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财阀，韩国民众可有不少话要说。韩国十大财阀掌控着国家70%的GDP ，三星的影响力更是贯穿韩国人的生死。然而，就全球影响力而言，韩国财阀在日本财阀面前仍稍逊一筹。

日本有六大财阀集团，分别为三菱、三井、住友、劝银、富士财团与三和财团。诸如富士通、索尼、丰田、三菱重工、松下电器、朝日啤酒等，众多我们耳熟能详或不太熟悉的日本企业，大多源自这几个财团。

韩国人常说，人一生逃不过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实际上，日本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日本20%的就业人口受雇于这六大财团，其涉足行业广泛，涵盖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

只是日本社会在财阀问题的处理上，比韩国更为妥善，所以日本人对财阀的厌恶情绪相对没那么强烈 。

日本经济全然由六大财团支撑，它们所掌控的财富约占日本总资产的60%。2021年，日本GDP达5.1万亿美元，六大财团的贡献量约为三个韩国的经济体量。日本人常感慨，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经济便一蹶不振，起初说是“失去的二十年”，可二十年过去，经济依旧毫无起色，如今又成了“失去的三十年”。

在反复的纠结与徘徊中，日本错失了互联网发展浪潮，又在电动汽车领域落后于人。但不可否认，日本经济底蕴犹存，尤其是日本财阀在海外广泛布局，在材料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日本众多企业对全球产业链影响深远，只是日本人极少参与胡润或福布斯排行榜的竞争，这就导致大家误以为日本企业实力不佳，这实则是个极大的误区。因为日本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财阀手中，而非个人。

这就如同大家都熟知马斯克是世界首富，却对其背后的投资集团知之甚少。日本财团亦是如此，中国人对财阀缺乏了解情有可原。

毕竟在近100年里，中国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那些旧时代产物，早已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点始终不变，即绝大部分财富都是几代人积累的成果，而跨越百年的财富积累往往离不开政治权贵的庇护，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普遍现象，日本也不例外。

现代日本始于明治维新，但日本财阀早在中国明朝时期便已声名远扬。以日本最大的财阀三井集团为例，其家族创业可追溯至日本元和年间，大约在1615年至1623年。最初，三井家族经营当铺，随后进军服装业与钱庄，积累了原始资本，进而将业务拓展至幕府的对公业务领域。也正是从那时起，三井家族与幕府集团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到了明治时期，三井家族果断站在天皇一方，大力资助维新派。随后，在官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中，凭借政府资金，一举收购大量矿产、纺织厂和银行，一跃成为日本最大的政商混合体。日本最早的现代纺织工业，便是三井集团从英国引进棉花发展而来，这些原材料的海外采购也由三井物业负责。

早在1877年，专做中间商赚差价的三井物业就在上海开设分店，这比甲午战争还早了17年。由于当时日本尚未获得在华特殊利益，三井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并不顺利。不过，很快日本军方就找到手握大量资本的财阀，鼓励他们投资军工产业，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储备物资。

起初，财阀们对军工产业兴趣缺缺，毕竟在当时，挖矿、金融和物流等行业利润丰厚，且他们对军工生产毫无经验。但随着军部反财阀情绪日益高涨，财阀为缓和与军方的关系，开始向军方提供大量捐款与贷款，并涉足并不熟悉的军工领域。三菱、三井等财阀便是从那时起，与日本军方紧密勾结在一起。

在随后的殖民时期，这些财阀表现得极为活跃。他们以综合商社的形式，渗透到殖民地的贸易、金融和物流领域，私下还为军方收集情报。尽管这些财团并未直接持枪上战场，但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却毫不留情。

二战期间，三菱集团负责为日本军方筹集资金、承担运输任务，同时制造军舰、飞机和大炮，大名鼎鼎的帝国银行便是三菱家族的产业。在二战中，三菱集团为日本军方制造了1.7万余架军用飞机、114艘战舰以及4600多辆坦克，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激烈对抗的零式战斗机，也出自三菱集团之手。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100多年间，日本高层与这些财阀相互联姻，早已编织成一张庞大的利益网。因此，日本政坛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一些人既是政府高官，又是横跨多个行业的财阀大佬，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宛如贾府大院中的复杂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发现日本除了国民性格扭曲之外，还有两样事物极不正常，一是海军，二是财阀。战败后的日本满目疮痍，百姓普遍食不果腹，生活水平与当时的中国相差无几，可这个国家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以及富可敌国的财阀。在美国人眼中，改变国民性难度极大，且涉及日本的文化结构，属于庞大的系统工程，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改造军头和财阀则相对容易。

美国人行事向来雷厉风行，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不到一个月，便迅速制定了对日本的改造措施，首要目标便是在二战中出钱出力的财阀集团。就这样，历经数百年悄然发展的日本财阀，被迫开启自我肢解进程。

