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员”号核潜艇1978年至1983年在北德文斯克建造，于1984年下水，有两个液体冷却的核反应堆作动力，能在水下以30节的时速航行。艇体长120米，重7000吨，额定乘员95人，分7个密封舱，并有中央通道连接；整船由钛合金铸成，强度是钢的两倍，而重量只有钢的一半。它可潜到1000米的深度——这远远超过美军潜艇的下潜深度，这个深度同时也使“共青城”号能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自由航行。潜艇上装有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的鱼雷。另外，艇上还装有中央空气净化系统，以及横跨艇体的救生舱，它可在紧急情况下，载全体艇员浮出海面。该艇航速极快，一些西方专家怀疑它装有一种神秘的推进系统。更令人吃惊的，是该艇仅需69名艇员，专家们相信，只有高度自动化，才可能使艇员减至如此少的人数。

1989年4月7日，苏联“共青团员”号核潜艇在北大西洋以北挪威海的熊岛西南180千米海域完成了例行的潜艇巡航任务后，在水下350~400米以8节的速度返航。

在整个航行期间，装备的技术状态没有什么问题。10时55分，各舱室开始检查。第7舱电线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至其他舱室。值班员发现火灾并立即向中央指挥部人员报告了火灾并关上舱室密闭门后，试图用舱室中的泡沫灭火系统将火源扑灭。但由于火势太猛烈，他没来得及将火扑灭，反而被火舌吞没。就在这时，全艇整个电网中的照明灯开始闪烁，电网的电压骤降，在中央指挥舱的控制台上显示“7舱温度超过70℃”，实际最高时达到800~900℃。第5部门的部门长通过内部通信系统的广播呼叫第7舱，但没有回答。

首先发出警报并紧急上浮。11时06分，艇上发出紧急警报，潜艇逐渐上浮到水面状态，升起警戒搜索雷达、潜望镜，然后切断相应电源停止向火灾舱室送风。核潜艇上浮后，大火已弥漫全艇5个舱室。在指挥舱反应堆控制操纵台上的遥控组组长最后决定关闭运行中的核反应堆，以降低核反应堆内裂变反应的强度；同时所有冷却反应堆的冷却泵都在运行(主泵的高速绕组已被烧毁，但幸运的是低速绕组还能维持)。反应堆关闭后，艇上电源转为可靠电源供给。可靠电源供电，仅能保证核反应堆余热排出系统的运行。此时液压油已流失殆尽，这样潜艇上就丧失了一个最有力的生命力系统和损管手段，许多设备不得不采用手动，有的甚至无法动作。全艇67名艇员的生命危在旦夕。6舱和7舱的艇员都已集中到5舱，与中央指挥舱也联系不上，因为扬声系统和内部通信电话都已无法工作，好像没有了手脚和耳朵，只得用敲击法通过4舱（反应堆舱）与指挥舱建立联系。

潜艇浮出水面后，他们与横倾作斗争但屡有误操，使潜艇的倾斜更加严重；由于连续误操又加速了尾倾，促使艇的下沉。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救援的人却连影子也没见着。原来，在潜艇着火后，艇长并没向外发出任何救援警报，他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扑灭大火。直到失火后一小时，“共青城”号才发出了密码求救信号，但它发出的并不是SOS国际通用呼救信号。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距挪威海岸不远，潜艇已浮出水面，为何不发国际求救信号?答案并不复杂，这艘极其神秘的潜艇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向本国发出求救信号，严禁呼叫国际求救信号，瓦宁严格地遵守了潜艇的条令。据活下来的海军准尉科佩科回答说：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艇长瓦宁也无权发出公开的国际呼救信号。正因为如此，挪威沿海的任何一个救生站都未能译出潜艇呼救的密码。虽然营救船从挪威的博德赶到潜艇失火地点，只需要1~2小时，但是博德的人们不知道他们附近的这场海上灾难。

事故发生后记者采访时，苏联海军司令切尔纳温元帅说，“共青城”号没有发出SOS信号，是因为“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一悲剧性结果。潜艇失火事故并不少见。在我任核潜艇艇长期间，就亲身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因电线短路而造成的火灾事故”。他还说与“共青城”号的通信联络并未显示该艇已处于万分危急之中。切尔纳温否认由于担心外国救援船获取潜艇的机密，而严禁“共青城”号发出SOS国际呼救信号。“没有什么机密可隐藏，这艘潜艇的设计可追溯到60年代，但建造它却花了很长时间。”他说，“它惟一的特点是，其钛质外壳可使它下潜到1000米的深度。”

潜艇起火一个小时后，11时37分，他们发出事故求救信号，但北方舰队没有回复。

中午12时左右，通信联络无果后，艇长命令未值班的人员都到甲板上去。声呐兵、操舵兵、计算机员等不从事损管工作的人员都爬到舰桥上去了。鱼水雷部门长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在中央指挥室填写值更日志。

12时15分，又连续发出了8次求救信号。12时25分，北方舰队司令部才收到较清楚的事故信号电文。海军总司令马上命令有关船只、飞机相继赶赴现场，包括从事谍报活动的舰船（含国外的）、距事发地点71海里的水道测量船“科勒杜也夫”号、救援船“卡拉巴赫”号、“伊尔-28”型飞机，正在作战训练靶场的核动力巡洋舰“基洛夫”号也载上“共青团员”号核潜艇的另一套艇员直奔出事地点。北方舰队副司令员乘直升机抵巡洋舰上指挥营救。但遗憾的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些援救舰尚需13小时才能抵达现场。

