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01：

（写在前面的话：父亲生前常常对我说起他在抗日战争中受到的屈辱。一桩桩一件件…父亲一生不识字。我知道，父亲多么期待高中毕业的我将他的苦难经历写成故事，留给后人…）

照片是我90年回老家在我的土屋前为父母拍摄

我敬重我的爸爸，是因为，他从小被抱养长大，所受之苦不是常人所能经历。

我敬重我的爸爸，是因为他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抗战时期，他十七岁参加区小队，十八岁受党委派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

由于区委书记武修田叛变，爸爸二十岁被日本鬼子逮捕，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宁死不屈。后被日本人送往东北煤矿做劳工…一年后和战友们在一天深夜杀死看守他们的日本兵辗转数月回到了故土。

爸爸老家在固安县马庄乡东新庄村，姓姚。弟兄三个，长子姚玉书，二子姚庆山，父亲行三。

爸爸两岁的时候，时逢灾年，就在那一年里，两岁的爸爸相继失去了亲生父母，亲戚们便帮忙将两岁的父亲送给了雄县八洋庄的王姓家里。也就是我现在的王姓家。

年仅十几岁的大伯父姚玉书背井离乡，被迫逃荒到了河南省鹤壁市，以后落户工作在煤矿矿务局六矿（六矿新工人村）结婚定居并育有一子。小名叫章祥。

大爸爸三岁的二伯父姚庆山被本村好心人收养，育有一子。姚贺苓，小名叫小榘。我叫他二哥。

一九五四年生。以后倒招到北京通县，二伯父也随之迁往通县。

父亲弟兄三个相见是在一九六七年。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从门口进来了一位老人，他就是我的二伯父姚庆山，受河南工作的大哥姚玉书的委托前来寻亲问亲。

从固安渠沟东新庄步行辗转，一个村一个村子的挨家挨户的查找，直到找到貌似弟弟的父亲。到最后找到父亲的那天，二伯父已经是辗转了几十个村庄，询问了上千个人。历时一年的时间。

一路走来，怀揣着寻找亲人同胞兄弟的希望，饿了，要口饭吃。渴了，趴在臭水沟里喝水止渴。鞋子磨的漏出了脚趾头。

伯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大哥姚玉书寻找自己亲生弟弟的下落。当时，伯父只知道父亲被送给了南边三十里一个叫什么庄的村子，后院的白奶奶是父亲送来的见证人。

看到父亲的二哥，我们全家人和白奶奶都楞住了，呵！象，兄弟两个是那么出奇的相象！脸型，身材.....甚至说话。白奶奶仔细盘问了伯父是哪个村子的，姓什么？父亲几岁来得 。伯父回答的都对！

当即白奶奶就表态说，是，你们就是亲兄弟。没错！是那个村子的。

当时兄弟两个抱头痛哭，三天后，大伯父携家小风尘仆仆从河南赶回来认亲。弟兄三个长的是那么的相象。

从此亲人团聚，往来！顺便要说的是，在找到大伯父以后的那些年里，大伯父尽可能的给予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很多无偿的帮助（待续）照片是我在九十年代拍摄于我的老屋

我的父亲02：

父亲两岁时痛失亲生父母，那年，大伯父和二伯父也都才是五六岁，好心的固安县东辛庄老乡亲们看到尚还在嗷嗷待哺的父亲，不忍心看着父亲就这样被饿死。于是就联系了村子南边三十里远八洋庄老王家。

老王家就一个女儿（也就是我后来的姑姑）老王家中上等家庭，小富！家里只有奶奶、姑姑二人。爷爷早逝。一拉溜六大间正房，各有东西厢房数间，一亩多大的院落。还有很宽敞的外跨院，还有磨坊，碾房。养着骡马，还有小帮工。不懂世事刚刚两岁的父亲来到八洋庄老王家，饭是吃饱了，可却饱受非打即骂的痛苦。由于父亲性格刚烈，几岁的孩子常常被奶奶打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天不亮就被奶奶吆喝着起来打扫院子，起粪，喂牲口，稍有不从便会招来一顿毒打，一次刚下了一场大雪，就因为父亲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什么东西，奶奶便将父亲用棍子赶到院子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父亲赤条条一丝不挂站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足足站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冻的昏死过去…就是这样，父亲从不屈服，倔强的父亲就是不说一句告饶的话。

那年，父亲十岁。也就是从那天起，父亲萌生了离家逃出去的意念。而且根深蒂固。

父亲一生多有磨难，不识一字。以至于后来父亲发誓生活无论多么困难都要让我们六个子妹读上书上学认字。

但是后来奶奶对我们隔辈分外疼爱，尤其对我，对哥哥。至今我仍然忘不了曾经疼爱过我的奶奶。即使不是亲的.....