母公司被拆分，财阀家族成员被逐出，管理层的股票和财产全部被冻结。战后的三井、三菱，虽名字得以保留，但与家族的关联已微乎其微。

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除改造财阀集团外，还需对日本政坛进行彻底大换血。然而，很快便发现此计划难以实施。一方面，日本人长期处于阶级统治之下，对美国式民主极不适应，社会秩序迅速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冷战不合时宜地爆发，日本的战略地位陡然提升，美国欲将其打造成远东地区遏制苏联的桥头堡。

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财阀集团解体进程进行到一半，突然又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日本的官僚体系不仅未被更替，甚至还启用了一批甲级战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作为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之一，本应被清算，结果不仅被释放，还出任政府高官。

从1945年到1951年，日本政府历经近6年的拖沓，才正式宣布财阀解体完成。但事后统计显示，原本要求分割的325家大企业，最终仅有11家被正式分割，占比不到总数的4%。

前文提到，日本官僚集团与财阀早已结成利益同盟，所以这些人恢复职位后，便伺机帮助财阀重回商业舞台。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武装日本，三菱等军工企业又被安排了生产任务。三井集团原本已被美国人折腾得濒临崩溃，随后在日本政府的暗中协助下，悄然回归，如今仍是财阀界的领军者。

当然，财阀直接控制企业的传统模式已无法继续，他们转而采用定期集会的方式掌控董事会。例如，三菱每月第二个周五组织的“金曜会”，表面上是集团内部公司社长的聚餐，实则是财阀召开的内部董事决策会议，不过是换了个形式，继续牢牢把控企业控制权。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财阀们迅速扩张，很快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垄断集团。我们知道，垄断形式多种多样，日本财阀属于垄断组织的高级形态，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康采恩”垄断，即利益共同体。多个不同行业的大公司，以实力最强的垄断企业为核心，通过持股的方式对成员企业进行控制。

在日本财阀集团中，贸易公司堪称“现金奶牛”，旗下银行则为产业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物流企业负责产品运输，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生态系统，多数需求基本可在内部得以解决。

或许有人会问，若出现新的需求，集团内部无法满足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孵化新公司来满足需求。丰田汽车便是三井集团砸钱培育出来的企业。丰田的前身只是一家纺织机厂，属于三井物业的旁系子公司，二战期间开始生产军用卡车。

然而，车还未售罄，日本便宣告战败，丰田一度陷入经营危机。好在有三井银行持续注资，丰田才勉强撑过难关，直至朝鲜战争爆发，获得美军订单，才得以清理库存。在丰田汽车构建全球销售网络的过程中，三井物产给予了极大助力，可以说，三井物产是丰田汽车全球战略的重要推动者。

这种内部自我满足的模式，一方面促使财阀规模愈发庞大，另一方面却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在日本，流行一种渐进式创新，即在局部功能上进行小幅度改进。社会主流追求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将人力的剩余价值压榨至极限。

对于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而言，无论是资金还是资源，都难以与财阀的后代竞争。一旦他们崭露头角，很快就会面临被收购或打压的命运。如此一来，与其辛苦创业遭受挫折，不如踏踏实实地进入大企业工作。

正因如此，整个日本社会犹如一潭死水。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归根结底是财阀们封锁了社会的上升通道，使得经济蛋糕难以继续做大。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本质上只是在探讨如何重新分配蛋糕，但由于日本特殊的门阀结构，政治家们只能在经济改革中进行一些小修小补，始终不敢对财阀集团动真格。

一直以来，日本经济存在两大痼疾：一是日本社会的人口危机，二是美国对日本的国防限制。如今，日本的老人纸尿裤销量超过婴儿纸尿裤，这表明社会消费需求并未大幅减少，但劳动力却日益短缺。要知道，一个国家若要维持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至少需要4000万劳动力。2022年，日本劳动人口刚过6000万，照当前人口下降趋势，不出20年，日本将难以支撑现代工业体系。

此外，美国对日本国防的限制，实际上也限制了其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民用制造领域的产业升级空间已趋近饱和，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更是让日本制造业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日元持续贬值，根源就在于出口贸易的持续下滑。日本政治家们绞尽脑汁想要重建军队，实则是为了打破武器出口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背后的财阀觊觎军工产业的丰厚利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暴露。好在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更换几任首相、修修补补，勉强维持局面。但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本赌上国运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一蹶不振，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国家债务甚至突破1250万亿日元，约合9.4万亿美元。

显然，日本政府已无法再这样得过且过，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日本近期又开始蠢蠢欲动。只是历史的惨痛教训并不遥远，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始终笼罩在日本列岛的上空，警示着人们战争的残酷与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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