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反蚕食
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是年5月，省战工会将莱芜划为莱芜（莱北）、莱东、莱南（后称新甫）3个县。
新甫县辖莲花山前后8个区，第3区为汶南区，董维任该区宣传委员，后任区长。1943年，日伪军对新甫县进行了全面“蚕食”和伪化，斗争之残酷，非笔墨所能描述。
1942年秋，敌人先对徂徕山区和莱北动手，随之对新甫开始“蚕食”。9月初，莱城敌人在汶南区的大村镇八里沟安了据点，由日伪军共同防守，并设立了伪区乡政府，伪警察所和其他伪组织，但尚未大规模和全面的进行“蚕食”。
新甫县委召开区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斗争形势，介绍了敌人“蚕食”徂徕山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和实行三光政策、自首政策、屠杀共产党员的情况；提出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层层动员部署，发动群众空舍清野，进行气节教育的要求
县委特别在党内做了如下部署：第一，敌人“蚕食”后，如果长期占领不撤，势必逼迫党员自首，而农村党员无处躲避不自首不行时，可以群众面目和群众团体的名义去自首，但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第二，能够以灰色面目隐蔽下来的党员，坚决不去自首，并有计划的选择家庭条件好的党员建立地下联络点，定联络暗号，以便秘密联系。区委对各村党支部和党员作分类排队，认为不够党员条件的，就不再与其联系，够条件的重新整理。
根据上述原则，汶南区委几个同志划片分工进行传达部署。各基层支部对全体党员进行了分类排队，哪些是“红”了的，哪些人可以“灰色”隐蔽，哪些人靠不住不再编入组织，对党员重新编成小组和支部。
原来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支部，改成以自然村建立支部或小组，由区委直接领导，严格禁止发生横的关系，没有党组织的介绍信，不谈党的事。汶南区54个自然村，有党员的35个村，经过整顿，500名党员降为400名左右，在新建支部和小组的领导下，转入了地下活动。
1943年1月6日，敌人从泰安、莱芜、新泰等几个县集中了万余人（诡称3万），对整个新甫县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天不明，新甫县东起柳条峪，西至圣井区，50余华里的大小山头都布满了敌人。
第一天是拉网式大“扫荡”，重点是野店区和李条庄一带和圣井区的圣井一带。第二天敌人即开始安设据点，整个莲花山区，东起棋山区的郑王庄，西至圣井区的范庄、圣井，敌人安设据点30多个，碉堡70多个。
之后，敌在加紧伪乡村政权建设的同时，进行了频繁的“扫荡”、清剿、抓人和“党员悔过自首”。敌抓住我村长就绑在木凳上用灌凉水、辣椒水，刀刺等酷刑，逼着他们交代谁是村干部、共产党员、八路军。
但被抓的村长表现得都很坚强，敌人未达目的又改变了策略，软硬兼施，放话只要自首登记，就“不咎既往”，不自首登记者，就罚款罚粮，把家属关押起来，逼着干部回来自首。许多干部被敌人搞的家破人亡。
由于敌人突然袭击，干部又化整为零到各村动员群众反“扫荡”和清舍空野，一时无法集中，多数失掉联系。干部党员出现了三种情况：一部分就地隐蔽，坚持斗争；一部分撤出本区去了根据地；一部分投降了敌人或不干了。汶南区的村政权全部被摧毁。
1943年2月（正月初三）敌人在莱城东关官寺广场召开所谓“归顺大会”，声称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都被消灭了。但这只是他们的黄梁美梦。
1月15日以前，董维带几个同志一直在杨家峪、北王庄一带隐蔽活动。腊月初五，董维与几个同志在杨家峪西山沟的石洞里隐蔽。
在敌人“蚕食”六、七天后，也是最困难的时候，汶南区委几个同志冲过敌人重重封锁，在陶家岭找到了县委书记王醒。
王醒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并强调说：干部只能撤出大部分，以便保存力量，而不能全部撤出，否则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不了解，根据地全部伪化了，我们就插不进去；第二，都走了，群众和党员无依无靠；第三，还有一部分党员在当地隐蔽，必须与他们联系。
王醒同志决定董维和区委书记李瑞华立即返回汶南区坚持斗争。当夜董、李二人即绕过敌人的封锁，回到了本区。他们到南梨沟找到了亓居圣，在羊庄找到了亓宝章，在南十里河找到了张敬堂，掌握了许多情况和敌人的活动规律。
