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初，由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主导的军衔评定工作已经临近尾声，全军各级将领究竟该授予何种军衔、也已基本尘埃落定。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终于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军衔评定工作可并不轻松，不仅要考虑到的将领人数众多，还要衡量每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在部队的威望和资历、以及整个革命年代职务的变动。

而眼下，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交由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示，不出意外的话这份名单不久后就能够公示，作为负责人的罗荣桓自然感到轻松了不少。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名单上报后不久，他就接到了紧急通知。

“罗主任，周恩来总理请您赶紧去一趟”。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罗荣桓便赶紧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朝着西花厅的方向快步赶去。

盛夏已过、初秋降临，沿途的花草树木仍旧一番生机盎然之色，绽放的花朵娇媚动人、还不住地释放着阵阵扑鼻的香气，郁郁葱葱的树丛令人心旷神怡，斑驳的树影更是遮蔽骄阳的好去处。

要是放在平时，身临如此美景必然要驻足欣赏一番，可现在罗荣桓迈着匆匆的步子，却根本无心观赏。

不长时间，他便来到了西花厅门口，细心地整理了一番衣衫之后，便轻轻推开了房门。

“周总理，听说您找我？”

此时，周恩来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

见到来者正是罗荣桓，他便赶紧起身将他拉到了一旁的椅子上，随即重新把刚才的那份文件拿了起来。

“雅怀啊，叫你来是有件事情要商量”。

周总理一边说着，一边见手中的文件放在了他的面前，随后话锋一转：“其实也不算是商量……”

罗荣桓定睛望去，周总理看的那份文件，正是不久之前自己呈报的授衔名单。

这时他才明白，周总理叫自己前来的目的，正是为了军衔评定的事情。

紧接着，周恩来从一旁拿起笔，在“张际春”这个名字上划了一道：“按道理来说，他是应该授上将、甚至有资格授予大将军衔的，但是……”

周恩来看了一眼罗荣桓，这才悠悠说道：“我考虑了很久，也和毛主席商量过了，觉得他还是不授衔为好”。

要知道，在建国之前，张际春一直担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可以说功高卓著。

而且其他野战军与他相同职务的人，也都被授予了军衔。比如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都被是上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更是获授大将军衔。

为何周总理偏偏要把他的名字划去呢？

而当张际春得知自己的这种遭遇之后是怎样的心情？他见到周总理时又说了些什么呢？

毫不客气地讲，在第二野战军之中，张际春是仅排在刘、邓之后的“三号人物”。

1949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而根据这项规定，中原野战军不久之后便更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二野的司令员与政委分别由刘、邓二人担任，张际春则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从职务上来看，这个“三号人物”的头衔确实非他莫属。

而且，按照第二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座次来说，张际春也是排在第三位的。

张际春虽然身居高位，但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且宽容的心。

1949年2月，也就是二野刚刚改编后不久，总部便举办了一场动员大会，全军连级以上的军事主官齐聚一堂，等待着部队首长的训话。

大会正式开始之前，张际春作为主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首长，便早早地来到会场检查准备工作。

走了一圈下来，他对于同志们的各项安排十分满意，频频点头。然而，当来到主席台前，张际春却突然停住了脚步，脸上挂着的微笑瞬间被严肃所取代。

“这是谁干的？这是谁教你们这么干的？”

一时之间，洪亮严厉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堂。

陪同的几名小同志见首长发火，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却也不敢回话，只能一个个低垂着脑袋。

见众人沉默不语，张际春一个箭步跨上主席台，指着墙上的巨幅肖像画说道：“是谁教你们把我和刘邓两位首长画像摆在一起的？”

说话间，他的眉头早已蹙成一团。

半响之后，一名小同志这才战战兢兢地小声嘟囔道：“因为您是首长啊……挂您的画像也说得过去……”

闻听此言，张际春长叹了一口气。

或许是察觉到自己刚刚语气太强硬，他这才缓和着解释道：“我也知道你们是好意，但把我和刘邓首长的画像并列，确实不像话，赶紧摘下来吧”。

几名小同志面面相觑，只好按照他的嘱咐，小心翼翼地把画像撤走了。

张际春虽然平日严厉，颇有雷厉风行的大将之姿，但对手手底下的将士们还是有着铁骨柔情的一面。

在战场上遇到行动不便的伤员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翻身下马，让他们骑马行军。

有的时候战事紧张，负责站岗的士兵来不及吃饭和休息，他也会主动替战士们站岗，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的饭食、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张际春在1926年入党之后，便将身家性命押在了革命事业上，虽然一度遭受反动派的通缉，但仍旧不忘初心，组织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运动。

