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题为“王先明：以实证研究为基石 以体系建构为旨归——简评许檀著《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王先明，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教材委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代表作有《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权威历史学杂志发表论文180余篇。
《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许檀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04；下称《华北市场》）一书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作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颇多赞评。这是我意料中的，因为我比较早就有着先睹为快的经历。当年在京城一处幽静的宾馆内，作为任务集中审读书稿，这部作品就给我以很大冲击和震撼。尽管书稿匿名，但事实上属于一线的学者及其作品，其研究领域、学术造诣和作品特色，以及话语表述等，已经自成风格，卓尔不群，我当时就断定这部优秀的书稿一定是许檀教授的大作。
后来捧读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成书时，自别有一番感触和欣喜之情。即使再度品读，它仍然有着引人入胜和令人掩卷深思的魅力。其深厚的学术功力、精审的史料比勘、细密的实证分析和严谨的体系建构，着实让人叹服。就此，谈点个人读后感想。
一丰富而精致的史证比勘
正如作者所言，在商业城镇或区域史领域，既往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分析模型和等级划分的建构框架，其相关的思维和方法影响广泛。与此不同的是，《华北市场》是基于实证的研究成果，作者力图将相关的理论建构“更好地运用到中国传统城市与市场的实证研究中，从而对明清时期的历史实态有更加具体翔实的了解”。而历史实态的呈现和描述，必然基于丰富而扎实的史料。问题在于，虽然学界普遍关注的流通枢纽城市和基层市场有大量的资料可据，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资料则十分缺乏，而且在北方地区尤为突出。如何突破这一制约研究的瓶颈，这是作者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正是由于史实所限，地区性的商业中心的规模、程度以及商业城市的分布和区位格局，缺乏具体而翔实的研究，尽管这一论题重要，却长久未有真正的成果面世。为此，《华北市场》的作者以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搜寻和整理了十多省的几十个县的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在对这些丰富而散乱的碑刻资料的比勘和解读中，发掘出隐含其中的商业信息，成就了人所未见、人所未言的学术识见。
碑刻史料之外，税收资料包括关税和地方商税的相关史料也是《华北市场》一书的基础性史料。但地方商税的档案史料较少，很多散见于地方志或相关地方文献中，其获取和整理亦颇不易。著者将这些难得的史料与正史、文集、笔记、商书、账册等文献进行甄别和比勘，在对史实细绎详解中完成了许多个案研究成果，将这一论题挖掘到相当的深度。在该书主要参考文献中，作者所列的相关主题论文就达20篇之多，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从学术深度上奠定了此书的根基。
史料的丰厚以及史料来源的多样性、互补性构成《华北市场》一书的显著特色。这一论题所涉内容无论是城市人口、商业街市、税关布局还是店铺行业、货物流通或银钱出入，都是在各种史料的对勘中提取出的可以征信的史证，从看似琐碎的各种数据中寻求出可以体现历史实态的内容。一般来说，大量数据资料的出现和物品、店铺的名号的排列会影响阅读的快感，滞碍思想的流畅，但《华北市场》却不存在这一问题。我想，关键在于研究者对于丰厚史料的内化——将看似琐碎的大量数据、实证史料通过学理性的消化，既具象化为历史情境，也抽象化为历史论旨，完美地呈现了特定时期的历史实态。
二平实而精审的对话与辨析
真正的学术研究始终是站在前人研究基石上的新的攀登，学术创新亦是在与既有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对话与辨析中前行的。《华北市场》对于前人研究做了相当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并在学术研究的前沿论题上展开自己的研究。由“绪论”可知，《华北市场》总结了30多年的“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逐步聚焦于“华北地区的相关研究”。前人许多学术卓见和成熟的理论，构成该书展开的前提，同时，也为许教授的研究搭建了相当宽阔的对话空间。可以说，各章节下每一个学术专题的讨论，都是在与既有研究的对话中展开并延伸的，讨论、辨析、汲取、提升的学术对话，使《华北市场》一书，充满了与前人对话的鲜活感和独立思考的深刻性（比如第80页在关于“山东省会济南及其商业特色”的讨论中对陆敏、赵树国学术研究的讨论、辨析等）。
当然，更直接的学术对话体现在对施坚雅理论的辨析中。
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施坚雅理论’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城市史和经济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也是对笔者启发最大的理论”。理论启发只是学术研究的触点，理论模型的建构与历史实态或历史生活情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探究空间。《华北市场》首先在这一论域中建构了与施坚雅理论对话的空间。作者提出，施坚雅“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引入原本缺乏空间感和立体性的历史领域，从而为我们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不过，理论的意义在于拓展认识的视野、在于宏观指引，或者更多地在于提供分析的工具，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和分析方法”。所以，作者清醒地指出，“对于中国传统城市和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模型建构和等级划分上”。《华北市场》的着力点就在于“将施坚雅理论更好地运用到中国传统城市与市场的实证研究中，从而对明清时期的历史实态有更加具体翔实的了解”。
在真正的史学研究者面前，任何理论的力量都要让位于历史的事实；对于理论的尊重不等于理论上的盲从。求真是历史学最本质的学科诉求。因此，我们在阅读《华北市场》一书时，能够从中体味到它借助于精详的历史实证和鲜活的历史事实，与施坚雅的理论解说形成的学术对话——当然，对话和辨析都是在平静的叙事和精审的实证中完成的。