12时35分，艇长下令将秘密文件送至漂浮救生舱中。飞机于12时40分低飞看见了事故潜艇，发现潜艇的6舱和7舱处有大量水泡。飞机与潜艇建立了通信联系，拍摄了照片，并引导舰船驶向出事地点。然而，潜艇通过飞机向上级报告：“火在继续燃烧，但已被控制，未再扩大，没有什么要求。”由于来了飞机，官兵们松了一口气，以为厄运已经过去，甚至把他们的救生装备全部忘在了烟雾弥漫的潜艇内。15时，尾倾明显，此时本应呼叫：“救命，潜艇要沉没！”但潜艇领导没有勇气把事故的真相如实上报，16时35分之前的报告还是：“艇上的损管工作在有步骤地进行着，火势已得到控制，海水未进入耐压壳体内。”其实潜艇已经尾倾严重，由于没有客观地报告事实，延误了外界对潜艇及时、恰当地救援。16时35分，潜艇才向北方舰队指挥所报告：“火势增强了，在15分钟内尾部隔壁的温度从70℃升至110℃，7舱和6舱发生再生药板箱爆炸，必须撤离艇员。”6分钟后，尾倾2.53°，估计浮力储备已经损失760吨，进入耐压壳体的海水达到120吨~200吨，潜艇再次报告“艇员已经准备好撤离”。

这时北方舰队总司令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通过舰队航空兵指挥所命令失事潜艇“准备漂浮救生舱”。16时42分，艇长下达了交出秘密文件准备撤离的命令。事故后期，大部分艇员都已经转移到了上层建筑上。当潜艇纵倾太大时，艇员纷纷落入水中。艇内没有来得及出来的包括艇长在内的5名艇员进入漂浮救生舱，可笑的是他们居然不会进行漂浮舱与潜艇脱离的操作程序，只得临时看说明书，后来只有1人逃出。潜艇的充气浮筏也使用不当，几次被海水冲走，费了很大力气也充不了气。飞机投下的充气救生艇，艇员也不会用，失去了不少逃生的机会。艇员多死于溺水、碰撞、中毒、烧伤、冻死等，甚至有2人是因为极度虚弱而盲目吸烟，即刻被尼古丁毒死。电工大队长滞留在2舱永远没有出来。

最终在17时22分左右，潜艇沉到1685米深的海底。潜艇在下沉过程中海水进入1舱，与蓄电池电解液作用产生大量氢气，在撞击海底时发生爆炸。

18时左右，离失事海区最近(51海里)的渔业部浮动加工船“赫洛贝斯托夫”号和拖网渔船“CPT-162”号赶赴“共青团员”号失事现场。把筏上和留在水中的幸存者共30人救起后，用小汽艇将他们转送到其他船上，并打捞死者，其他船只在飞机的引导下继续寻找幸存者和尸体。最后确定42人遇难，27人生还（22人从救生筏上救起，4人从水中救起，1人从漂浮救生舱中漂出后从海上救起）。两枚核鱼雷随潜艇沉没。获救的艇员换乘“基洛夫”巡洋舰，并于9日送到摩尔曼斯克海军医院检查和救治。

事后，塔斯社报道了事故消息。同时开始陆续进行了人员、装备、失事潜艇的善后事项处理，在北方舰队的所有舰船上都降半旗志哀，并举行了追悼会；在海上再次举行了追悼仪式；之后建造了一个“共青团员”号核潜艇遇难艇员纪念碑。

戈尔巴乔夫在“共青城”号核潜艇失事12小时后，就及时向西方发出了通报，这与1986年前苏联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48小时后才通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受到西方的欢迎。同时苏方已谢绝了挪威提供帮助的好意，表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共青城”号——北冰洋下的核幽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向“共青团员”号核潜艇艇员授予“红旗勋章”的命令。幸存的27名艇员，其中18人留在驻防部队中，其余调至新的岗位或退至预备役。牺牲的艇员家属从国防部和北方舰队获得数量不等的抚恤金。所有牺牲的军官家庭都分到了城市住房。1990年4月7日，建成“共青团员”号核潜艇纪念馆。在潜艇装备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进艇员在损管方面和专业技术方面的训练措施，提高潜艇防火和自救能力，并增加了“黑匣子”。

关于核污染的问题。挪威方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表示担心事故地点位于丰富的渔业资源区，放射物泄漏将对几代人造成威胁。苏方明确表示核反应堆在潜艇下沉前已完全关闭，核鱼雷不处在准备发射状态，所以绝无危险。根据目前现场勘察的结果，还没有发现被放射物污染的迹象。挪威国防大臣却认为，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核污染迹象，但是担心在如此深的海底，潜艇可能被海水压断成两截。然而，即使这次沉船事件中侥幸不发生核污染，但谁又能保证不再出现海洋深处核威胁?

事故后，政府调查委员会提出打捞“共青团员”号的建议，并获得海军和工业部门的支持。但由于潜艇有很长的纵向开裂，打捞过程中一旦失手或潜艇断裂，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可能顷刻污染周围海域，核安全问题将会很严重。负责打捞的荷兰公司只负责打捞不负责核安全，加之即使潜艇打捞上来后，如何去污和处理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当时技术、财政均困难的时期，只好放弃了打捞计划。据悉，1995年俄罗斯利用潜艇非耐压壳体建成一个专用棺，为沉没的“共青团员”号核潜艇建造了一个可吸收放射性钚的特殊的海底“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