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区域早就发现了商周时期文字
九十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三星堆论文集《三星堆研究》收录了一篇由三星堆博物馆敖天照研究员撰写的题为《从古青铜尊铭文探索蜀都古城对外的水上通道》的论文。文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说明三星堆遗址早就出土了真正的文字。
这段文字原文如下:
“广汉出土的青铜尊属觚形铜尊类型,高圈足内侧近底壁处铸有阳文金文“潜”字。
1990年10月22日,中国近代考古学泰斗、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到广汉市去三星堆遗址考察时,曾在市文物管理所了解所内收藏的有关三星堆采集文物等。
笔者请李学勤教授鉴定雒城西郊出土的这件铜尊,并考释其圈足内侧所铸铭文,经过考察,李教授从器形、纹饰及铭文字数考察,其时代当在殷墟晚期偏早,相当于商代中期。并辨识其铭文可能是“濳”的金文款识,当与“潛”字相通,即今“潜”字”。
从具铭义分析,此铜尊可能与《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江、潜、绵、洛为池泽”的潜水有关。商代中期, 青铜器铭文简短,“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多者四五字”,“标记器主的族氏,识别用途或及所祀先人的称号。这件青铜尊,也可能是古代蜀地以水为名的部族首领所有的青铜酒器”。以上的文字黑纸白字记载了早在1990年之前,三星堆遗址区所在的广汉雒城西郊就已经挖掘出了刻有金文文字的商代青铜器,有图有真相。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件如此重要的三星堆器物却并没有在博物馆展出,甚至现今学术界也不再提及。
说到三星堆商代文字,这件“潜”字青铜尊并非孤立存在。就在距离三星堆遗址不到十公里的濛阳镇竹瓦街,同样也出土了两件刻有铭文商代青铜觯,据专家解读,分别为“牧正父己”和“覃父癸”。
与广汉邻近的绵阳地界也出土了刻有铭文“商父乙鼎”的商代青铜鼎。这些带有文字的器物,要么被孤立闲置,并未与三星堆进行关联性并案研究,要么被某些学者解读为他们是被从“中原”带过来的。然而,在濛阳竹瓦街与这些青铜器同时同地出土的很多仅有巴蜀才有的纹饰器物,却有力的反证了这些文字青铜觯就是原产于巴蜀。
尽管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商代文字的青铜器物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公众的认知中,依然是专家们有意无意的暗示结论: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
三星堆文明到底来自哪里?
我一直很奇怪,包括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在内很多人解读三星堆从哪里来的时候,总是指向西北高山区的茂县距今6000年前的营盘山遗址,理由是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现今发掘到的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最早只有距今5000年的什邡桂圆桥遗址,然后就是三星堆宝墩等在内的众多距今四千多年的遗址。这些都比营盘山遗址要晚,因此专家们还据此给三星堆人规划了一条从岷山山脉上的营盘山翻山越岭到什邡桂园桥再到三星堆、宝墩的迁徙线路。
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根据成都羊子山祭祀台的考古报告和当时发表的官媒文章,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羊子山祭祀台台基本身不仅是商代时期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而且在台址处发掘的几件重要打制石器更是让人震惊!这里的五件打制石器中,除了有一万多年前的,甚至还有不可思议的250万年前早期直立人类刚产生时期的打制石器。
再结合目前四川盆地考古报告提到的遂宁桃花河30万年遗址、眉山碳罐山20万年遗址、资阳蒙溪河6万年遗址、汉源2万年前遗址,直到成都羊子山1万年前的器物遗存,证明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是持续存在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遗存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成都市考古队在三星堆区域竹瓦街遗址西部边缘,发现了五块石旧石器地点,时代距今约2万年,是目前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2021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遗址五块石地点的五、六、七层,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存,为成都平原腹心地区,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填补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
也就是说,成都平原本身就有原生文明发展的基础,三星堆文明并不一定是由西北相对荒远的营盘山传承而来。这一点值得商榷。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