父亲为了摆脱奶奶对他的虐待，十七岁离家出走参加了区小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之后受党委派打入敌人内部，回到村子里担任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一九四几年，由于时任区委书记武修田叛变投敌。抓走了板家窝米北一带包括父亲在内的一百多名地下党员。

敌人对父亲用尽酷刑和毒打，父亲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后被日本人送往东北煤矿服刑。

日本人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每天从煤窑上来就扒光他们的衣服，这些人睡在一拉溜铺着麦秸的大通铺上，数九寒冬，一床破棉絮怎么能抵御东北的严寒，实在冷了，他们就抱团取暖，或者胸口抱些麦草…

一块被捕去的八路军战士们眼看着一块出来的战友们一在日本人的皮鞭之下一个个死去，留下是死，跑或者还有生还的希望。于是父亲便和战友们暗地里商量，决定找机会逃出去。可怎么逃呢！

我的父亲03：

晚上几十个人光身子睡在东边一大间屋子里，大家的衣服都放在他们对过的西边屋子而且日本人设有岗哨。而且外屋门口还有日本鬼子的第二道岗哨。

时间过了很久，他们慢慢掌握了日本人的换岗以及上岗的生活习惯，一天从井下上来，天空下起了大雪。看守他们的日本兵被冻的都躲进了屋里，半夜，日本兵蜷缩着身体抱着枪睡的很香。

见时机成熟，父亲他们几十个人便开始密谋分工，谁负责打死西屋看守衣服的日本鬼子，谁负责打死外屋门口的日本鬼子。同时动手。

大家知道，就是不跑打不死恐怕早晚也会被日本人运到日本国土。谁愿意做异乡之鬼？

凌晨两点，父亲他们突然向看守衣服和大门的日本鬼子同时行动。没几分钟便解决了两个日本鬼子。

于是他们迅速穿上衣服，带上缴获的三八大盖跑了出去。大家饥不择路地跑啊跑啊！

跑出去大概不到一里路光景便被日本人发现了，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于是大家赶紧分散逃跑，向南、向南…

从东北到河北雄县，父亲他们整整走了三个月，每天白天就藏在老乡的棒子秸秆垛里，晚上小心翼翼摸着黑走，饿了小心翼翼敲开穷人家的门要点吃的，渴了就地抓把雪吃。

到达河北永清县时，和父亲一块逃出来的战友仅仅剩下五六个人。

眼看快到家了，在永清县境内遇到了日本人的盘查，由于父亲他们没有良民证被发现了破绽。父亲他们撒腿就跑。逃跑过程中，一个父亲已经记不得姓名的战友腿部中弹。父亲抱着他不肯走，不忍心把他丢下，这名不知姓名的战友抱着被子弹打穿的双腿对父亲说，你们快走，我跑不了啦！

于是父亲他们只能强忍悲痛丢下他赶紧逃走。只一会会功夫，后边传来一连串密集的枪声，父亲他们知道，这名战友被日本人打死了。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简单向奶奶述说了去东北煤窑的经过，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鞋袜，村子里不远处就是日本人的炮楼，父亲顾不上奶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泣，怀里揣上几个玉米面饼子便悄悄出了门。

他要去找区小队，要去找县委区委。要向组织汇报叛徒的情况。要求组织赶紧除掉这个败类。

好在附近的堡垒户父亲都熟悉，很快就找到了组织。见到了县委区委和区小队的同志，大家抱头痛哭。

队长对父亲说：叛徒武修田已经被咱们区小队打死了，你先在堡垒户家里躲躲，等组织上对你们几个逃回来的同志审查完以后会安排你们继续工作。

审查结束后。几个逃回来的同志都很快被组织上安排了工作，父亲被委派回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地下工作）

我的父亲母亲04

照片是我90年开日本巴宁轿车回老家在我的土屋前为父母拍摄

“写在前面的话：我之所以想把我所知道听到的父辈丝丝缕缕记忆写下来。是因为看到现在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孩子们并不珍惜眼前的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不知道、不懂得感恩，感恩社会，感恩父辈们付出的生命代价。”心痛啊！

时间已经快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国土被美国投放原子弹，同时苏联出兵东北，之后小日本被迫投降。

后来就是连续三年的解放战争。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和共产党争地盘，家乡雄县、新城、霸县、固安一带随之被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汉奸王凤岗的地方部队所占领。地主武装再次卷土重来。

父亲他们的工作再次被迫转入地下。

刚刚建立起来的村委会、民兵连、妇救会等等党的组织随之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有些思想本就不坚定的村民百姓又开始向地主等反动阶级武装靠拢。对八路军和村委会进行疯狂报复。给国民党和汉奸王凤岗提供情报。

