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林||中印瓦弄激战4:抓到一个酷似考尔中将的俘虏

五色有翼 2024-09-17 14:02:50
董占林 文

1962年12月20日,中印边界瓦弄战役结束后,作者在130师师部指挥所留影

1962年11月17日拂晓,我带领师指挥所沿三八八团进攻的路线下山,下午4点多钟到达了瓦弄敌旅部所在地。此时,军里的韦统泰副军长,政治部兰亦农主任、宋世永副主任也沿着察隅河来到了瓦弄,指导我师搜剿残敌的战斗。

军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对我师已经取得的战果比较满意。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感到思想上的压力还未解脱。虽然打死打伤数百敌人,也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可是没有抓到多少俘虏,溃散的敌人正逃窜到山谷密林中,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搜剿战斗,才能夺取全胜。我们根据印军的兵力算了一笔账,起码还能抓500名以上的印军俘虏。于是,就对各部队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根据自己当面印军的兵力来规划自己抓俘虏的任务指标,努力争取把流散在山里的敌人全部抓到。

各团受领任务以后,都逐级进行了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再动员。指战员们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战胜了高山奇寒、断粮,以及谷深崖险等重重困难,在雪山密林间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搜剿战。

三八八团三连于17日10时30分,在牙比河口沙滩发现敌库马盎第六营的残部60余人。战斗一开始,由于我三连指挥员盲目急躁,猛冲强攻,仅在沙滩上就伤亡16人,最后虽然歼敌48名,但三连也付出了伤亡20余人的代价。

19日,该连在沿牙比河沟继续搜剿时,认真总结了上次战斗的经验教训,采取观、搜、堵相结合的战术,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隐蔽、迅速地包围了敌库马盎营中校营长率领的残敌。

一营副教导员赵瑞田亲自带着轻重机枪在山梁上占领阵地,用火力压制敌人。三连连长蔡茂湖带领二排插至沟口的独木桥,首先堵住沟口。三排靠近敌人后,一边喊话,一边猛扑过去。一时间,“缴枪不杀”的喊声,混在轻重机枪的射击声中震荡山谷,已成瓮中之鳖的残敌遭到我军的突然打击,乱成一团。印军残敌仍然负隅顽抗,三连立即以班、组为单位,在山石草丛中搜索攻击,把顽敌一个一个消灭干净。

一排在指导员许金玉的率领下,将敌步兵第三连连长等几个敌人包围在两个石洞内,敌人企图顽抗,被战士们用手榴弹消灭在洞内。四班战士汤庭童在激战中发现一名印军大胡子军官正指挥两个士兵架设机枪准备射击,汤庭童眼明手快,手举枪响,当即将敌两个士兵击毙。

敌军官见势不妙,慌忙沿着山沟逃跑,汤庭童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敌军官连滚带爬地没有逃上几步,汤庭童的枪口就抵到了脊梁上,敌军官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连长蔡茂湖一审问,发现其正是敌库马盎第六营营长,就向他交待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示意敌营长到山沟里喊话,让其部下出来投降。敌营长无可奈何,只好吹起哨子将余下的敌人从草丛、石洞里一个一个地召唤出来向我军投降。

这一仗打得真是干净利索,只用了短短50分钟,就全歼了以敌库马盎营中校营长、少校副营长为首的顽敌,其中战士汤庭童机智灵活,一个人就取得毙敌8人,生俘敌中校营长以下5人的战果,战后荣立一等功。

搜剿歼敌的战斗,从17日开始后,部队日夜不停地频繁战斗在深山险谷。全师指战员都抱定一个决心,无论多么艰苦,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织成天罗地网,把入侵的敌人全部一网打尽。

三八九团一连从11月16日进攻察隅河东台地的敌人开始,直到12月7日从“传统习惯线”后撤为止,在历时22天的连续战斗中,翻了6座海拔3500公尺以上、坡度70-80度的大山,在草深林密、坡陡山险,从来无人行走的原始山林里反复搜剿,行程达450公里。

全连先后4次断粮共计6天半,有8天时间每天只吃6 碗糌粑面,特别是在断水3天的困境中,仍然坚持战斗。

机枪班长王绍海,甚至用剩下的一点水,和着尿煮稀饭充饥,没有一个人叫苦后退。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行军时,不少同志因为轻装前进未带棉衣,只穿着单衣,白天行军还不要紧,晚上露营时真是难熬。有些战士天天在密林中钻来钻去衣服挂坏了,为了御寒就拾来印军丢下的麻袋,把袋底的两角和中间劈3个窟窿,套在身上当背心穿,还风趣地叫它“英雄背心”。

由于缺水断粮,全连有90%以上的战士拉肚子,嘴唇也干裂流血。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大家还愉快地唱起了自编的快板:

