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人民大会堂之前，咱们先来说说“万人大礼堂”这个项目。
建国之后，咱们定都了北京。
当时，北京没有一个可供很多人开会或者是集会的地方。如果是超过上万人的集会，一般是在户外的天安门广场进行，人数稍微少一些的话，一般是在这两个地方进行：
一个地方是北京中山公园里面的中山堂，或者是音乐堂；
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通常是以游园的方式来进行。
很显然，室外举行会议这种形式，虽然可以让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受天气的影响特别大；而且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让大家在户外坐下来谈国家大事，那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因此，在北京修建一个可供上万人开会的地方，就是很有必要的事了。
于是乎，开始定下来的项目是叫“万人大礼堂”，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人民大会堂”。
但是，因为刚建国的缘故，很多事情都需要忙活，因此这“万人大礼堂”的项目就暂时放在了一边。到了1958年，这一年要准备第二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典活动，因此就在北京规划了十个建筑，用这“十大建筑”彰显新中国成立这十年在建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因此，原来定下来的“万人大礼堂”这个项目，就被拔高到了“十大建筑”之首。这个项目就不能只单单建设一个万人大礼堂了，它需要具备更多的功能。
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厅室，不仅仅包含了万人大礼堂，还有很多功能不同的厅室。
关于人民大会堂的前世今生，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
在1958年的9月10号这一天晚上，全国各地在建筑领域拔尖的专业人士，受邀来到了北京。他们是要参加关于国庆各项工程的规划位置图以及相关设计的工作座谈会。
原本这次座谈会只邀请了20多个专家，但是实际到场的人达到了30多个。这些建筑领域的专家学者到了北京以后，被安排住在了和平宾馆。其中，有不少人在来之前，没有时间了解清楚这次来北京的具体工作，甚至于有一些因为来得匆忙，都不知道来北京要做什么。
在9月10号这天晚上，等大家都到齐以后，冯佩之和沈勃二人来到了宾馆，召集大家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让大家来北京完成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
交代完情况以后，两人要求大家伙要在五天之内拿出第一稿方案。两人还贴心的为大家伙来了设计需要的画板和画架，这些都是从北京建筑设计院专门拿过来的。
对于学建筑的人来说，能在北京这个首都留下人民大会堂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啥相当难得的，也是很珍贵的。因此，这些专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十分的兴奋，晚上都睡不着觉，当天连夜就动起来，开始了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
9月15号，大会堂的第一稿方案顺利完成了，这个方案送去市委由相关负责人来审查，相关的负责人看了初稿以后，没有给出具体的意见，只是说需要大家再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完善方案。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回复以后，有一些老专家特地给外省的那些年轻弟子，打电话的打电话，发电报的发电报。因为年轻人的想法是比老年人跳跃的，所以老专家们才会让那些年轻的弟子来帮助参与到第二稿方案的设计工作中。
五天过去之后，总共设计出来100多张图纸。
这100多张图纸在北京市规划局的五楼进行统一展出。这100多张设计图纸里面，不仅仅有人民大会堂，还包括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
很多的建筑专家，包括一些美术专业人士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这次座谈会结束以后，又开始了进行第三稿方案的设计。
为了更好的分工合作，当时把在和平宾馆的众多专家们分成了三个组：
梁思成牵头的小组，主要负责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
杨廷宝牵头的小组，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
赵琛牵头的小组，主要负责国家剧院的设计。
这些专家们虽然在之前有过不少的工程设计经验，但是呢，面对人民大会堂这个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物，仍旧显得有一些吃力。因此，当第三稿出来的时候，大家伙的设计思路其实还是显得有一些保守，甚至可以说是呆板了。
而且因为特别熟悉的缘故，这些老专家们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互相给对方提意见，因此这个设计方案的工作进展不是很大。要知道，设计方案如果迟迟定不下来的话，那么后续的工作就很难正常进行了。因此，不仅仅是专家们着急，就连各方面的领导都很着急。
当周总理得到这个情况以后，他指出了一个风向，就是要求大家的设计方案要大胆一些；而且，他同时还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可操纵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年轻人有着其天生的特点，他们虽然经验比不上老专家；虽然业务也不够熟练；虽然工作也不够老练；但是，年轻人干劲十足，不会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在思想上很活跃。
有了周公的一槌定音，很多优秀的青年建筑专家也参与了进来，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原本停滞不前的工作，居然只花了三天的时间就出来了第四稿方案。
最为重要的一点，和老专家们抹不开面子不一样，这些青年的建筑专家可不管这些，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他们可是寸步不让，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比如，有的人觉得人民大会堂的高度不可以超过天安门；有的人提出，这人民大会堂的地基到底是设计在天安门前的正阳门呢？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
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这些人争来争去，互不相让。有了讨论，有了争论，是很好的一件事，只有在争论当中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才能顺利开展工作。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争论过多自然也会影响到工作的进展，这个时候又需要一个人站出来一槌定音了。毫不意外，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他站出来告诉大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设计人民大会堂，不管是古今中外，只要是好的东西，都可以积极的吸收；不好的东西，要果断抛弃，也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除了统一思想之外，他还特别提出，人民大会堂这么一个大房子，有两个关键很重要：一个是不能垮，另外一个是要好看。
因此，在工程质量方面，他的要求很严格，建筑材料不能将就，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用的坚决不能用，一定不能凑合，很多乱子就就出在“凑合”上面。设计、材料、施工这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没做好，整个工程也就做不好。
关于人民大会堂，最终要以怎样的建筑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很多人其实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此，周公是这样说的：
“……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属于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的漂亮一些，就不能反对它……不要在细枝末节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来源：《人民大会天见闻录》.金圣基.著.
客观的说，如果没有周公及时的站出来统一思想，指明方向的话，那么这个工程肯定会在设计这一个环节上卡上很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凸显了他的睿智和远见。
因为留给人民大会堂的工期很短，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因此，不管是在设计还是在施工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很多的建筑遗憾。对此，周公也早就预料到了，他要求在设计和施工的时候，要给大会堂留下富余的空间。
也正是留下了富余的空间，后续咱们再添加新厅室的时候，才会不显得尴尬，才会有余地。
这就是他的睿智和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