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的宏大叙事中，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被现代经济所取代。这一变革浪潮，推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腾飞，却也带来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现象——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仿佛印证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当下养孩子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尤其在学校推行减负政策后，家长们的焦虑感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发强烈。毕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若不努力工作、多挣些钱，可能连孩子的一个补课班都负担不起。所以现代年轻人生不出孩子肯定不是性功能疾病，反而“穷病”一定是更重要的原因。
既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增长做出了牺牲，那么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倘若国家将发展所获得的财富，用于补贴公民生育，实行多生多补的政策，是否就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呢？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若是补贴金额足够诱人，或许真能改变现状。
还真有这样一个国家，堪称人们想象中生娃天堂的模板，它就是新加坡。
在新加坡，从一胎到五胎的生育奖励逐级递增，新妈妈享有长达16周的带薪产假，新爸爸也能拥有两周的带薪陪产假。
这个国家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城市环境整洁，居民工资待遇良好。更为可贵的是，政府实行房屋配售政策，真正实现了“房住不炒”，高达88.9%的公民都居住在平价配售的房子里。但新加坡早在40年前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在2021年，其人口增长率竟低至 -4.1%，位居全球倒数第一。
房子的问题妥善解决了，工资收入也颇为可观，生育还有补贴，可为什么新加坡的生育率依旧如此低迷呢？
说起新加坡的福利，可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工人阶级通过不懈斗争争取来的。在各类工人群体中，码头工人往往具有较高的革命性。一方面，港口城市作为对外交流的前沿，更容易接触和吸收外来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码头汇聚了大量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矛盾较为尖锐。因此，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罢工游行和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1950年，在英国深造四年法律的李光耀乘船回到新加坡。起初，他倾向于清除英国殖民政府的势力，但很快他敏锐地察觉到，新加坡70%的人口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码头工人及其后裔。这些人深受母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彼时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更是让他们备受鼓舞。
在这样的形势下，软弱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被推翻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李光耀果断投身工人阵营，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偿代理法律诉讼，凭借这一举动赢得了众多打工人的支持。在《告选民书》中，李光耀郑重承诺：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将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不懈奋斗。1959年，经过激烈的选举角逐，李光耀成功当选为新加坡总理。
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年轻人热衷于街头乱斗，甚至出现肆意砸车等破坏行为，将汽车挡风玻璃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把掀翻汽车当作锻炼力量的方式，还放火烧车以寻求刺激。
当时，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13.6%，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四分之一的人口挤在平民区，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非法搭建的棚屋里，只有9%的人能够住进条件相对较好的公共住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一无所有，也就没有了安稳的生活根基。
李光耀上任后，将解决住房问题视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行组屋制度。他的治国理念与中国古代的管仲有相似之处，秉持着“让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原则。
在第一个建房五年计划期间，新加坡实际供应组屋近5.5万套，这一数量比英国殖民统治32年期间所建组屋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当人们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和其他资产后，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变化。李光耀惊讶地发现，街头再发生大乱斗时，年轻人竟然会齐心协力把停放在路旁的汽车抬上楼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现象让他深刻认识到住房政策的有效性，为了进一步推动组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新加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例如，尽管新加坡并非土地公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却出台了《土地征收法令》，允许政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征收土地，以此防止地价被恶意哄抬，保障土地资源能够切实服务于公民。
1968年，新加坡允许公民使用公积金购买组屋；1971年，建立组屋转售市场，进一步完善了住房退出机制。通过这些举措，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从建国初期的8.8%，逐步提升到70年代的29%，到1980年更是增长至59%。
截至2021年，高达88.9%的新加坡公民都居住在组屋里。倘若再算上通过市场化途径购买私有住房的人群，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会更高。能够以相对较低的门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相信不少人在看到这一数据时，都会心生羡慕之情。
实事求是地讲，新加坡在住房问题的解决上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相比之下，比很多国家都要出色。但今天我们探讨的核心并非住房，而是生育问题。或许有人会认为，只要拥有一套房子，就能顺利找到对象、结婚生子。
但新加坡的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极高的住房自有率，并未带来与之匹配的生育意愿。实际上，新加坡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可谓煞费苦心，甚至采用住房政策来间接引导年轻人。
单身青年在30岁之前无法申请组屋，而夫妇申请组屋的通过率则相对较高，若家中带有孩子，通过率会更高。拥有两名以上孩子的夫妇，还被列入TCP计划，在申请组屋时享有更多优势。考虑到购买组屋几乎是大部分新加坡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开销，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单身税”。
