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中共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形成与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这一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我国警务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以中国特色警务理念打破西方主导的警务模式，构建高效协同的警务体制，推动法治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持续为中国警务改革注入新动能，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与西方国家的警察研究有所不同，构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应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尽管中外警察研究可以相互交流，但由于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难以完全接轨。中国警察话语体系侧重于定性研究，通过形成话语共识来推动警务体制改革，提升执法的规范性、专业性，改善警民沟通，促进警务现代化进程。该体系不仅为警察培训管理提供了科学指导，还推动了法治建设、社会和谐的实现。在学术领域，它为话语分析与权力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国际警务合作、经验交流奠定了基础，推动共享全球警务语言与管理经验。 中国警察话语体系是在我国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构建的，体现了中国特色警务工作的规律与发展路径。其理论逻辑包括普适性与中国化相结合，既吸收全球警务实践中的共同价值，又强调中国国情与文化背景。中国警察话语体系通过规范执法、优化管理、推动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及增强国际警务合作，提升了警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与国际化视野。该体系强调公安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依托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平安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确保公安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为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提供坚实保障。 执法话语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通过特定语言和表达方式传达执法意图、达成法律效果的实践过程，一旦执法决定送达，就具备法律约束力。在我国，执法话语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从“管理”到“治理”的演变，体现了我国警察执法的独特逻辑。我国警察执法强调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即通过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法律效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稳定（政治效果）、并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效果）。这三个效果相辅相成，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也是衡量警察执法质量的重要标准。 中国警察执法话语的核心价值理念围绕“服务为民”“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执法为民、立警为公”的宗旨。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核心，推行尊重人权、宽严相济的柔性执法，通过沟通、协商等手段，在合法限度内实现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这种执法理念与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紧密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执法价值闭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警察执法话语还通过制度化、实体化和智能化手段得以强化，如“首违不罚”“少拘慎押”政策，以及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实体化运作，极大地提升了执法工作的规范性。 治安治理位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交汇处，经历了从“严打”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演变。新时代下，治安治理的理念、体系和机制不断完善，重心从“小治安”向“大平安”转变，强调提升平安建设与安全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治安治理从依赖打击转向重视预防，强化了各类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通过公安机关与行政机关、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治安治理路径逐渐从“泛刑罚化”转向“法治化”，强调通过法治手段解决纠纷，增强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随着复杂社会风险的增加，传统科层体系已难以应对，技术手段成为重要补充，推动了警务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构建中国警察话语体系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实际作用，不仅能够推动我国警学研究的发展，还能有效解决警务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问题。未来应从三方面着力：一是推进警察话语的学理化，强化理论创新，提升警学研究的知识传播和学术表达能力，打造高水平的警学研究平台；二是推动警察话语的普及化，增强学术成果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扩大社会对警务工作的认知与支持，提升警学研究的影响力；三是推进警察话语的国际化，推动中国特色警务理论在国际上的传播与交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警务话语体系，不断提升我国警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