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断融合的过程，是中原的文化和草原的野性进行综合的一个过程，所以，中原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优势加上草原上的武力优势才是一个王朝利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全面士族化却绝对是一个王朝的灾难。

从西周灭商开始，历史就在不断重复一个循环，中原王朝总是被边疆有游牧基因的势力所灭：西周是戎狄的前身；大秦避处西陲和戎狄杂处；刘邦代表南蛮文化...

后来的五胡乱华，辽金元清的问鼎都是这种模式的再复制。

游牧文化代表着野性，自带开拓基因，其生产方式和军事又高度重合，具备武力优势，所以往往能够成功冲击中原王朝并取而代之。完了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和经济优势升级自己。

所以，中原王朝要想避免被游牧文化冲击的命运就必须得吸收草原势力的善战基因，再加上自身的文化、制度、经济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大多数中原王朝的悲剧却恰恰在于放弃吸收草原的武力优势，全面士族化，从而导致了灾难。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了东吴，一统天下。讲真，此时的西晋并没有资格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醉心于精细化的生活，因为，游牧民族大举南迁，已经大量渗透进了中原地带，严重威胁作为统治主体的汉人。

西晋随时会面临游牧势力的冲击。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太康元年（280），郭钦就给晋武帝上疏，建议将北地、西河、安定等郡的胡人迁回他们的原属地，然后从河南、河内、河东三郡挑选四万户人家充实当地。

这是西晋解决胡人问题的最佳时期，因为参与统一之战的谋臣良将还都在，西晋此时的武力基因也并没有退化。

299年，太子冼马江统又给朝廷上了《徙戎论》，建议将关中的匈奴人、氐人、羌人迁回他们的原属地，原因是，胡人势力已经占据关中人口的一半，而胡人本身又具备武力优势，是帝国的巨大威胁。

但晋武帝不仅没有将郭钦的建议当回事，还连打了两张错牌：大封司马氏为王；解除州郡武备。

解除州郡武备之后，朝廷不仅无法抗胡，更无力面对藩镇的挑战。可能武帝的想法是，既让强大的藩王来制衡世族群体，又让他们承担起抗胡的重任。

当然，游牧势力内迁，民族大融合是历史的大趋势，以西晋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逆潮流人为给这一趋势按下暂停键。这一点，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司马炎。

司马炎无法解决游牧族南迁的历史难题 图源/剧照

但司马炎错就错在对于帝国方向的改变，统一之前，北方还能将军事排在第一位，统一之后，帝国却在偃武修文的大背景下全面士族化。不管是传统的文官还是武将，都不自觉向士族这一标签靠拢，大谈玄学，崇尚奢靡。

当时，士族群体中仅仅只有太原王氏的王湛、王济叔侄，弘农杨氏的杨济等人擅长骑射，热衷骑射，大部分人都将自己融入了清谈、奢靡的风气中。当奢靡之风引领潮流时，西晋的国运也就到头了。

实事求是地说，凡事都有利弊，游牧民族内迁虽然给帝国造成了严重的隐患，但武帝也完全可以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优化西晋王朝的武力基因，因为，不管是向胡人学习，还是与胡人通婚，或者将胡人势力的精锐编入帝国的军队，都是比较成熟的做法，但武帝却在歌舞升平中迷失了自己，还任由世族与庶族、胡人的矛盾不断放大，导致帝国彻底失去了自救的机会。

至于藩王势力，他们想的根本不是守边这件事，都在觊觎中枢的皇权。因为，朝廷直辖州郡没有武力加持，他们有问鼎的条件。

武帝之后，贾南风乱政，完了又是八王之乱，胡人势力果断利用西晋的内乱纷纷南下，扩张自己的势力。北方，成为了胡人的天下。

也就是说，晋武帝没有在士族群体中培养起彪悍、尚武的精神，是西晋王朝灭亡的主因。

胡人内迁是大趋势，但晋武帝并没有尽到人力的责任。

由此也可见，全面士族化绝对是中原王朝的灾难。

按道理说，有了西晋的失败案例在前，中原王朝应该知道治理帝国的最优方案，但历史的悲剧正在于，人们从来没有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总是在重复悲剧。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在孝文帝拓跋宏的坚持下，北魏将国都由平城迁到了洛阳。这是北魏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因为游牧势力要想稳坐中原就必须得利用中原的文化、政治、经济优势来优化自己，否则，凭借部落式的组织传统根本无法长久。

