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爆发的加里波利战役是丘吉尔人生的滑铁卢。在四十不惑之年，他把11万英军士兵的鲜血洒在了土耳其的海岸。作为这场军事行动的提出者和最初的贯彻者，他为战役的失利承担了所有责任，1915年5月，丘吉尔收拾了一下个人物品，搬离了海军大楼。
马尔马拉海是土耳其的内海，也是欧亚大陆的分界线。它的北面是巴尔干半岛，南面是小亚细亚；东面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连，西面经达达尼尔海峡连接着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长61公里，最宽处不到5公里，最窄处只有1.2公里。这里是黑海唯一的出海口，由于黑海的水位略高，海水会从黑海到爱琴海形成洋流。
对于协约国来说，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进入俄国腹地，俄国可以得到急需的武器，英法可以获得粮食和原料。英法控制这里之后，还可以沿多瑙河朔水而上攻入奥匈帝国腹地，威胁同盟国后方。同时，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后来的土耳其）一分为二，促使他们退出战争甚至加入协约国阵营。当英法联军在西线于德军处于僵持阶段时，在南线打破战场平衡。
早在1914年9月，英国战争委员会就提出了袭击达达尼尔海峡的设想，但当时只是将其作为日后考虑的方案，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实施该计划。1915年1月2日，俄国大公尼古拉斯提出“在土耳其西部海岸发动一次佯攻”的建议后，战争委员会重新评估了此项计划。陆军大臣基钦纳认为陆军正全力承担欧洲大陆的重大任务，无法抽调兵力参与此次行动。不过他也表示这的确是个好的建议。同时他怂恿丘吉尔，海军应该认真考虑这项计划。
在最初的犹豫中，丘吉尔想到了现实的问题——不到1英里宽的海面、水下密密麻麻的雷区、土耳其在两岸构筑的堡垒和可以移动的火炮，以及黑海流向地中海的强大洋流给排雷带来的巨大危险。但是如果行动一旦成功带来的巨大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让丘吉尔不愿意轻易放弃。
丘吉尔先征求了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的意见，起初费舍尔也倾向于采取行动，但他很快就理智地回到自己十年前的观点：袭击达达尼尔海峡是极其危险的。
丘吉尔又征求了前战争大臣、现任大法官理查德·霍尔丹的意见，后者强调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强大的洋流可能让扫雷艇倒退，这会是严重的危险。
1915年1月3日，丘吉尔致电海军上将、地中海舰队司令萨克维尔·卡登，征求他的意见。后者认为闯过海峡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支庞大的舰队加上有条不紊的军事会战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他的计划是清除沿岸堡垒，清理雷区，摧毁狭窄地带的内陆堡垒，然后再穿过马尔马拉海，摧毁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土军军火库，最终攻入博斯普鲁斯峡口的君士坦丁堡。
卡登的表态让丘吉尔感到振奋，他立即要求卡登制定一份更详细的计划，并要求海军部负责计划的人员进行调研，而他的想法更大胆，让已经处于备用状态但装备了重型装甲的旧无畏战舰强行冲破海峡，以牺牲这些旧军舰为代价，迅速达成作战目的。
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这段时间正在为“齐柏林飞艇”空袭英国本土而发愁。为了报复德国人，他不久前向丘吉尔提出“为每一个在齐柏林飞艇袭击丧生的英国人处决一名德国人质”，这个要求被丘吉尔否决。所以当费舍尔于1月4日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时，他的辞职要挟被丘吉尔看做是意气用事。后者没有接受费舍尔的辞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考虑从达达尼尔海峡打破战场僵局的同时，丘吉尔仍把一些精力放在欧洲大陆的堑壕战上，思考如何从正面突破德军。一个念头逐渐在头脑中出现：“既然我们不能绕过战壕，就有必要越过它。”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建议：装配一些配有小型装甲掩体的蒸汽拖拉机。掩体要能够防弹，掩体中部署一些人员和机关枪。如果在晚上使用，它们不会受到任何火炮袭击的影响。履带式系统的使用可以使车辆很容易地越过战壕，而机器自身重量可以摧毁所有的铁网缠结。
这就是坦克的最初构想，为了让自己想出来的怪物变成实实在在的武器，丘吉尔从海军预算中为坦克概念的研究提供了7万英镑资金，尽管它显然是一个陆战武器。丘吉尔对坦克早期发展持续有力的支持，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坦克之父”。
在这期间，其他人也苦思冥想破解正面战场僵局的办法。费舍尔在1915年1月7日向战争委员会递交了一项提议。他提出攻占德国西北海域的博尔库姆岛，进而进入德国本土，分散德国的防御力量。不过该计划同样遭到了海军部很多人的反对。