尽管如此，新加坡的年轻人依旧对生育兴致缺缺。难道是新加坡的生育补贴不够丰厚吗？
在2017年和2018年，新加坡政府规定，新生儿母亲可享受16周的带薪产假，父亲也能独立享有两周的带薪陪产假。
自2015年起，生育头胎和二胎时，每胎可获得8000新元的奖励，生育三胎及以上的，每胎奖励1万新元。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一新元大约相当于5元人民币。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设立了儿童发展账户、疫情生育补贴等多种福利。据新加坡媒体计算，生育第一胎时，各项补贴加起来可达2.1万新元，随着生育胎数的增加，到第五胎时，补贴总额能达到3.5万新元。
在1960年的新加坡，经济落后，人们生活贫困，住房条件简陋。但当时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竟高达5.4，这意味着每名妈妈平均要生育5个半孩子。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却持续走低，到2020年，受疫情影响，总和生育率更是降至1.1，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蕴含的深层次原因，便是产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过剩人口挤出效应，这一效应如同一种无可救药的“避孕药”。
在新加坡，教育竞赛成为了阻碍人们生育的一大直接原因。
2003年，在香港金像奖的评选中，一部来自新加坡的电影《小孩不笨》脱颖而出，获得了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尽管最终遗憾地输给了《我的野蛮女友》，但这部电影在新加坡本土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连续四周斩获票房冠军。不仅如此，它在中国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因为影片所讲述的内容，让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电影中，三个小学生因成绩不佳，早早被分进了最差的EM3班级。在学校里，他们遭受同学的歧视，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信心，放弃了对他们的培养。孩子们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却得不到重视，一句“学什么美术，赶紧学你的英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教育环境的功利性。
在影片中，孩子们看到电视上报道有小孩因成绩不好而自杀的新闻，其中的主角甚至也进行了模仿，所幸最后被及时救了下来。这里的EM，指的是英语（English）和数学（Mathematics）的首字母。当时，新加坡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英语和数学成绩进行分流，将学生分为EM1、EM2、EM3三个等级。这种分流制度让孩子们从小就深刻体会到了“人分三六九等”的残酷现实，家长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甚至是不想让孩子的人生在小学阶段就被“宣判死刑”，不得不提前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
《小孩不笨》播出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关注，在舆论压力下，新加坡政府对分流制度进行了部分改革。然而，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选拔性质，依旧按照一定比例对学生进行分流。
如今，新加坡在小学四年级设有一场选拔尖子生的GEP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仅占1%，这些学生能够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六年级的小升初考试PLS中，新加坡实行强制的五五分流政策，学生被分成快捷和普通两个源流。
在普通源流中，又会进一步筛选出10%的学生进入技术教育领域。成年人面对公司10%的末位淘汰制时，往往都会感到压力巨大，难以接受，更何况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尚未步入青春期时，就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呢？
因此，在新加坡的商场里，最火爆的店铺永远是补习班。公立学校下午2点不到就放学，孩子们前脚刚离开学校，后脚就被家长接到补习班继续学习。据统计，超过90%的家庭都给孩子报过辅导班，54%的家庭每月在补习上的花费超过500新元。
与中国类似，新加坡实行近乎免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公立学校。然而，残酷的选拔机制催生了繁荣的教培产业，也极大地推高了整体教育成本。我们都知道，的确存在一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从小到大无需家长过多操心，就能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也从未让父母为补习班的费用发愁。但这样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堪称是上天赐予父母的“报恩天使”。
从本质上讲，新加坡的教育竞赛难以停止。整个新加坡社会秉持着“唯才是举”和“唯财是举”的理念，教育阶段的竞争，实际上是为了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新加坡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长高达2238个小时，位居亚洲第一，中国以2174小时紧随其后。若对全球进行“疲惫指数”排名，新加坡更是雄踞榜首。
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中，在过去十年间，新加坡有8年位列第一，其生活成本之高，甚至超过了英美等国的大城市以及中国的北京、上海。
在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和高昂的物价压力之下，新加坡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娃的原因，与国内许多人有着相似之处。巨大的工作压力让年轻人根本不敢分出精力去经营家庭。刚踏入职场时，年轻人个个壮志凌云，都想着先在职场上奋力拼搏，出人头地之后，再考虑个人的婚姻和家庭问题。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渐渐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难以实现阶层的跨越，帮助老板换上豪车，而个人问题也在一拖再拖中成为了老大难。物价压力同样与激烈的竞争息息相关，租房补贴即便再诱人，单身人士也无法享受。要结婚，就需要筹备婚礼、积攒购房款，这一系列事情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同龄人展开竞赛，甚至是与自己较劲。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被迫花费更多的钱，甚至超出了自己的预算。
或许在介绍新加坡的租屋政策和生育补贴时，你会觉得发达国家果然名不虚传，是令人向往的“地上天国”。但随着对新加坡社会了解的深入，你会发现，新加坡和我们一样，身处“东亚怪物房”，面临着诸多相似的问题。
近年来，新加坡受到移民中介的大力吹捧，海底捞老板移民新加坡的事件更是为其带来了一波宣传热度。每个移民中介在介绍新加坡时，都会极力吹嘘组屋等福利政策，但却很少有人会提及新加坡的巨大压力和激烈竞争。或许只有真正移民到新加坡后，才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内卷”。
在产业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同样普遍不高。因为在现代社会，将一个婴儿养育成人，并使其成为一个有素养、有能力，被社会认可，拥有体面工作的人，前前后后需要投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几万块钱的生育补贴，即便是赠送一套房子，也未必能够弥补养育孩子所需的全部成本。更为残酷的是，随着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生育成本不断攀升的趋势并没有丝毫逆转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