年断奶后,他就开始给女儿研究起奶粉来。
作为精英层的他,打一开始就不信任低端品牌,而是把目光直接瞄向了外来品。
虽然价格上高出平均水平不少,可郭利依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它。
只是没想到,女儿两岁的时候,经常小便不畅,最后去医院检查,竟得出了患有肾结石的诊断。
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居然肾功能出现了损伤,郭利在难受的同时,其实并没有想到是奶粉出了问题。
还是三鹿事件最终的爆发,让他猛地意识到了,自己女儿很可能也是受害者。
于是乎,他将家里全部的奶粉,自费送往了实验室检测,结果两个批次的奶粉,出现了三聚氰胺超标。
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被气坏了的他,当即按照包装上的地址,连夜乘飞机去往了美国。
万没想到,一番查证下来,美国的企业地址,居然是个皮包公司。
越想火气越大的郭利,索性交上了劲,回国后死死的追究不放。
就这么的,他一路找到了,雅士利旗下的恩施奶粉。
当他把一项项的检测报告,和不同时间的购买记录,以及尚未吃完的奶粉样品,全都摆在企业面前时,奶企当时就紧张起来。
毕竟,之前的维权者们,全都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能被动的接受补偿,可这一次他们遇到了“刺头”。
企业专门派人和他谈判,也没有提所谓的轻症2000的赔偿。
反而是,尽可能的满足他要求,试图平息他的怒火,顺带要求他不要再追究下去。
就这么的几经谈判过后,他拿到了40万的“天价赔偿”,但要求是就此不再提及此事。
原本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可北京台的记者,听说他维权成功,想着宣传一下,好让更多受害者也能得到公平赔偿,于是策划了这期节目。
没想到竟会让涉事奶企大为的紧张,他们完全无法把握后续的事态发展,竟想出了个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人给送进去。
我要申诉,证明我没有过错
当郭利极力的证明,自己没有勒索的主观故意,且自己经济能力极好的同时,还向警方表示第二次的赔偿要求,是对方现提出的。
只不过,这些观点一审法官全都没有采纳。
最终,郭利还是被认定巨额勒索,而被判刑了5年。
只是对于这个判决,他是坚持不服,为此整整5年刑期里,他是没有申请一天的减刑机会。
当2014年郭利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诉,证明自己无罪。
为此他奔波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在2017年等来的无罪宣判。
只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是满身伤病,且早已跟不上时代,失去了工作竞争力。
但好歹他能正大光明的面对女儿,告诉孩子她的父亲没有任何的过错。
如今三聚氰胺的事件,早已过去了16年时间,可对于太多的受害者家庭而言,却是一生难以承受之重。
但发生在郭利身上的事,却是直接成为了,中国法治进程改变的一个标志性案件。
如今,郭利早已妻离子散,女儿被判决跟了母亲离开,但好歹女儿还认他这个父亲。
积极寻求国家赔偿的他,只能独自安享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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