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润之与梁漱溟交谈

1937年淞沪战役失利，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到武汉。沿途所见，一副百姓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很是悲观。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中共方面又怎么样呢？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润之的念头。

1938年初，梁漱溟只身赴延安。到达延安后，接待他的是中共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张闻天告诉他：“主席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所以见面安排在晚上”。“好好好，客随主便嘛”。梁漱溟说。

梁漱溟与毛润之的头天见面，便从下午六点聊到了第二天凌晨。毛润之一见梁漱溟，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这话一下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二十年前的往事，当时他们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相遇。想起这些，顿时拉近了两人的情感距离。

随后，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漱溟说：“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润之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后，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和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没有!”

毛润之一开口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定，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润之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润之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于是，梁漱溟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如何抗日，怎么发展等这些问题，还没有人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润之连声说。

时间已到后半夜，毛润之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润之接过那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

谈话一开始，毛润之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共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润之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而梁漱溟很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

毛润之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太看重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断然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此后，梁漱溟与毛润之之间有多次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润之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润之、周恩来之邀，从四川来到北京。其时，毛润之、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毛、周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工作人员把梁漱溟排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头一个。

毛润之下火车后，立刻发现了他，并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面对毛润之这种老朋友般和蔼可亲的态度，梁漱溟只是紧紧握手，激动得答不上话来。

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润之走到梁漱溟的席前，见他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定长寿也!”约他于次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作客。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润之派汽车到西城辟才胡同将梁漱溟接到中-南-海。交谈中毛润之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漱溟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毛润之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说话间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润之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润之接过话头，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期间，毛润之曾多次与梁漱溟彻夜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