1928年初，张际春跟随朱德、陈毅等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转移到了井冈山。

由于先前有过在小学担任教员的经历，他的文采还算出众、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也让毛主席、朱老总对他青睐有加，便安排他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久而久之，身边的战士们便亲切地给张际春取了个绰号：井冈山上的笔杆子。

在之后的岁月里，张际春历任红四军秘书长、红十一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部部长红军第二补兵学校政委、红军大学政治主任等诸多职务。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央军委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开始从各部队里挑选将领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

很快，张际春便被选中，在毛主席等人的推荐下进入抗大学习，毕业之后更是担任起该校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等职务。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很多将领都听过张际春讲课，可谓桃李满天下。

1945年底，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际春离开了抗大，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便协助刘、邓两位首长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大别山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大西南剿匪等诸多战斗，为全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照此看来，张际春在部队中资格老、威望高、功劳大，而且职务也不低，为什么其他三支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都被授予了上将、甚至是大将军衔，为何周恩来总理偏偏要将他的名字给划掉呢？

原来，1949年底第二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结束西南战役，取得歼敌93万的战绩之后，一封委任状却也悄然而至。

根据中央的命令，由已是西南局常务委员的张际春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虽然已经获得了解放，但各方势力在此盘根复杂，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的却是暗流涌动。

为了彻底清除潜藏在这里的敌特分子，中央军委急切需要一个能力出众、能够稳住大局的人来担此重任，而张际春便成为了不二人选。

不久之后，张际春便来到重庆就任，当他刚下火车，就看到一众前来迎接的市委同志们时，当即表明了态度。

“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敌特的，还要带着大家抵挡各种考验和诱惑，国民党盛行的那套官僚主义要不得，可今天我刚下车，你们就前呼后拥的，这成何体统！”

字字如刀，令在场的众人无不汗颜。

张际春用行动证明，中央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凭借着革命将领雷厉风行、敢想敢干的手段，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便肃清了潜伏在重庆的敌特分子，并且在他的努力下，这里的风气焕然一新，各级官员都成为真正为老百姓做实事的父母官。

当毛主席看过张际春的履职报告之后，更是毫不吝啬地赞叹道：“张际春同志做得不错，成绩极大！”

1950年2月，张际春卸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一职，转而担任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专门负责西南地区各级官员的廉政工作。

后来，又是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点名下，张际春来到了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步步升迁，本来是件好事，但正因为这个原因，让他与不久之后的授衔大会越来越远。

1953年底，中央军委召开了一场历时55天的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履行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这份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中央军委在1955年初颁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在这份文件中，首次确定我国实行“6等19级”军衔制：

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而后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又补充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已转至地方工作的人员，不参与授衔。

反观张际春，1950年便离开部队、担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在之后的这4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回部队工作过。

正因如此，当周恩来在授衔名单上看到张际春的名字之后，便将他划了出去。

1955年9月27日下午5点，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一声嘹亮的军歌响起，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正式开始。

共授予元帅军衔10人、大将军衔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802人。

仪式结束之后，疲惫的周恩来并没有急着回去休息，而是亲自找到了张际春。

刚一见面，周总理就紧紧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道：“你没能参加授衔仪式，要是心里有怨气，就对我说出来吧，但你要理解组织上的苦衷”。

正如彭老总所说，军衔对一个军人来说，是荣誉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对他们戎马一生的肯定。

而张际春未能授衔，心中必定是遗憾的。

但他自然也明白，组织上是讲纪律的，而且没能授衔的将领有很多，要是给自己开了这个口子，怎么能够服众呢？

想到这里，张际春这样说道：“周总理，我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在他眼中，作为一个革命者，就绝对不能搞特殊。

之后的日子里，他也时常告诫子女们：“你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平等的，决不能因为出身的原因就觉得高人一等，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为了践行这一原则，他主动将孩子们送到了农村生活，体验春种秋收、风吹日晒的不易。

每次和孩子们通书信，得知他们又学会了一项新的农活手艺时，张际春总是会满面笑容地在回信中写道：“我也曾在农村待过很长的时间，看到你们每天都有进步，爸爸很开心、也很骄傲”。

写完这些，他便会瞭望着窗外的天际，回想起当年刚刚投身革命之时，和同志们在广大农村一边宣传红军思想、一边帮助当地人在田里耕种时的场景。

那是自己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更是他朴素且远大的理想刚刚开始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