腊月11日夜，董、李二人秘密插进了南十里河张敬堂家里。可惜第二天夜里，李瑞华回家后，经不起恶劣环境考验，跑到关外去了（董维后来才知道）。这样，就只剩下董维一个人坚持斗争了。
就在董维急切盼望李瑞华回来时，恰好王醒和张子元到了南十里河，他们取得了联系，在一起活动了近一个月，初步打开了汶南区东部的局面。
1943年2月底，谷乾从地委回来。董、谷二人分工合作，董维负责东部，谷乾负责西部。麦季时，亓星辰来代理区委书记，党的领导加强了。反“蚕食”斗争若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在反“蚕食”斗争的艰苦岁月，党员干部能够生存，能够工作和活动，是与广大人民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
董维他们昼伏夜出，夜间出发任务完成后，或定暗号，或越墙而过，住在党员或群众家里。白天群众把他们隐蔽在屋里，陌生人来了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在屋里学习或开会，屋主不在家，妇女或老人就站岗。
董维他们在井峪村隐蔽时，刁俊山的爱人亓福英以种种方法给他们送饭。杨福祥的老伴看到董维病了，悄悄煮上鸡蛋硬往他口袋里塞。
董维隐蔽在南十里河张敬堂家里时，正碰上敌人到该村清剿，且指名道姓找董维。敌人硬逼家属交代下落。张敬堂把董维藏在炕洞里，避过了敌人的搜查。在南梨沟亓居圣的家中，敌人去了，董维和同志们藏到猪圈内的地窨子里，安全度过了敌人的“扫荡”。有几次董维和王醒在北十里河、纪家庄与敌伪军只隔一堵墙。
假如没有群众的支持，同志们将寸步难行，更不要说进行工作。
1943年2月（正月初三），汶南区首先对蔺家庄敌据点的伪公人员进行了镇压，张贴了布告，揭露敌罪行，人心为之大快，群众说，八路军从天而降，专杀坏人。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扬眉吐气，据点的敌人晚上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了。伪公人员不敢再干坏事，甚至托人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主动和我方取得联系。
不久，区委的同志又与县大队配合深入到团山敌据点附近逮捕了伪乡长李某，消息一传开，敌人十分惊慌。接着，谷乾、亓星辰等同志又在鲁家庄村南营门附近埋伏，打死了区中队叛变投敌的两个坏蛋李兰公和李春新，西部的局面也打开了。
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敌人据点并未撤除，只是活动更加小心，晚上不敢出据点罢了。汶南区委决定发展武装，重建区中队。战士的来源，一是动员在“蚕食”中回家的同志重新归队，二是在基本群众和贫雇农中发动青年参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区中队扩大到20余人，并且都有了枪支。
区中队重建以后，董维他们便深入到敌据点附近开展工作。
1943年夏，董维带区中队到西泉河去开展工作，该村与嘶马河敌据点一河之隔。第二天，伪警察所要派人去该村查户口。伪村长接到通知，立即找董维研究办法。区中队抓几个伪警察不费吹灰之力，但为了保护群众利益，董维还是决定隐蔽。他们转移到一所空房子里，把大门锁上，敌人查户口，无人住的房子不查，这样就把敌人搪塞过去了。当时如果没有武装，我方是不敢到这些地方去的。
9个月后，据点的日本人基本撤走，只留下伪军防守据点，这给我瓦解伪军和伪公人员创造了有利条件。
汶南区有伪据点4个，驻有伪军的碉堡3个。经争取，这些伪军和伪公人员都不敢对我开枪。这样一来，我方的活动方便了，且越是据点和碉堡附近越安全。
上亓家峪有据点，我方在下亓家峪住，相隔半华里，就叫伪村长去报告有八路军（不报不行），伪军队长就下命令，今天任何人不准到下庄去，用手指表示个“八”字形，伪军便无一人到下庄去。有些伪军到村里干坏事，我方捎个信给他的班长、队长就解决了。高崮顶硬拳道班长李壮子，秋天到山坡里摘群众的豆角子，我方给他写了一封警告信，他亦再不敢下山了。
敌人“蚕食”新甫县后，我方的村政权都被搞垮了。汶南区敌人把伪区公所从莱城迁往八里沟据点，各乡伪乡公所也相继搬到了各个敌伪据点，各村都普遍建立了伪村公所，指定了伪村长。
有些伪村长逼迫党员去向敌人悔过自首，向群众横征暴敛，催民夫搞木料，给敌人修据点、筑碉堡、送情报，忠实的为敌效劳。这对我反“蚕食”斗争威胁很大。但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我方的一面政权，但如果让敌人的一面政权长期存在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打击最坏的伪乡村长，争取教育多数，建立两面政权，是比较客观的做法。