孝文帝这张牌打的一点也没错。按他的话来说，平城是用武之地，而洛阳才是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北魏只有迁都洛阳才能真正进化为中原王朝。

按道理来说，北魏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可以和强汉比肩的王朝，因为其本身就具备武力优势，再加上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施了全面而彻底的汉化改革，已经将中原的文化、政治优势刻进了北魏的基因中。

同时具备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基因优势，北魏想不强盛都难。

孝文帝将北魏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图源/剧照

但孝文帝在打汉化这张牌的时候却有点矫枉过正，将北魏全面士族化，不仅承认汉人世家的门第，完了更是给鲜卑贵族进行改姓将他们拔高到和中原门阀一样的高度。完了又通过通婚加速两者之间的融合。

也就是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实际上是在复制西晋的门第模式。当北魏成为克隆版的西晋之后，西晋当年的痼疾又在北魏身上复发，典型表现就是奢靡之风的盛行。据史书记载：高阳王元雍有童仆六千，妓女五百，出则随从唱道，入则歌姬舞女。史书用“富兼山海”一词来精准地描述了元雍的个人财富。元雍一顿饭的花费就是数万钱，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伙食费。

同时，北魏宗室之间还像西晋世家当年一样，变着法的斗富。

史家在写这段历史时也发出了无奈的感慨：“从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

北魏比西晋的风气更过。

全面士族化的反面就是军人群体地位的下降，曾经被称为“国之肺腑”的六镇将士的地位和待遇是直线式下降的节奏，就连洛阳的禁卫军地位也根本不能和文官集团相比。

在这种巨大的落差面前，北魏就爆发了神龟二年（519）二月二十日的禁卫军大闹尚书台事件，完了又是正光四年（523）的六镇起义。

六镇起义，北魏彻底崩塌，先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

而北魏悲剧的源头正是孝文帝的全面士族化。

讲真，当时的北方要想完成一统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得具备武力优势，北魏之后北方虽然分裂为北齐和北周，但这种乱局也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北方武力值的回归。

为什么隋朝能够完成一统，就是因为，隋朝不仅具备中原的文化、政治、经济优势，其关陇贵族的军政主体更是具备武力优势，所以才能够完成一统的重任。

为什么隋唐都比较强悍，吊打周边的游牧势力，杨坚曾经被称为“圣人可汗”，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原因就是隋唐的武力优势，他们的血液中有鲜卑人的基因，而鲜卑人又是从草原上走来的。

唐朝能够成为世界性帝国是和其基因组成有直接关系的。

李唐王朝大有胡风 图源/剧照

但随着李治和武则天对关陇集团的打压，以及科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大唐也逐渐士族化，成为文官集团的天下，所以就逐渐对边境的游牧势力应对无力。

为了解决边境问题，唐朝又打了节度使这张牌，结果就造成了安史之乱，唐朝的国运江河日下。

本质原因就是，关陇集团代表了大唐的武力优势，关陇集团缺位，大唐的武力基因也就大打折扣，根本无力应对周边的草原势力。

所以，大唐衰弱的根源还是在于士族化。

再简单提一下永嘉南渡之后的南朝。司马氏南渡之后，在江东完全复制了西晋当年的玩法，全面士族化。所以，当士族严重退化之后，南朝的命运也就到了该被终结的时候。

南朝为什么会被侯景之乱严重冲击，完了又遭遇了江陵之难，就是士族已经退化到无力保卫江南的地步。侯景之乱和江陵之难后，集中于建业和江陵的江南士族几乎被团歼。虽然南朝由陈霸先代表的庶族苦苦支撑，但由于淮南、巴蜀等战略要地的丧失，南陈也只能坐等灭亡。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区间，南北势力悲剧的最大原因就是：全面士族化。

北宋更狠，赵匡胤一上来就大力削藩，完了又通过文官打造了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基本将五代所积累的武力基因从大宋的血液中剔除。北宋的灾难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其根源还是，士族化。

明朝比较特殊，其武力基因是在土木堡事件中被强行剔除，被动切换到文官集团主政的天下，完了就是被具备武力优势的清朝所代替。

当然，辽国、金国的灭亡也是因为武力基因的退化，成了纯粹的文官政府。

为什么金世宗当年要大力提倡女真的骑射传统，清朝也是坚持满洲传统，就是想在吸收中原政治、文化、经济优势的同时保持血液中的武力基因。

只是，游牧民族都没能抗住中原的精细化生活，其武力值在入主中原后是断崖式下跌的节奏。

对于如何维持一个王朝的强盛，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说的很清楚：“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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