瓦弄反击战,日夜翻大山。

上山爬着走,浑身冒白汗。

下山滑着行,两腿打颤颤。

夜来围篝火,个个笑声欢。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挖来鱼腥草,当菜又当饭。

白雪拌糌粑,胜过大会餐。

官兵团结紧,困难只等闲。

当上解放军,是个党团员。

消灭侵略军,责任重如山。

再苦也不苦,再难也不难。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着一连全体指战员,忍受艰难困苦,战胜重重困难,做到上级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叫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终于在连续追击7天7夜之后,于弗西河沟内发现逃敌踪迹,该连立即果断地采取搜索、堵击、设伏的战术手段,激战一个通宵,毙敌1名,俘虏敌廓尔喀第三营中校营长、少校营参谋长以下39名,我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干脆利索的搜剿战。

在搜剿战的日日夜夜里,各部队每天都有战果报送到师指挥所来。三九〇团的三连和五连在18日的搜剿中,还使用步兵武器击落印军一架苏制米格直升机。

后来,当作训科长张健向我报告,我部已全歼印军十一旅,其中毙敌道格拉营中校营长以下数百人,俘虏库马盎第六营及廓尔喀第三营中校营长以下数百人,击落、缴获飞机各一架,缴获五一以上口径的火炮数十门,以及大量枪支弹药和作战物资的战果时,我心里一块悬了20余天的石头落了地,现在可以说是完成作战任务了!

我高兴地对指挥所的同志们说:“印军十一旅的4个营长,打死了1个,活捉了2个,只跑了1个。15个连长除了击毙的6名外,其余9名全部俘虏。四个步兵营的16个步兵连(印军每营4个步兵连)除了锡克营的一个连逃跑外,其余15个步兵连全部就歼,这下子是把印军第十一旅的老底子全部打掉了,只是可惜让印军的旅长乘直升机跑掉了。”

担任佯动任务的一五三团五连也于11月15日战胜高山雪崩,翻越打秋山口,以3名战士英勇牺牲的代价到达汉洋底地区。随即,三八九团、三九〇团也先后进到了“传统习惯线”附近的哈拉、沙木维尔、金古底地区,并做好了继续作战的准备。

11月21日,我们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从22日零时起,我军将主动停火。我们立即向各部队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我知道,我们这一次自卫反击作战是紧密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军事行动,我们自卫反击,是为了和平;不反击,就不会有和平。

11月22日我军主动停火了,激战后的瓦弄山谷显得格外安宁和清新。这天刚吃过早饭,我信步走出指挥所,来到飞机场。

机场上堆放着我军缴获的枪支弹药和作战物资,缴获印军的一架运输机摆在机场上格外醒目,仅是印军用过的降落伞就在飞机场西侧山角堆了20余堆。

站在机场旁边的小山包上往四周望去,只见沿察隅河两岸错落而有秩序地建有印军营房。那些离地面1米高的木质营房,屋子里面都镶了降落伞,用麻袋缝成简易地毯铺地,这就是军官的住房。而士兵的住房则是用木架子支起来后,用白铁皮围盖起来的。当官的住房十分舒适,而当兵的住房就差得多了,白天太阳晒得灼热,晚上寒冷,下起雨来,白铁皮叭哒叭哒直响。

印度军队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很有特色,例如修房子不用别的什么工具,就是一把斧子,劈出来的木板象刨过似的,镶成板墙,十分美观整齐。

印军的厕所也是挖一个20至30公尺的深坑,周围封闭起来,只留一个小孔,加上盖子,便后还要用水冲洗,这种“厕所”用完一个封填一个。营房附近还有些掘开式工事是战斗生活两用,通过交通壕直接与营房连接,睡觉的地方都有射孔,一旦出现了情况,立即可以翻身拿起武器射击。印军把营房周围的环境也搞得比较好,他们不种菜,却种了大量的花草,还养了不少鸡和牛。鸡鸣牛叫,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时候,一队队印军战俘押送过来了,这些往日里趾高气扬,肆意践踏我国领土的侵略者,今日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他们此时的想法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真正向中国人民认输了。

任何侵略战争的下场只能是失败,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是向往和平,热爱和平生活的。特别是我军严守俘虏政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使许多俘虏都感动不已。三八八团一连连长李荣汉自己负了伤,还把一个负重伤昏迷不醒的印军军官背下山来抢救。这个印军军官醒来后看到了这一情形,对李荣汉又哭又吻,感激不尽。班长杨宪文,把自己仅剩的半碗干粮给俘虏吃,这个俘虏激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一定要教育我的两个孩子,永远和中国人民友好!”

许多部队在断粮、没有衣物御寒的情况下,始终未动用藏族、僜族老百姓的一粒粮食、一针一线,老百姓交口称赞我们是“仁义之师”。

有的印军俘虏竟说:“你们对我这样好,我真愿意给你们当一辈子俘虏。”

当把俘虏押过我的身旁时,我发现印军的着装也很有特点,印军的军衣是全军统一的,但军帽却是一个民族一个样。在瓦弄战役中被我军歼灭的印军第十一旅,就是4个步兵营,4个民族,4种军帽。那些戴灰色礼帽的是廓尔喀营的,头缠绿色头布的是锡克营的,头戴另外两种战斗帽的则是库马盎营和道格拉营的官兵。

