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毛泽东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在革命的洪流中，这位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文化巨匠，与领导中国革命的伟人之间，曾有过令人唏嘘的交集。从北大图书馆的求学岁月，到延安时期的书信往来，再到建国前夕的最后抉择，这段跨越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最终却以失望收场。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位曾经引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离开大陆之前，他又做了哪两件让毛泽东深感失望的事？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时代悲剧？
一、初识与敬仰（1917-1919）
1917年的深秋，湖南师范学校的一间阅览室内，24岁的毛泽东正在认真研读一本新到的《新青年》杂志。这一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作者署名胡适之。文章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写作，这让年轻的毛泽东眼前一亮。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关注了一段时间《新青年》杂志。这本由陈独秀主办的杂志，因其大胆的思想解放主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胡适作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提出的＂文学革命＂理论更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当时的湖南师范学校虽地处偏远，但学校订阅了不少进步刊物。每当新一期的《新青年》送到，毛泽东总是第一个借阅。他常常为了看完整期杂志，放弃午休时间。特别是胡适的文章，他都会仔细阅读，并做详细笔记。
1918年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写作风格明显受到了胡适白话文主张的影响。同年，当毛泽东面临是否出国留法的抉择时，他读到了胡适的《非留学篇》，文中论述让他深受启发，最终决定北上求学。
1918年秋天，毛泽东来到北京。通过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介绍，他得到了一份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却给了他接近北大学术氛围的机会。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清晨和闲暇时间旁听各种课程。其中，他最常旁听的就是胡适的课。胡适那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大主讲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即便是旁听，也需要提前占位。
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引荐，毛泽东得以登门拜访胡适。那是1919年初的一个傍晚，在北大附近的一处四合院里，年轻的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学者。
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毛泽东向胡适请教了许多关于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二人还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讨论。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胡适对他在课堂上的表现早有印象。胡适说，在众多旁听生中，他总能注意到毛泽东那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
这次会面之后，胡适送给了毛泽东一本亲笔签名的《尝试集》。这本诗集是胡适用白话文创作的第一本诗集，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将这本书视若珍宝，常常在图书馆工作之余研读。
二、思想分歧的萌芽（1920-1935）
1920年的春天，北京城内的政治氛围日趋紧张。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们开始分化，在救国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胡适和毛泽东的思想轨迹，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渐行渐远的趋势。
在一次北大的公开演讲中，胡适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他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通过渐进改良来解决，而不是激进的革命手段。这次演讲恰好被从湖南回京的毛泽东听到。当时毛泽东正在筹备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已经有了清晰的方向。
192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成立。胡适则在这一年发表了《实验主义》一文，强调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两个事件标志着两人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胡适走上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而毛泽东则投身革命实践。
1923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同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亲身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两人的立场差异在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到了1924年，国共合作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胡适对这种政治联盟持保留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积极推动革命事业。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胡适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认为暴力革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这年冬天，毛泽东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两人对革命暴力问题的态度，在这一年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胡适选择继续在北大任教，专注于学术研究。而毛泽东则在南昌起义后转入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0年代初期，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推动实验室政治的理念。他在《独立评论》上多次发文，主张通过制度建设和教育改革来振兴中国。同期，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
1935年，在长征前夕，毛泽东曾通过在北平的老同学转达信件给胡适，希望他能理解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胡适收到信后，复信表示：＂吾道不同，各行其是。＂这成为两人在这一时期最后的直接联系。
这十五年间，胡适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他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做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而毛泽东则通过实际革命行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探索着革命的新道路。两人的分歧，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三、最后的争取（1935-1945）
1935年秋，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来自重庆的报纸。报纸上刊登了胡适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长篇演讲。这促使毛泽东提笔写下了一封长信，通过地下党组织转交给了胡适。这是两人第一次隔空对话的开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这年冬天，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在重庆秘密拜访了胡适。周恩来向胡适详细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希望争取知识分子的诚意。胡适在这次长达三小时的谈话中，对延安的教育事业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1938年初，延安《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文中多次引用胡适早年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论述。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隔空对话。同年，胡适应邀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谈到了统一战线问题，对共产党的抗日态度表示认可。