1月8日，陆军大臣基钦纳在战争委员会宣读了一份报告。他表示：“如果与舰队合作，达达尼尔海峡就是一个最合适的进攻目标。”这就是说陆军改变了态度，赞同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而且他认为这是陆海军的一次联合行动。在这份报告中，他还提到了需要15万人实施此项行动。
劳合·乔治支持基钦纳的报告，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则持谨慎态度，他认为英国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西线正面战场，不应分散使用兵力。
1月11日，卡登为达达尼尔海峡制订了一项包含四点内容的行动计划纲要，包括摧毁沿岸堡垒，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在1000码范围内炮击内陆堡垒，然后在雷区扫出一条通道。他强调这项计划只需要海军就可以完成，完全不用陆军配合。
丘吉尔对这份计划表示赞同，并拿给费舍尔、海军参谋长亨利·奥利弗和战争爆发后又被召入军队的阿瑟·威尔逊上将等人传阅。后来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前景很好的建议，奥利弗和威尔逊也都对报告的细节表示赞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项真正的军事计划。”
实际上杰克逊一直对这项计划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费舍尔则否认曾经征求过他的意见，而海军火炮专家斯科特爵士则直接表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15年1月13日，战争委员会召开了一场关键会议，与会人员包括首相阿斯奎斯、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反对派领袖贝尔福、陆军大臣基钦纳、海军大臣丘吉尔、海军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外交大臣格雷和财务达成劳合·乔治。
弗伦奇代表陆军提出了一个沿着达达尼尔海峡稳扎稳打的计划，劳合·乔治和贝尔福表示反对。然后会议进程随着陆军的汇报开始讨论西线的消耗战。就在一场毫无结果的会议就要结束时，丘吉尔把卡登的计划抛了出来，他提出由海军单独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随后会议气氛变得热烈起来。
战争委员会秘书汉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整个气氛都变了。疲劳被遗忘了……丘吉尔展开了他的计划，清醒、平静，没有夸张的乐观。战争委员会急切地把目光从沉闷的西线苦战，转向了地中海地区那看似更为光明的前景。人人都对海军充满信心，虽然到目前为止，海军的机会少之又少。海军就要走上前线了。”
丘吉尔信誓旦旦地表示，海军将在几周内摧毁土耳其堡垒，两岸的野战炮“只会带来一些不便而已”。一旦突破封锁，舰队就会击沉给英国海军带来耻辱的“戈本号”巡洋舰。
整个汇报中，费舍尔和威尔逊都一言不发。人们都以为海军内部已经达成了一致，所以也没有多想。丘吉尔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后来写道：“两人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我当然认为他们同意了。”不过费舍尔日后的解释是：“他是我的领导，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辞职走人。”
在加里波利战役失利后，丘吉尔于1915年11月对这场会议的与会者仍然愤愤不平，他说：“战争委员会对该计划一旦实施所能带来的政治优势印象深刻，他们向海军部施压，要求海军部找到实施计划的方法。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专家顾问表示异议。”
首相阿斯奎斯批准了这项计划，不过他的一番表态给实施者带来了麻烦。他说：“海军部还应该为2月轰炸并占领加里波利半岛的海军远征做好准备，最终目标是进入君士坦丁堡。”海军其实没有能力攻取君士坦丁堡，可这句话又没有陆军什么事儿。丘吉尔把“准备”一词视为“准备出发”，可阿斯奎斯后来解释说，它表示“准备进一步调查”。总而言之，这项计划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向下推进了，至于为何如此草率，有人将其归结为“众人对这次探险的风险严重估计不足”。
就在英国人沉浸在进攻土耳其的兴奋中时，这次行动的初衷已经不存在了。1月17日，沙俄和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进行的索萨里卡米什战役结束，9万参战土军伤亡7.8万人，已经无法威胁俄国的安全。英国并没有因此改变计划，他们将作战目的定义成“改变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平衡和把土耳其赶出战争”。
费舍尔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回到海军部就向丘吉尔第二次提交了辞呈。他说：“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辞职！对这次行动的每一步我都不赞同。我讨厌达达尼尔海峡行动，除非彻底改变作战方案，部署20万人与舰队一起实施军事行动。”然而费舍尔没有辞职，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这反倒让丘吉尔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