一天，国民党的队伍得到密报：八北村地下党员“刘学忠”的父亲正在村子里进行秘密活动，于是，在一天深夜国民党地方部队包围了村子，逮捕了他。就在他们家旁边的水井旁（我小时候经常去这口水井挑水，每次两桶水只能打上来半桶水，满了挑不动啊！十来岁的孩子，担在肩上，水桶一路都是磕磕碰碰…）

听老人们说：刘学忠的父亲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硬汉子，敌人将他吊在水井旁的大柳树上，叫来全村人观看，打的他皮开肉绽，一鞭子下去，眼看着血淋淋肉皮子都跟着往下掉。

但他至死都没有供出村子里任何一个地下党员。每一鞭子下去他就大声痛骂国民党兵数次。直到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解放后，他的儿子刘学忠后来担任过村支部书记。）

他继承了父亲的刚强，但由于没有文化又经常喝大酒没干多长时间就离开了人世。记得那时候他的家里十分贫穷，去他们家玩，几间坐北朝南的土坯房，屋子里一铺大炕上铺着烂了边角的破炕席。房子的南面西面是一个大坑和水井。

父亲在解放前后曾经担任过八洋庄（八东，八西，八南，八北）四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后因和支部副书记王某某产生矛盾，自行退党。父亲一生倔强，不服输，不认错，叫死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否则，王姓在村子里独门独户不会轻易站的住脚。我怀念父亲，虽说父亲脾气很坏！从小常常对我们施与拳脚和打骂。但他正直，心地善良。我敬佩我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生前很少下地种田。自从不担任了支部书记，村里就照顾他尽量干些比较轻松的活计。

我的父亲母亲05：

爸爸妈妈他们结婚大概是在1947年，是解放战争打的最艰难的一年。

其实爸爸在和妈妈结婚前已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纯粹是奶奶的包办婚姻。

日本鬼子投降后，由于爸爸长期做地下工作，没黑没夜，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尤其奶奶怕爸爸有一天被国民党抓走，奶奶为了拴住爸爸的心给他成了家。

这段婚姻没有维持了多久。爸爸压根没把这段婚姻放在心上，婚礼后爸爸反而连家都不回了！没多久就离了婚。

妈妈（姥姥家）的一家人因为受舅舅的影响（舅舅周健从小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担任新城县县长）母亲程永花在村子里的妇救会参加抗日工作。都是地下工作者，相互熟悉认识，渐渐有了感情便结了婚。

47年至49年期间，我们家里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堡垒户。家里设置了夹壁墙，东厢房锅台下挖了有一里路的地道。外面的地道口直接通到大路上的一座小庙。

那几年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过路的八路军首长在我们家落脚。妈妈说：能记住的就有解放后担任永清县委书记（胳膊）名字记不清了！因为他在战场上受伤失去了一只胳膊。所以战友们都习惯性叫他胳膊。

其二有解放后担任保定地区组织部长的董民。

其三有解放后担任新城县长的周健。

八洋庄地下党员父亲经常提到的有：天津工作的方向明、本村梁宝田、方向武、乔树成（受党委派担任过村子的伪保长）周庄的杨纪晢等

他们长期住在家中地道和夹壁墙里。开会或者组织各种活动。妈妈除了给他们送吃送喝之外还要站岗放哨。

一只小板凳，一个锥子一把线纳鞋底…坐在大街旁的角落里观察国民党汉奸们的行踪。一旦发现有汉奸过来就赶紧向院子里发出信号。

妈妈曾经对我说：那几年跟着你爸爸整天担惊受怕。帮助了不知多少从这里路过的八路军首长，解放了！这些人都做了大官，可就不见有一个人回来看看。

1948年，国共两党战争到了白热化，国民党为了打败共产党，气急败坏，试图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彻底摧毁。于是在雄县，新城，固安，霸州一带拉网式屠杀共产党员，甚至包括共产党员的家属。

惨绝人寰的屠杀致使党的组织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那年国民党清剿爸爸妈妈他们无奈拉着年迈的奶奶，抱着表姐（舅舅的女儿）背井离乡逃亡大清河南…

一路之上很多都是和共产党沾边逃亡的乡亲们。逃亡了几个月战况好些后才得以回家。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日益强大。国民党节节败退，但大批的汉奸仍然负隅顽抗。蜷缩在炮楼里欺压百姓。

我的父亲母亲06：

妈妈说：一天晚上刚睡下，突然听见房顶上有动静，开门出来一看，房顶上院子里黑压压地全是八路军战士。

带队首长小声向爸爸交代着任务。原来这天来的队伍是专门准备端掉八洋庄和板家窝这一带炮楼的。这天晚上，枪声不绝于耳，直到打到天亮。一夜之间。一个团的八路军端掉了周边数十个炮楼。

