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
“红票”指康熙在1716年让内务府印制的一封公开信，以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写成，让各国使节和商人带回欧洲。此前，康熙曾两次派遣由传教士率领的使团赴欧洲，与教皇接洽，但两批人马从此音信皆无。康熙在信中陈述了以上事实，实则是逼迫教廷做出回复。《康熙的红票》一书，就以“红票”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切入点，详细记述了西洋传教士从清朝开国到1724年雍正禁教这八十年中，如何在北京扎根，特别是如何与康熙建立了极度亲密的私人交往。这本书在学术上有突破，又采用生动的叙事，堪称这个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
顺治三年（1646），在四川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被征讨张献忠的清军俘获。二人作为战俘，被满人归入奴籍。几年后，两位神父的奴籍转到佟图赖名下，而这位佟图赖正是康熙皇帝的外祖父。根据满人传统，主奴关系蕴含家庭关系，二人后来虽被削除奴籍，但实际已归入康熙的外戚圈子。当时在北京的汤若望，本效力于明朝的钦天监，清军破城之后降清，继续掌管钦天监。而利类思和安文思则绕过文人与朝廷这一条由利玛窦开辟的传教通道，以“包衣奴才”的身份直接进入清朝皇帝的家庭。康熙一朝，传教士归宗人府管理，可以随时出入内廷，因此便直接与皇帝建立了私人情谊。
传教士与康熙个人关系之深，实在令人惊叹。康熙曾跟随南怀仁和张诚等人学习过数学、几何、天文、西方音律以及拉丁文，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国际化的皇帝。传教士还深度参与清廷的外交活动，比如《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实赖张诚等人的翻译，他们甚至还参与了具体的谈判，以至于俄方都深以为怪，不知道这些欧洲人为何对清朝如此忠心。而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传教士以家人身份进入到康熙的内圈。康熙因为从小与他们相熟，所以才能对这些西洋人充分信任，通过他们了解世界、了解俄方的底牌，在外交场合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康熙的红票》一书，破除了前人对于诸如清初历狱、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历史事件的误解。比如“礼仪之争”，其实是天主教内部的争议。对于康熙来说，多种宗教并存是家常便饭，他对此问题的态度其实非常灵活。所以，作者认为，将“礼仪之争”解读为中西文明之争，实在是后世的一厢情愿。假如康熙能看到这种现代解读，我猜他一定会勃然大怒，因为这既歪曲了历史，也同时贬低了他的智商和政治智慧。
清初传教士以“包衣奴才”的身份进入康熙极其私密的家人圈、朋友圈，此点甚堪玩味。《新约》中，“奴隶”是非常常见的比喻，“上帝的奴仆”这种说法比比皆是。原本作为宗教比喻的“奴隶”，没承想对康熙宫中的传教士而言，竟然变成现实。
《吴宓文集》，吴学昭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8月
三卷本的《吴宓文集》汇集了吴宓发表过的近三百篇文章。前两卷为“著作编”，收录吴宓发表在《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等民国重要报刊上的文章。第三卷为“译作编”，收录了他翻译白璧德、穆尔、葛兰坚等人的文章，以及萨克雷的小说《钮康式家传》的前六回。除了演讲稿和授课讲义之外，吴宓生前发表的文章和重要译文几乎全部收齐，让我们可以定下心来，全面了解这位“学衡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和学术。
文集的便利之处，在于让读者能够集中、系统地阅读，让之前散落各处的作品凝聚在一起，它们的内在关联便可自然而然地呈现。比如，如果我不去集中查阅《大公报》的话，就不会知道1928年和1929年乃是吴宓创作的高峰期。这两年里，以纪念世界各国大作家诞生或逝世百年（或二百年）为契机，吴宓撰写了一系列长文，对易卜生、丹纳（当时译作“但因”）、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卢梭、托尔斯泰、歌德斯密、班扬、莱辛等人的生平和著述详加介绍，并附有自己的评论。写托尔斯泰一文，长达18页，而写德国大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文，竟长达25页。这些纪念文章充分显示了吴宓对英、法之外其他国家的文学有深入了解。虽其中不排除有编译的成分，但吴宓加入的评论足以让我们了解他吸收、消化西方多国文学之后的思考。