2月16日，战争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英法两国地中海舰队一同向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随后海军陆战师、陆军第29步兵师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自治领的兵团陆续在海峡一侧的加里波利半岛登陆，配合海军行动。
1915年2月19日，卡登指挥62艘英法舰队开始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南部的库姆卡尔和赛迪尔巴希尔沿岸堡垒。2月25日，丘吉尔在战争委员会上表示：“通过适当的陆军和海军合作，依靠现有的部队，我们能够确保在3月底前攻占君士坦丁堡，俘虏或摧毁土耳其在欧洲的所有军队。这将对整个巴尔干半岛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将消除土耳其的军事作用。突破海峡封锁的行动不需要陆军部队配合，只是在舰队获得马尔马拉海的指挥权之后，在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才需要陆军。”
丘吉尔的这番话被记录在案，成为战役后向他追责的重要证据。
3月12日，英国扫雷艇抵达海峡的雷区边缘，但是在土军大炮和榴弹炮的阻击下，扫雷艇只能选择撤退。扫雷艇大多是来自北海的拖网渔船，船身为木质，船员大多是渔民。他们行驶得很慢，因为从黑海流经达达尼尔海峡的海水流速有时达到6海里/小时，船只很难操纵。
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卡登开始遭受一种类似于精神崩溃疾病的袭击。攻击定于3月18日进行，他不得不让自己的的副手、海军中将约翰·罗贝克接手指挥权，而罗贝克本人却对这次行动持怀疑态度。
1915年3月18日，罗贝克的英法舰队试图强行突破海峡封锁，但失败了。两艘英国前无畏战舰主力舰以及一艘法国战舰“布维”号因撞击水雷沉没。傍晚前又有三艘舰艇严重受损。土军的内陆堡垒虽然遭到重创，但他们的176门固定阵地火炮，只有4门被摧毁。盟军战舰被击中139次。一排水雷被成功扫除，但是还有九排完好无损。在没能迅速突破海峡的情况下，前线指挥官罗贝克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3月19日，在战争委员会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对“丘吉尔正在读着的电报感到非常不安”。委员会秘书“恳请丘吉尔让陆军部队配合，但是他不听”。尔后会议转而讨论如何分割土耳其的问题。会议决定：联军的步兵应该占领加里波利半岛，为海军创造另一个突破海峡封锁的机会。联军如果能够控制半岛，就可以清除欧洲一侧的土耳其机动野战炮兵部队，对舰船来说机动野战炮兵所能造成的破坏与堡垒本身一样大。之后联军步兵可以尝试让亚洲那一侧的炮兵部队保持中立，这样扫雷艇将被成驱逐舰取代，清除雷区的通道就会更容易些。
一旦通过了海峡，罗贝克强大的舰队就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如果土耳其政府还没有疏散并搬往内陆，就可以迫使其放弃与轴心国的结盟。
为了准备第二轮进攻，陆军指挥官汉密尔顿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土耳其第5集团军的6个师在德国军事顾问冯·桑德斯的指挥下也抓紧时间组织防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英国根本无力负担1915年的两次主要进攻行动。远征军的每一个人、每一支枪和每一枚炮弹都是法国和比利时战争前线需要的。战争委员会对陆军大臣基钦纳的要求是向加里波利派遣一支15~20万人的部队，但陆军试图以较低成本展开行动，他们只给汉密尔顿派去了7.5万人。
1915年4月25日，陆军第29师、皇家海军陆战师、澳新军团的两个师以及一个法国师被布置妥当，准备对6个土耳其师发起进攻。土耳其人已经得知对方就要发起进攻，而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土，更何况那些军事战略家坚信，发起攻击的部队想要获胜，需要3倍于防御部队的兵力。
在滩头，由英军第29步兵师和澳新军团组成的首批攻击部队伤亡惨重，仅在第一天就损失了5000人。汉密尔顿拒绝了前线请求撤退的建议，下令登陆部队“就地挖掘战壕，直到安全为止”。
随后，汉密尔顿实施了一次迷惑战，他命令法国师牵制住土耳其的2个师，海军以舰炮压制住土耳其另外2个师，陆军主力4个师则在海丽丝岬和加巴特佩登陆，可是皇家海军未能以其足够强大的火力压制住土耳其的海滩防御，进攻再次无果。
英国的政治游戏规则是不允许这样的失败的，即便是曾经和丘吉尔关系密切的《晨邮报》也发文谴责丘吉尔是“国家的危险”。费舍尔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把一些细节泄露给了媒体。
1915年5月7日，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1400多人丧生。这是压倒海军大臣的最后一根稻草，媒体、民众、反对党、内阁甚至国王都群起而攻之。几天后，丘吉尔搬离了海军大楼。一贯支持他的首相阿斯奎斯日子也不好过，媒体上出现很多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言论，他所属的自由党和内阁已经无法掌控局面了。
