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庾虽然出身寒门，是孟家祖上三代以来首位登科入仕者。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小朝廷南移扬州，此后宋廷迭遭巨变。先是建炎三年(1128)二月，金人突袭扬州，高宗狼狈渡江南逃，同年三月又发生了苗、刘之变。

在此期间，孟庾一直担任应天府尹，虽无随驾逃难之苦，但高宗移跸前下诏，“可分留精兵，科拨钱物，于应天、拱、泗州等处防守”其间孟庾苦心经营南京防御，也殊为不易。

建炎三年(1129)四月，苗、刘之变平定前夕，孟庾被授予显谟阁待制之职，旋即被召赴行在，应天府尹则由京畿路提刑凌唐佐接任。同年九月，金军攻陷了南京，府尹凌唐佐投降，离任未久的孟庾侥幸躲过一劫。

该年十一月，金军趁秋高马肥之际再度南侵，南宋江、淮防线一触即溃，金军势如破竹，兵锋直抵临安府。高宗接受宰相吕颐浩航海避敌的建议，于同年十二月退至明州入海。

孟庾此时在朝中任职，却不在随驾之列，应当是同其他官员一道，奉命“从便而去”自行避难了。

建炎四年(1130)正月，在躲过金军的水陆追击后，高宗船队脱离险境，暂泊温州，散处各地的朝廷官员逐渐向高宗驻跸之地聚拢，“侍从、台谏官稍集，班列差盛”。随着金军于次月北撤，南宋朝廷运转逐渐恢复正常。

此后南宋朝堂之上“朝班多阙”高宗遂采纳宰相范宗尹的建议，于五月十七日下诏，“复置权尚书六曹侍郎”“以待资浅新进之人”。孟庾旋即被任命为权吏部侍郎。

孟庾并未有机会在吏部侍郎任上有所建树，因为同年八月孟庾即被调任试户部侍郎。孟庾虽然只是户部侍郎，但此时的户部既无尚书，又无其他侍郎，故而孟庾是户部实际上的最高长官。然而这一差遣并不令人艳羡，盖因南宋朝廷的财政，此时已是困顿至极。

高宗即位之时，此前储积多年的中央财赋，早被金人在东京劫掠一空，加以战争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破坏，白手起家的高宗，在创业伊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

幸而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在建炎之初尚未遭受兵燹，高宗又先后以善于理财的张怒、吕颐浩、叶梦得等人主持户部。吕颐浩等人以另辟税源、改革旧有管理机构等方式，推广经制钱、紧缩地方财政、整改经济机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军突袭高宗驻跸之地扬州，高宗君臣措手不及，狼狈溃逃之余，物资储备多落入金人手中，“臣民子女及金帛所储，为金人杀掠殆尽”“朝廷仪物悉委弃之”。

此后朝廷又迭遭大变，先是苗、刘之变，紧接着又是金人再度渡江南侵，以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随之狼烟四起，盗匪横行，社会经济与赋税征调均受到严重影响。

在孟庾之前，从建炎三年(1129)四月起，先后有叶份、李税、汤东野、李迨、陈邦光、高卫、季陵等人担任户部长贰，除叶份任职时间较长外，其余人均不久即改他任。频繁的人事变动侧面印证着户部差遣的难办。

建炎：南宋宋高宗第一个年号

孟庾上任未久就见识到了这点。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福国长公主婚嫁，高宗对这个自金国逃归的“妹妹”十分怜惜，下诏“赐公主银、帛各三千匹、两，钱五千缗”而孟庾掌下的户部，却拿不出这点钱帛，无奈之下，高宗只好减去五分之四的赏赐。如何尽快重建财政秩序，稳定收支平衡，成为孟庾的当务之急。

孟庾接手户部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军费问题。南宋政权建立以后，为稳固统治，对境内大量由溃兵、盗匪演变而来的割据势力采取了招抚政策。为此朝廷名义上的军队数量日益增长，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为解决这一问题，朝廷不得不“稍复藩镇之制”“以淮南、京东西、湖南北诸路并分为镇，除茶盐之利仍归朝廷置官提举外，他监司并罢”。这一举措的实质，乃是朝廷将无法实际掌控地区的财政权，让渡给已有割据势力。

这一基于财政困境下的权宜之计，此后被进一步推广。建炎四年(1130)十月，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任，朝廷“赐本路上供经制等钱三十万缗，米十五万斛，银、帛五千匹、两，甲五百副，度牒五百道，为军中之费”其中朝廷只派发了五百道度牒，其余物资均徒有其名，需要朱胜非上任后自行从本路诸司、诸州筹措。