从此，雄县八洋庄彻底解放了！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贫苦老百姓的地。从此，父亲的党支部也开始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当时小庄战役（八路军和汉奸王凤岗最为惨烈的一场激战，双方都死了很多人。）之后，一位八路军的副连长王某某因为一只胳膊被敌人子弹击穿后留在村里养伤，伤好之后就留在村子里。

他祖籍是山东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留下后自然也就成了支部骨干并担任了支部副书记。

他是单身家又不在这里，自觉得对革命有功。时间长了，渐渐他开始寻花问柳，整天专门往大闺女小媳妇堆里钻，并与村子里的一个寡妇打得火热（后来结了婚、但终身无生育。）

父亲为此说过他多少次。但因为他有功臣县委又认识人，县领导有和他一块留下来的战友。父亲哪里和他理论的过。

于是在一次支部会议上两人发生强烈争吵之后，父亲一气之下说：我不干了。谁爱干谁干。

父亲不会写字，也不认识字。辞职不干支部书记并没有说自己退党。

结果一个支部会议的记录被王某某写成了父亲自愿退党汇报到县里。

自此，父亲参加的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所付出近乎生命的代价从此也彻底划上了句号。

父亲得知自己被退党以后，非常后悔，在党十几年冒着枪林弹雨参加区小队。受党委派担任日本人的维持会长，被叛徒出卖后被送去东北煤窑做苦力九死一生。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以至于后来父亲对我说起这段经历老人家非常无奈的样子。或许从那一刻起，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了“长大后我一定要入党”圆父亲代代是党员这个梦。

但木已成舟，胳膊拗不过大腿。只有自己认了。自从辞去村里支部书记，父亲就专门侍弄这个家。大哥49年出生，姐姐53年出生。以后又有了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之前，父亲几乎没干过什么农活。事实上爸爸也确实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农活。于是村里就让他干些不下地的轻活儿！随着八洋庄这个大村子陆续被县里分成了四个村子即现在的八东、八西、八南、八北。分村后八北第一任书记是刘学忠，之后谢金泉…乔牧农…张乱！

我的父亲07：

大队除了照顾父亲在生产队喂养牲口以外，从不让他去地里参加体力劳动。由于我们子妹多家里挣工分的人少，在我的记忆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爸爸喂牲口那些年，常常悄悄地在夜晚或凌晨带一些牲口料回家（爸爸穿的是妈妈给他缝制的对襟衣服，里面两边都缝有特大的布口袋），每每，爸爸经常在凌晨将装满两边口袋粮食的高粱，黄黑豆带回家。（确实是无奈之举）

爸爸还被生产队安排看过瓜地。每逢西瓜甜瓜菜瓜下来，我就背着框子去瓜地里摘一些瓜背回家充饥，怕被人看到说闲话，每次都在瓜的上面放些杂草掩人耳目。

爸爸还当过村办工厂厂长（白钢刀锉厂）厂子在父亲的严格管理下搞得红红火火。锉厂师傅姓刘，我们都叫他刘师傅，祖籍山东人，落户在霸州堂二里或者是王庆坨，刘师傅有一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儿，那年十四岁，两条黑亮亮的大长辫子，和我年龄相仿。年龄还小的我常常生出羡慕之心和爱慕之情。

我们一块玩耍，还一块步行去过十五里地之外的固安马庄集市。她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每次从堂二里来了之后都住在我家里。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锉厂倒闭之后刘师傅也就回了霸州那边，从此再无联系。

67、68年，队里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一千元，我们家第二套房子就是那年盖起来的，（那时候一千元钱完全可以盖五间房的一个院落）分家时给了小弟。

除此，村子里的干部知道爸爸养育着六个儿女很艰难，所以只要村子里上边来人，大队 小队领导有什么活动，都安排在我们家里吃饭喝酒，每次都剩下很多吃的喝的.....

等客人一走，我们兄妹便狼吞虎咽的一顿饱餐。那时，我常常盼着有村里干部的到来。

我在徐码读高中的那三年 ，每月二十七斤的转粮单几乎都是爸爸用牲口料换取的。那时，国家给我补助七斤。总共是每月34斤粮食。到78年以后，哥哥，姐姐和我的弟弟们逐渐成家立业，爸爸便不再干什么事情。

每天就是在外边转转，到田里看看，得以清闲！爸爸的晚年，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苦，哥哥姐姐三弟拓学早懂事早，有他们过早的帮爸爸支撑了这个家，是我们全家人的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