1939年夏，黄炎培等人组成考察团来到延安。临行前，胡适委托黄炎培转达了他对延安教育工作的几点建议。毛泽东收到建议后，立即组织延安各校负责人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通过黄炎培回复给胡适。这是两人的第三次隔空对话。
1941年，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在华盛顿与美国政要频繁接触。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的抗战需要全民族的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这番表态引起了延安方面的关注。毛泽东随即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胡适表达了邀请他访问延安的意愿。
1943年，在重庆，傅斯年带着延安方面的最新信件拜访胡适。信中详细描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并再次表达了希望胡适能去延安考察的愿望。这是傅斯年第三次为双方传递信息。
1944年春，延安《解放日报》推出了一个专栏，连载胡适早年的社会改革主张。同时，毛泽东指示延安大学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列入必读书目。这些举动显示出延安方面仍在努力争取胡适。
1945年春天，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周恩来再次造访胡适。这次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希望胡适能在战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继续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理想。这个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
然而，这十年间的多次努力并未改变局势的走向。胡适在美国的言论和活动，逐渐显示出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期间，他的一系列表态，实际上宣告了延安方面最后争取的失败。
四、决裂前的两件事（1946-1949）
1946年初，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之际，胡适在南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决定立即引起了延安方面的强烈反应。当时，北大校园内左右势力对峙严重，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胡适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调整校内进步师生的任职。其中包括几位与延安关系密切的教授。这些人事变动在校园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学生们连续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要求撤销这些任免决定。
1947年春，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公开指责共产党破坏校园秩序。他宣布要整顿学生会，并下令解散了多个进步学生社团。这些举措让北大的学潮达到顶峰。当年4月，大批学生被迫离校，其中许多人后来加入了解放区。
1948年夏天，内战形势日趋明朗之际，胡适做出了第二个关键决定。他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组织将大批珍贵典籍和研究资料运往台湾。这批文献中包括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档案。
在文献南迁过程中，胡适曾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这份计划书除了涉及文献转移，还包括了对大陆知识分子的安置建议。其中专门提到要防止这些学者＂落入共产党之手＂。
1948年深秋，北平局势日益紧张。胡适在最后一次校务会议上宣布，因赴美国讲学，暂时离开北大。临行前，他将一份措辞严厉的辞职信交给了校务委员会。信中直接批评了共产党的教育政策。
1949年1月，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适通过私人关系向在北平的老同学传达了一个信息：他决定放弃回到北大的一切可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处。
同年3月，胡适在离开上海前往台湾之际，又做了一件事。他将自己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期的全部工作笔记和书信交给了一位老友，并嘱咐将其中涉及革命历史的部分全部销毁。这批材料中包含了他与毛泽东早期的一些通信往来。
在这最后的三年里，胡适的这两个决定——处置进步师生和转移文献资料，成为他与共产党最终决裂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文献南迁一事，不仅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分割，更在现实层面上割断了他与大陆学术界的联系。
到1949年4月，当解放军占领南京时，胡适已经在台湾展开了新的人生篇章。而他在北大的办公室里，留下的只有一张空荡荡的办公桌和几本未及带走的英文书籍。
五、台海两岸的最后对话（1949-1962）
1949年底，胡适在台北的寓所收到了一封从香港转寄来的信。信是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所写，内容提到毛泽东在接见北大教职员时，曾谈及胡适早年在北大的贡献。这是两岸分治后，胡适第一次间接听到毛泽东提及自己。
1950年春，胡适应邀在台湾大学发表演讲，主题是＂文化发展与政治改革＂。演讲稿经由地下渠道传到北京，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严厉批评了胡适的观点。这是两人隔海的首次交锋。
1952年，北京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毛泽东在审阅相关文件时，特意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胡适的学问还是要研究的。＂这个批示在当时并未公开，直到多年后才被发现。
1954年秋，胡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分析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些演讲稿被人民日报以＂材料＂的形式转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后，命人收集了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全部文章。
1956年，胡适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向大陆传递了一个信息：他愿意就中国文化问题与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个提议经过多层转达，最终到达了毛泽东案头。但在＂反右运动＂的背景下，这个提议未能实现。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胡适在台湾《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成为当时中共高层讨论知识分子政策时的参考材料之一。
1960年初，胡适致函在美国的老友费正清，请他转告某些在大陆的老同学：他一直关注着大陆的发展变化。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辗转传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了这件事。
1961年，大陆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胡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了一批英文图书。这批图书中，夹带了他的一封短笺，表达了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图书被留下，短笺则被上报中南海。
1962年2月，胡适在台湾病逝。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在当晚的散步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胡适之先生确是一位可敬的对手。＂这句话被记录在工作人员的日记中。
同年4月，北京图书馆开始系统整理胡适早年在北大的藏书和手稿。在一本英文书的扉页上，发现了胡适在1921年写下的一段批注：＂与其诉诸革命，不如脚踏实地。＂这段批注被专门摘录，呈送给了毛泽东。这成为两人之间最后的一次隔空对话。
在胡适逝世后的追思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宣读了他生前最后的一篇未完成手稿。手稿中提到：＂吾与毛氏，相识四十年，虽道不同，然民族之情，同室操戈，岂得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