这一政策肇因于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困境，其中虽有省并财赋流转环节的合理性，但过分让渡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支配权，长远来看无疑弊大于利。孟庾适时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孟庾奏请以直徽猷阁方孟卿添差两浙转运副使，“专一应副行在大军钱粮”。由朝廷在编制外添差一名漕臣，专门负责地方屯驻大军的军需钱粮，既简化了财赋流转环节，又可避免中央失去对地方财权的直接掌控，其功能与北宋初年设立的转运使相近，“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

随后这一政策被进一步推广至屯驻外地的神武五军中，如刘光世军驻扎池阳，每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粮米草料及激赏回易之费无算，其中朝廷应副钱十万四千贯，其余由地方漕司供给。

韩世忠军每月由朝廷应副钱二十一万余贯，其余也由漕司应副。如此一来，既简化了军需财赋的运转流程，减少了不必要的损耗，又在军队与地方财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可以避免军队将领直接掌握财权。

不过随着战事的发展与财政的持续吃紧，这一政策并未得到长期贯彻执行。绍兴初年以后，南宋诸军日益财赋自擅，由此催生出的家军体制，成为高宗心中更甚于金人的威胁。

宋代国家的财赋分配，主要是在中央计司和地方州军之间进行，北宋真宗以后，中央开始侵夺地方财赋以满足自身所需。其结果是中央财政所占税课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大，地方财政则日益困难。

但到了南宋高宗初年，由于中央政府不再具备往日的绝对权威，地方州县开始侵吞中央财用，造成财政权力下移，影响到整个国家财政权力的合理分配。在“利源不讲，权柄下移”的局面下，重建中央集权的财政秩序势在必行。

适逢南宋朝廷于绍兴元年(1131)二月下诏，将于秋季行明堂大礼。孟庾遂借筹备明堂经费之机，整顿财政秩序，重建中央财政权威。

明堂大礼作为祭天大礼，是统治者向民众彰显君权神授的重要方式，是统治阶层证明其权力合法性、正统性的重要途径。饱经动荡的南宋朝廷，此时急需这样的礼仪活动来证明合法性，借以凝聚人心。

但明堂大礼所费甚高，建炎二年(1128)高宗曾在扬州行南郊大礼，彼时所费“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丝绵八十万两，皆有奇”虽然明堂较之郊祀“大有减省”但值此“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的财政困顿之际，筹措明堂经费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孟庾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成为重整财政秩序的机遇。

孟庾首先请朝廷下诏，严令受战乱影响较小的江南东西路、福建、荆湖东西路等各路提刑官，亲自前往所部州县催督财物，并限期送纳行在左藏库，“各令提点刑狱司躬亲诣所部州县，划刷应干合起金银钱帛，并疾速计纲起发，限七月以前到行在左藏库送纳”。

为防止地方州县不如实上缴经制钱，孟庾又令东南州县将每个季度收到的经制钱数目，于下季度首月十五日前，制成账册申报各路提刑司，再由提刑司汇总至户部，由户部设置籍簿拘催，地方若违限，则“并依无额帐状违限科罪”。

孟庾还在尚书省、户部和地方监司间，建立层层督责制。要求各地监司，在年初将今年应当上缴还未起发的钱物汇报户部。户部定期梳理后，制成账籍申报尚书省。朝廷支用钱物时，则照账籍支拨勾销。

由尚书省、户部和地方监司层层督责，“如起发违慢去处，令户部按劾闻奏，重行贬黜。户部有失按劾，尚书省觉察取旨”。

为了激发地方积极性，孟庾还设立了绩效考核制。孟庾奏请将筹备大礼赏赐所需金银钱帛之事委派诸路的知州、通判与转运使副“同共计置”并限期在七月底“起发到行在送纳”到期限以后，再由户部逐一比较各州军“已纳到钱物”“最多去处官吏，乞行推恩；违慢数少，乞行黜责”。

孟庾还进一步扩充税目，侵夺地方财政。首先是“请诸路无额钱，附经制起发”将无额钱由五色，扩为七色，“于是通钞旁定帖，及卖糟等钱，凡七色”。

孟庾本人长期浸淫于地方官场，深通地方侵渔上供钱物的手段，此时主政户部，则开始防备地方克扣中央财赋。他奏请，“今欲乞将诸路所支无额经制钱物，每季只作一账供申，并限次季孟月十五日以前具账及起发足”原因是“诸路所收无额钱物，昨为窠名繁多，州郡得以侵隐”。

如添酒钱五项，既是经制钱，又是无额钱，州郡在支拨地方经费时，将经制钱与无额钱做成两份账册，如此地方就可支拨两次，孟庾则要求地方合并账册，彻底断绝了这种操作的可能。

在孟庾殚精竭虑的整顿和筹措之下，户部很快就“桩办金银钱帛三百五万四千七百余贯匹两，皆委官根括于诸路”足以应付明堂大礼所需。

在经费充足的前提下，南宋朝廷于绍兴元年(1131)九月十八日，举行高宗登基后的首次明堂大礼，“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并配”。依照惯例，明堂大礼应当对百官和军队予以赏赐，这也是仪式中耗资最巨的部分。