后面的几个月，英国政坛就是一处狗血剧。海军部的人把责任都推给了丘吉尔；反对党趁机向昔日的“叛徒”发难，誓将其彻底扳倒；内阁里里的人和丘吉尔划清界限，密切关注着伦敦的政治风向标；国王乔治五世又恢复了曾经对他的冷嘲热讽；丘吉尔的护身符阿斯奎斯则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5月15日，费舍尔第8次提出辞呈，然后躲到一家酒店里隐居起来。阿斯奎斯找到了他，命令他回海军部履行职责，后者没有答应。他给首相列出了一串长长的条件，包括将“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调离达达尼尔海峡；丘吉尔调离海军部，他认为海军大臣“比德国人更加危险”。对于费舍尔的“敲诈”，阿斯奎斯再次展示出首相威权，他告诉国王，费舍尔已经“显示出一些精神失常的迹象”，然后批准了费舍尔的辞呈。
反对党领袖博纳·劳拜访唐宁街10号，他是来摊牌的。博纳·劳告诉首相，除非丘吉尔调离海军部，否则保守党和执政党在战争爆发之初达成的休战将结束。劳合·乔治适时的站出来担任了调停人，他提出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组建的前提是解除大法官霍尔丹和海军大臣丘吉尔的职务。
霍尔丹与阿斯奎斯是密友，他的离职是因为自己在德国上过大学和一贯的亲德立场。去职后的霍尔丹据说每天仍穿戴整齐，却无处可去。他曾担任6年陆军大臣（1906-1912），是战前英国军队改革的领导者。
内阁里推动丘吉尔离职最积极的人是劳合·乔治，他建议让后者担任“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闲职”。他说：“对于这个为这场战争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人来说，这就是报应。战争来临的时候，他看到了为自己赢得荣耀的机会，所以他加入一场冒险的战役，丝毫不顾及这会给成千上万人带来苦难，他的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这场战争中最杰出的人物。”
反对党则把所有旧账都翻了出来，《人民预算》、《议会法案》、威尔逊和布里奇曼的解职、阿尔斯特屠杀等等，加里波利战役更是攻击的重点。劳合·乔治的情妇曾经写道：“奇怪的是丘吉尔这么多年来一直从政，却没有赢得英国任何一个政党或内阁任何一位同事的信任。”
首相阿斯奎斯对丘吉尔的态度也转变了，他对妻子说：“他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丘吉尔选择以退为进。他写信给阿斯奎斯：“我强烈支持建立一个国家联合政府，在当前的危机中，任何个人主张或利益都不应成为绊脚石。”然后他希望保住自己热爱的工作。
阿斯奎斯在5月17日决定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劳合·乔治担任军需大臣，反对党贝尔福担任海军大臣，他随即任命阿瑟·威尔逊重新担任第一海务大臣，反对党领袖博纳·劳出任殖民地上午大臣，麦肯纳出任财政大臣，格雷留任外交大臣。博纳·劳曾主张劳合·乔治出任首相，后者以“忠诚”为由拒绝了。
即便多年以后，丘吉尔都无法忘记离开海军大楼的情形：“我不能忘记1915年5月我离开海军部时，只有一位同事过来做了礼节性拜访。”丘吉尔并没有离开内阁和战争委员会，阿斯奎斯任命他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这个职务的使命是管理国王的私人庄园和任命乡村治安法官，年薪2000英镑，虽然比海军大臣的薪俸少了一半，可绝对是“厚禄”了。
在新职务上，丘吉尔仍然利用一切机会游说在达达尼尔海峡打下去。就在国内政局动荡期间，海峡前线的陆海军士兵们正苦苦等待增援，汉密尔顿发给国内的报告没有人看，直到三周后才摆在战争委员会的会议桌上，付诸于行动前又讨论了三周。
1915年10月上半月，英国在法国的卢斯战役中战败，土耳其北部邻国保加利亚决定加入轴心国。丘吉尔借机再次游说内阁，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新的攻势。他给海军大臣贝尔福的信中写道：“相信我们这几个月以来的处境，都很像那个西班牙囚犯。他在地牢里煎熬了20年，直到有一天早上，他突然想到去推一下门，而这门一直都没有锁。”
丘吉尔的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加里波利半岛的地面战斗完全陷入僵局，土耳其的第5集团军已经增加到16个师，而英法联军的兵力不过是14个师。
11月5日，重组的战争委员会成员阿斯奎斯、贝尔福、劳合·乔治、博纳·劳、麦肯纳、格雷和基钦纳举行第一次会议，没有丘吉尔。博纳·劳正式提出从海峡撤退的建议，并以辞职要挟。三天后，首相阿斯奎斯批准了这个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英军最后从加里波利撤退的军官叫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上尉，他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击败丘吉尔，成为新的英国首相。
1915年11月11日，丘吉尔向阿斯奎斯递交了辞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