原来,有人曾猜测印军考尔中将没有逃跑掉,已被我师俘获,并特别怀疑相貌酷似考尔中将的廓尔喀营参谋长就是考尔中将。

考尔中将

这天,当我去审问这几个印军军官时,只见这个廓尔喀营参谋长一出房门,便从门前的萝卜地里拔起一个萝卜,随便抹了抹泥土,就塞进嘴里啃起来。从他的举止,我当时就判断这个人不会是考尔中将,因为这个人明显地缺乏将军气质。后来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考尔中将是在达旺方向跑回新德里的。

11月24日,这是我们全师指战员十分难忘的一天。这天,我们从无线电波里收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参战部队全体同志的致敬电》,电文写道:“我们以全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于你们在反击印度反动派挑衅的自卫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表示衷心祝贺,并且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为了祖国的领土主权,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发扬了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在中印边境的自卫武装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全国人民都为你们的英雄业绩感到自豪,祝你们在贯彻执行1962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亚洲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为了以实际行动回答全国人民和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们立即对部队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并遵照上级指示,开始了遣返俘虏和移交缴获武器的工作。

12月1日,我师部队主动从沙木维尔、金古底一带撤回到“麦古马洪线”以北地区。12日,我师刘润泉副政委和赵福顺参谋长作为我国政府和红十字会的代表,在瓦弄飞机场举行了遣返仪式,向前来接受俘虏和武器的印方人员,如数移交了飞机两架、火炮23门,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作战物资。同时,78名印军伤、病俘人员,也在我移交工作人员的抬送、搀扶下登上了飞机,遣返归国。

离别时,这些伤、病俘人员激动地高呼:“中国红十字万岁!”

至此,瓦弄战役以我军的军事、政治双胜利而告结束。西方记者发出惊叹:中国军队像“风卷残叶”、“小刀割黄油”一样击败了印度军队,在军事上创造了速度快、效率高的“出乎意外的奇迹”;并且盛赞我军主动回撤是打的“政治军事仗”,为赢得中印边界的和平“奠定了可贵的基础”。

12月7日,我师指挥所撤离瓦弄。当我们途经在察隅县抢修的烈士陵园时,我肃立在烈士墓前,久久不能离去。在这块松柏翠绿、山花烂漫的土地上,长眠着在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中为国英勇捐躯的我师三九〇团一营副营长芦国屏等革命烈士。

我望着那整齐排列在山坡上的一块块墓碑,每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身影。烈士们生前的音容笑貌和战斗中的英雄壮举,一起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亲爱的战友,我把你们从家乡带到这祖国边陲的深山峡谷中来,现在就这样把你们永远永远留在喜马拉雅山下了。从此,只有松涛、雪山和永世流淌的察隅河水和你们作伴了!你们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却没有能够同我们一起凯旋归去。我作为一个指挥员,既为你们感到自豪和光荣,可又多么深痛地感到你们离去得太早太突然啊!我心里一阵阵刀割似的痛楚,泪流满面,我想说什么,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同来吊唁的同志们都是悲痛万分,墓地前一片呜咽声……

董占林师长在瓦弄战役烈士墓前泪流满面

要离开烈士们继续北撤了,我实在迈不出脚步,只在心中暗暗地宣誓: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祖国人民也永远忘不了你们!

1985年和1986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第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期间,还特意询问了一同参加会议的西藏自治区的伍精华、热地等领导同志,问他们知不知道察隅县城的南边有这样一座烈士陵园?他们深情地回答说,都曾经前去瞻仰过这座烈士陵园,察隅县的各族人民还年年祭扫烈士墓地。此时,我这颗怀念烈士们的心得到了多么大的宽慰呀!

2016年9月30日,察隅“英雄坡纪念馆”正式开馆,董占林中将以93岁高龄前往察隅瓦弄战役烈士陵园祭奠战友

部队回撤时,我还带着机关的同志逐一看望了战地医院的伤员们。

12月9日至12日,我师部队抵达吉公地区进行战评总结,随后就踏上归途,于1962年12月30日至1963年元月9日先后安全返回四川原驻地。中央慰问团受党中央、毛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也随即来到我师亲切慰问。

1963年2月20日至28日,在总部、成都军区的亲切关怀下,我部在重庆隆重召开了祝捷授奖大会,我们师受表彰的二等功臣连1个,三等功臣连15个,一等功臣排1个,二等功臣排6个,二等功臣班16个及三等功臣排、班106个,全国战斗英雄1人,一等功臣16人,二等功臣60人,三等功臣1199人。

我坐在祝捷授奖大会的主席台上,心情格外激动。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为党、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尽的义务。(全文完)

作者简介:董占林,1923年11月8日出生,祖籍河北省涞水县西水北村,籍贯北京市房山县镇江营村。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战士、班长、测绘员、排长,第16军分区侦察参谋、连长、县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辽西纵队22旅65团副团长、16旅48团副团长、东北第8纵队23师69团团长、四野45军134师400团团长、四野45军教导大队大队长。1952年至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2月任54军130师副师长、师长,1966年2月任54军副军长,1969年任陆军第11军军长,1979年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1980年任陆军第47军军长,1980年12月至1990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88年授予中将军衔。

1982年当选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2年当选全国八届人大代表、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和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役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仗广西平而关战役。一生参加并指挥过上百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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