一方面，《华北市场》以施氏的区系理论切入论题，就其对中国8个层级划分等级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理论模型不仅在学术研究中难于操作，而且也与历史实况颇为疏离；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对话和辨析，《华北市场》提出了自己的诠释体系。此外，在华北区域范围的锁定上，也形成了与施坚雅不同的讨论和对话。正是在与前沿学术理论和研究的对话和辨析中，《华北市场》一书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三基于实证的宏观建构
就学术研究取向而言，《华北市场》属于实证研究，而且尤以个案研究见长。无论是对于行政中心城市的比较分析，还是对于商业城镇类型的归类和量化分析，抑或对于华北商业城镇的空间分布和市场层级的研判，都是立足于个案考察的实证研究。个案考察及样本选取当然并非随意而为，其中蕴含着研究者的学术追求和对于华北市场体系建构的整体思路。个案研究的样本选取当然要受到资料的制约，令人叹服的是，研究者并没有被动地受制于资料，而是通过积极努力搜救碑刻资料突破了既定史料的局限，在个案样本的选取上赢得了主动。接下来对十多个商业市镇的研究，都奠基于碑刻资料之上，由此而形成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
基于个案研究的《华北市场》一书，分别对十多个城镇的发展脉络、商业规模、商业结构和腹地范围进行了具体翔实的考察，但个案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各自处于华北商品流通的重要转运节点，在市场辐射和货物流动范围方面，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关系，亦即，看似孤立的个案实际上是著者整体建构华北市场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坚实的个案研究，被置放于整体研究框架中，全书分为三编，即以流通性枢纽城市、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基层市场为三大层级。正是在对一个个样本深入探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华北市场》一书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与施坚雅模式不同的华北市场体系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宏观理论诠释体系。
《华北市场》一书坚定地认为：“施坚雅的1843年华北中心地的等级－规模分布主要依赖理论推衍，故而与清代中叶的历史实际相差较大。”因此，著者不仅超越了施坚雅对中国区域历史的理论认知，而且借助于扎实精详的实证研究，建构了一个理解和诠释中国华北区域史的宏观模式。正如其结论所言：“这一城市体系的形成，反映的正是发展中的市场体系对传统的以行政等级为主的城市体系的突破，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新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事实上，它也提出了一个理解和认识中国前近代历史发展脉络和特征的理论认知模式。
四对于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启示
我们知道，区域史研究伴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现代化史、城市史的复兴而兴起。华北区域史是成果颇丰且具有特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成果十分丰富。然而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问题是，“随着‘华北’概念的产生，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学术研究中。严格说来，‘华北’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只是一种学术的想象，不仅因为古代并无‘华北’这个概念，更因为关于‘华北’概念的界定及所辖区域，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作为一种学术想象而非固有的概念，民国时期的‘华北’概念一直处于变动中，对于不同学者而言，其意涵亦不相同”（仲伟民、王正华：《作为区域的“华北”：概念渊源及流变》，《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41页）。在对华北区域史研究梳理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学术研究实践中的“华北区域史研究”或者说属于华北区域史的学术研究，的确歧义纷呈，指称不一。在界分华北地域的要素方面，学者们并不一致，各有所持：如有从政治制度、市场经济着眼者，有从社会文化惯制切入者，还有从历史地理或自然地理角度划分者，等等。显然，总结华北区域史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构建具有华北区域特色的研究体系和方法，探索该区域发展在全国乃至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和个性，注重对中国社会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的探究，是推进和提升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对此，《华北市场》一书的努力对于我们亦颇多启示。
《华北市场》并不过于拘守“华北”概念，而是依据学术研究需要灵活设定，它特别强调“本书所谓‘华北’指位于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就区域而言，这一界定并不完整”。但之所以如此，除研究的客观条件所限外，还因为“施坚雅的华北区域”的设定所致，“做这样的界定也便于与施坚雅的‘华北’进行比较”，从而形成规范意义上的学术对话。这保证了其学术讨论的话语空间的稳定和连续，也通过论域范围的聚集而使得论题更为聚焦。
如果过于平面地展开整个华北区域，并不利于问题的讨论，毕竟许书研究主旨在于动态性揭示“明清时期发展中的市场体系对原有的以行政等级为中心的城市体系的突破”，这一突破，事实上体现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凸显着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变化，当然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或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一历史变化和持续变动态势，并不能也不会均衡地体现在华北范围所有区域内。然而，正是这些选定区域所形成的同质性，以及内在紧致的市场关联，决定了其之所以为华北区域的特质，并以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其与别的区域发展特征相区分。
当然，从历史长程来看，华北区域的界线历时而变、因势而易，具有变动不居的特征，尤其进入近现代以后。然而，此书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无论华北的边界怎样变动，也无论人为设定的华北区域边线如何繁复，但其内在结构的稳定性却是由经济市场的同质性决定的，亦即内在结构的稳定态和其边界的流变态，共同建构了特定时期的华北区域。对此，研究者应该有着清醒而科学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南开史学》2022年第2期，第253-259页，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