为减少开支，对百官的赏赐予以了省并，只对内外诸军进行了犒赐，饶是如此，犒赏所费仍达到了一百六十万缗之巨。

得益于户部前期的大力筹措，这笔巨额开销并未影响朝廷此后的财政正常运转。同时孟庾借此契机，整顿财政秩序，重建了中央的财政权威。

在户部侍郎任上展现出过人才干的孟庾，仕途开始一路蹿升。明堂大礼后的第三天，孟庾即被提拔为试户部尚书。五天后，朝廷又下诏，“命户部尚书孟庾，领江东西、湖东等路宣谕制置使，理财治盗”。

此时的江东西、湖东等路，“上供钱粮久失措置……逐路盗贼尚众，至今招收未尽”，以孟庾担此重任，足见高宗对他能力的认可。孟庾履新尚不足半月，绍兴元年（1131）十月七日，朝廷又下诏，以孟庾除参知政事。

孟庾一月三迁，至此跻身中枢，达到个人仕途的巅峰。十一月五日，朝廷再度下诏，以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副使，前往福建平定范汝为之乱。

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三日，新任宰相吕颐浩提出“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施政纲领，在内寇之中，又以“闽中之寇最急，广东之寇次之”。吕颐浩心中最为急迫的闽中之寇，即是以范汝为为首的变乱集团。

范汝为原本只是一名私盐贩子，建炎四年(1130)八月，“因刃伤人致死，遂作乱”初起事时的范汝为团伙“初不过四十人”。然而短短一年以后，范汝为已经“据建安，众十余万，至造黄红伞等”发展为南宋政权的心腹大患。一伙初无谋划的流寇，何以能在短时间横扫福建，势成燎原?

首先是福建路长年受战乱影响，军贼和溃卒集团层出不穷，给地方民生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有学者统计，在范汝为变乱前，建炎元年(1127)至建炎四年(1130)间，福建地区先后出现过九个变乱集团。

其次是南宋政权的横征暴敛，逼迫不堪重负的穷苦百姓揭竿而起。南宋政权建立后，境内战事连年不断，巨额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多数只能仰赖受战乱波及较小的东南地区，“时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

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喻前日”。加之地方官吏一以贯之的贪墨刻剥，本就民贫地狭的福建路，承担了远甚以往的税收负担，民不聊生的百姓只能揭竿而起。

南宋朝廷也深知对东南地区的过度压榨无异于挖肉补疮，朝中早有官员指出“福建盗起，本于科敛诛剥，民不堪命”高宗也以为“轻徭薄赋，自无盗贼”但面对左支右绌的财政窘境，朝廷根本无法做到轻徭薄赋，饮鸩止渴的结果，就是席卷福建的范汝为之乱。

最后就是南宋朝廷前期所用非人，以致劳师伤财。范汝为起事后，地方官军与之交战多次失利，范汝为又不接受朝廷的招安，于是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十一日，朝廷派遣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部讨伐范汝为。

到绍兴元年(1131)十月，范汝为徒众已发展到十余万，并攻占了福建重镇建州，直接威胁到两浙路的行在。局面恶化至此，“福建安抚使程迈等请改命将帅，章四十三上”高宗也终于痛下决心改易将帅，以韩世忠、孟庾取代“怯懦玩寇”的辛企宗，率军征讨范汝为。

孟庾与韩世忠转战千里，先后剿抚了范汝为、曹成、李宏、刘忠等变乱集团，“群凶随以荡灭，数路为之肃清，坐使黎元复见休息”，一举稳定了南宋朝廷的半壁江山。

平定刘忠以后，孟庾与韩世忠奉诏还师建康。绍兴二年(1132)八月五日，大军尚在途中，朝廷下诏，任命孟庾为“参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抚使兼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很快朝廷再次下诏，命孟庾就便征辟都督府官属，筹备防秋事宜，韩世忠以下并听节制。

韩世忠

进入南宋以后，武将群体崛起，宋高宗为倚重与笼络武将，开始授予他们战区最高级别统帅宣抚使、宣抚副使的名号，导致宣抚使这一职名设置本身所蕴含的控驭地方及“以文统武”的作用与意义降低，为贯彻“以文统武”的治军方针，在职官设置上必须要有新的解决办法。

最为简便的办法，就是新设立一套凌驾于宣抚司之上的军事管理机构。此前宣抚司长官已需由二府执政担任，则新设立的军事机构主官势必要由宰相担任。

绍兴二年(1132)年初，襄、隋、郢等州镇抚使桑仲，“遣镇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左承事郎潭志来告，以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宰相吕颐浩遂因势利导，“始大议出师”。