汶南区委在县委书记王醒直接领导下，打击了坏中之坏。蔺家庄据点伪办公处主任，1942年犯罪被我公安局关押了一个月，他怀恨在心，一当上伪办公处主任，便大施淫威，为非作歹。县委决定将其镇压，并派去了我方的人担任副主任和文书。从此，这个伪办公处，表面上看是敌人的，实际上被我掌握。
进德乡伪乡公所两个伪乡长都是老牌汉奸，住在亓家峪离敌据点百米远的房子里。我方多次派人找他们面谈，结果都是不加理睬。我以小型武装，对其进行凌厉镇压。另换上的伪乡长主动和我方联系，给我工作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汶南区敌4个伪乡公所、1个伪办公处，只有临汶乡乡公所我方没有联系。
局面打开以后，我方抓紧了两面政权的建立，对敌基层政权，通过各种方式换上我方的人。这样的两面政权，1943年下半年进德乡有10个村，和平乡有5个村，四义乡有4个村。蔺家庄一带5个村。每逢伪乡公所召开村长会议，我方就开在前头，教育和布置如何应付敌人，抗粮抗款，拖交少交。这既应付了敌人，也减少了群众负担。到1944年，多数政权已掌握在我方手中了。
在反“蚕食”斗争中，为了争取各阶层人士支持和参加抗战，我方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汶南区的上层人物比较多，大部分都在旧衙门混过事，甚至身居要职。如槲林前毕华桥毕三江兄弟二人、坡草洼亓呈荣亓呈祥兄弟、鲁家庄李菁山、南王庄王英岭、塔子亓之绍、西泉河张志瑾、吕福辰等。这些人物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威望。
我方有了武装，敢于深入到敌占区，一有机会，就请他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通过讲抗战形势，揭露刘伯戈曲线救国和横征暴敛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多数人都表示支持抗日，说能够办到的，一定办。坡草洼村的亓呈祥还自动在本村筹粮筹款交给我方。许多伪村长不仅来开会，还交出部分钱作公粮代金。
我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新甫县委及时召开会议，具体而详细地分析了“蚕食”后的形势和特点，提出了及时了解农村党员自首情况，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点线关系等任务。
1943年3月到1944年底，汶南区整顿恢复起来的党员约有200名左右，其中恢复关系的计50余人，重新入党的约计150人左右；建立了10个党支部，还有16个村建立了党小组或党员关系。党员数量虽然比“蚕食”前减少了许多，但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他们工作更积极，战斗力更强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戈投靠在秦启荣，并于1941年夏季回到莱芜任国民党县长，勾结日伪搞曲线救国。以正统为幌子，以抗日为招牌，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43年敌人“蚕食”莲花山区后，刘更加猖獗，对我破坏和威胁很大。因此地、县委决定消灭和打掉这伙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当时汶南区的干部只有董维和谷乾两个人，开展反刘斗争有困难。县委于3月份派公安局长亓星辰带武工队到汶南区帮助工作，并兼任区委书记。区委决定在南铺建立一个战斗堡垒，寻机给刘伯戈以致命打击。
亓勤友是南铺村党支部书记，他不但早已取得了刘伯戈的信任，还有硬拳道宫长、伪自卫团长、刘伯戈的武装特务队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合法身份。还与嘶马河据点伪警官李文焕关系密切，特别易于接近刘伯戈本人。
亓星辰、谷乾带武工队插进南铺后，以亓勤友请吃饭的办法活捉了刘伯戈的新任县大队副队长亓法圣，逮捕枪毙了伪特区书记谷友朋，初战获胜。
不久，亓勤友侦察到刘伯戈住进了业家庄，我方当即组成9人战斗队，由亓勤友带路，摸进了刘伯戈住的院内，将刘与叛徒何曙光堵在屋里，一排子弹从窗口打进去，但未打中。这时刘的警卫从前院开枪射击，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我方不清楚，又加莱城敌人出动，扑向直向业家庄，我方果断撤出战斗。这次虽未打死刘伯戈，但却震慑了刘的反动气焰。
到1944年春，反刘斗争又取得一系列胜利，刘的魔爪再也不敢伸向山区了。
1944年，新甫县的敌伪据点多数撤走，汶南区的反“蚕食”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