比如，他批评易卜生戏剧中“凡善则归个人，凡恶则归社会”的倾向，认为班扬的《天路历程》与《西游记》意境相似，批评浪漫主义推崇“特出之天才，自负其智力，行动无所不可，而卑视群俗之勤勤恳恳、忠于职务者”。这些针对特定作家所发的议论，甚至比他那些直抒胸臆、宣言式的文章更能说明他的价值取向。《吴宓文集》中充满这样意想不到的评论，严肃的研究者实有通读之必要。
《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李若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这本书是李若虹老师以哈佛燕京学社为基地、以哈佛图书馆收藏的档案为主要材料、以在哈佛执教或与哈佛联系紧密的汉学家和学者为人物，绘制出的一幅学者群像。作者先在哈佛求学，之后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前后长达三十年，因此能充分利用地利之便，收集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完成对史事的钩沉和对人物的描摹。比如，利用西域探险家斯坦因与美国收藏家卡尔·凯勒的通信（保存在哈佛的档案中），还原了斯坦因在1929年底到1930年初对美国六周的访问的全过程。其时，斯坦因已完成中亚的三次探险，并从英属印度政府的工作中退休。这次美国之行，他的美国友人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筹款十万美元，资助斯坦因的后续探险活动。又比如，作者从哈佛首任梵文教授兰曼的日记中，发现几则有关陈寅恪的记述，让我们对兰曼的教学生涯和陈寅恪在哈佛求学的细节，有了更多了解。
书中的文章，此前大都发表在《读书》和《文汇学人》上。这次结集，让读者能够集中、“批量”地阅读，很多在读单篇文章时察觉不到的线索，如今便显现出来了。尤其前面几篇文章，环环相扣，由马继业在喀什的职业生涯引出斯坦因，由斯坦因访美引出兰曼，由兰曼又说到陈寅恪。我印象最深的是全书最长的一篇文章《心理东西本自同：杨联陞与柯立夫》。作者根据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杨联陞日记副本，考察杨联陞在哈佛东亚系与著名蒙古学家柯利夫的友谊，以及杨联陞如何艰难地在美国汉学界站稳脚跟。这篇文章如同杨联陞和柯利夫的合传，几乎同步叙述中美两位学者的学术生涯和深厚的情谊，也可视为美国汉学的衰落史和“中国研究”的发家史。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詹姆斯·伍德著，蒋怡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9月
詹姆斯·伍德的主要著作都已译成中文，还不止出了一版。《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可能是最短的一本，比著名的《小说机杼》还要短。伍德从参加一场葬礼开始讲起，逐渐深入到小说的本质、小说与生活的关系这些话题。第一章中非常抢眼的一句，是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约翰·邓恩的一句话：人生如括号，首尾都已固定。伍德的感悟是，恰恰是死亡，或者是讣告能让我们忽然有特权看到完整的人生。由此推演，很多小说如同世俗版的葬礼和讣告，让我们看到某人一生的轮廓（括号内的流转变迁）和最根本的那个定式（括号本身）。
这本小书融合了伍德很多个人成长经历，这也是伍德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让人感觉不同寻常之处。读过《小说机杼》的人会感觉到，很多专门分析小说的学者其实并不真的喜欢小说，而反过来，真正喜欢读小说的读者又看不上、看不懂学术期刊上那些做作的、为申请教职和基金而炮制的论文。伍德提倡的是懂小说、爱小说的人所写的小说分析，他所推崇的“作家批评”（writerly criticism）是C刊论文作者无力完成的那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批评，那种不炫耀深刻，又不畏惧简单的批评。我今年读过伍德三本书，非常喜欢。我个人的体会是：论文生产者和生产商，如果还能喜欢伍德，就说明还有救；如果不喜欢伍德，那就说明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万事大吉。（作者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
高峰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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