到绍兴二年(1132)四月，高宗对两位宰相进行了分工，“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当如范蠡、大夫种分职”。同月二十七日，高宗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正式设立都督府。

光从名称来看，都督府北宋已有，但只是作为州府的划分等级标准，位于京府之下、次府之上。都督之职也是由亲王、宰执遥领的虚衔，并无实职。而南宋新设立的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一职，遥取“王导辅晋尝兼都督之称”典故，其职权比之东晋都督也不遑多让，沿江八路诸军，均要受其节制指挥，“董师干于八路，仍魁柄于中朝。

然而此次北伐却是虎头蛇尾，先是出师不久即传来桑仲死讯，而“颐浩始开督府，乃因桑仲出师之故”。

继而行军至常州后，都督府前军赵延寿所部又发生叛变。外加吕颐浩与右相秦桧之间的党争日趋激烈，吕颐浩已无法安心在外领兵。

于是吕颐浩以退为进，“引疾求罢”高宗不许，并命吕颐浩还朝，暂以都督府参谋官傅崧卿权主管都督府职事。虽然吕颐浩还朝，北伐也无疾而终，但都督府的机构被保留下来，并由吕颐浩遥领都督一职。

吕颐浩

吕颐浩还朝后，随即投入与秦桧一党的争斗，无暇兼顾都督府事务。为维持都督府正常运转，并拉拢盟友，吕颐浩推荐前宰相朱胜非为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盖以倾秦桧也”。不过朱胜非的这一任命遭到了给事中胡安国的强烈反对，侍御史江跻也以“胜非不知兵”予以反对，朱胜非本人也对设立都督持有异议，不愿出任。

于是吕颐浩又提议由孟庾为权同都督，而“出董全师，揆已试之，成功实克，堪于重寄”孟庾，显然深孚众望，连秦桧一党的给事中程瑀，也称“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论良以为允”。

孟庾遂在班师途中改任“参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抚使兼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

绍兴二年(1132)九月二十八日，孟庾抵达位于建康的都督府，“增辟参谋官已下文臣十七员”正式开府。时值深秋，都督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措置沿江诸军，以防备金军趁秋高马肥南下，即所谓防秋。

自吕颐浩设立都督之职后，朝中不乏反对声音，其中以朱胜非反对最力。在朝廷任命朱胜非代替吕颐浩为同都督时，朱胜非就在辞免奏章中“极论利害。

至数千言”绍兴二年(1132)九月，朱胜非拜右相后，仍多次上奏“此官当罢”认为“宰相权任已重。

若更典兵，文武二柄尽在其手，岂人臣所堪?后世不幸奸人居此位，建功立业，托名济世，将何以处之?”回朱胜非的忧虑不无道理，由现任宰相兼任都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确实存在极大隐患。

何况都督府本身职权已过于集中，既掌握沿江八路的财权，“逐路财赋许酌度多寡，随事移那，不以有无拘碍裁拨应副”。

又有各路官员任免权，“逐路见任官如实有疾病、怯懦或公私罪犯，不堪任职，或见阙官之处，并许施行，仍选官差填替讫具奏”。

且手握军权，“其逐路见今应统兵大小将帅并许听节制”。以上虽属战时权宜之制，毕竟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赵宋祖宗之法背道而驰。

这些问题孟庾显然也有留意，为打消朝野疑虑，孟庾在上任后，对都督制度进行了优化。都督府创设后，沿江诸路的兵将官属钱粮，均由其开支，故特许设立随军转运使一员应办。

孟庾上任后，奏请“差户部长贰一二员前来专一总领大军钱粮”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于绍兴三年(1133)正月八日下诏，派户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专一总领“应干都督府承朝廷支降并诸官司起发到及本府应干取拨钱物粮斛”并由都督府选派四名谙晓钱谷的属官“充粮料审计司监官”今后都督府管下官兵“帮勘请给”需经由户部、粮审院一并“依条批勘支给”。

以直属朝廷的户部长官，代替从属于都督府的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大军钱粮，意味着将都督府的钱粮管理之权收归朝廷，改变了都督乃至此前宣抚使兼管兵马与钱粮的局面，一举奠立以财收兵权与总领所制的基础。

这也在实质意义上开创了总领制度的先河，“总领名官自此始”。在此之前，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虽也曾在建炎三年(1129)十月任命赵开“专一总领四川财赋”“首创总领官之名”。

张浚

但彼时赵开的差遣为宣抚司随军转运使，是宣抚使司的属官，与日后的总领之官名同实异，不可同日而语。

而姚舜明总领都督府钱粮，则“开始暗含着朝廷严格军饷支出程序，旨在约束统兵将帅挥霍无度之行为的意向”从制度设计层面看，与日后的总领所一脉相承，视其为总领所制度之滥觞，可称实至名归。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