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姐上下铺，在屠杀时，凭借一个隐秘的地方逃过一劫，她是谁？

1948年的秋天，重庆渣滓洞女子监狱里，关押着一群特殊的女性。她们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有的只是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的普通人。在这群人中，有一位看似普通的农村女教师，却在那个血腥的＂11·27＂大屠杀之夜，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她和江姐是上下铺的关系，每天看着江姐忍着被特务酷刑折磨的疼痛爬上床铺，内心不知道有多少次心如刀绞。她究竟是谁？为什么会被关进这座＂人间地狱＂？又是凭借什么样的机缘，在那个被鲜血染红的夜晚逃过一劫？而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位普通的农村女教师，为什么会和江姐这样的革命烈士成为生死与共的狱友？

一、意外入狱

194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垫江县桂阳小学教师宿舍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盛国玉正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她的名字。打开门后，两名身着便装的特务闯入室内，用手枪指着她的太阳穴。

这两名特务来自西南长官公署，他们不由分说就将盛国玉押送到县政府。在审讯室里，三名特务轮番审问她与地下党的关系。原来在此前被捕的游击队长游中象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名字。

特务们认定她是地下党员，但盛国玉始终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教师。面对特务的威逼利诱，她只是简单地叙述着自己的教书生活。特务对她的回答极为不满，用电线将她双手捆绑，实施电刑。

在县城女牢关押了一周后，特务将她与同案的傅伯雍、陈鼎华等人一同押解至重庆。在重庆司令部看守室，她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女囚犯杨汉秀。这位身着列宁装的女子可以自由出入司令部，她主动为盛国玉整理头发，告诉她不必害怕。

原来杨汉秀是重庆市长杨森的侄女，因拒绝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而被关押。但由于她特殊的身份背景，狱方对她的看管相对宽松。这次偶遇让盛国玉意识到，在这里关押的囚犯身份各不相同，但都与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

随后，特务将盛国玉转押到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这座监狱与白公馆并称＂两口活棺材＂，专门关押政治犯。每个被关进来的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渣滓洞的女牢房里关押着二十多名女囚，其中包括了后来与她成为生死之交的江竹筠、胡芳玉等人。

第一次走进牢房时，盛国玉被分配到一个双层铁床的下铺。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分配让她在后来的大屠杀中逃过一劫。上铺的囚犯正是江竹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江姐。那时的江姐刚刚经历过严刑拷打，十指都被竹签钉过，每次上床都需要盛国玉在下面帮忙托举。

在这个充满恐惧和血腥的地方，盛国玉这位原本只想安心教书的乡村女教师，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与一群共产党人被关押在了一起。她完全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她。

二、监狱生活的转变

渣滓洞的女牢房内，每天清晨五点就响起哨声。囚犯们必须立即起床，排队点名。江姐因伤势严重，每次起床都需要盛国玉的搀扶。这种互助渐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牢房里的女囚犯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地下党员，还有进步学生。她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仍坚持开展文化活动。由于盛国玉是教师，狱友们请她教授文化知识，在墙上用粉笔写下简单的课文。

每到夜晚熄灯后，牢房里经常响起低声吟诵的诗歌。江姐会念一些革命诗词，其他狱友则轮流背诵自己创作的诗句。有时她们还会用手指轻轻敲击墙壁，用暗号与隔壁牢房的难友交流。

1948年深秋，一位叫陈然的女狱友被关进了渣滓洞。她是重庆地下党的交通员，带来了外界的消息。她告诉大家，解放军已经在多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这些消息在狱友间悄悄传播，给大家带来希望。

为了打发漫长的牢狱时光，狱友们开始组织读书会。因为没有书籍，她们就将记忆中的文学作品讲给大家听。左绍英会讲《红楼梦》，胡芳玉则擅长讲述历史故事。盛国玉也将自己教过的课文内容分享给狱友。

在一次读书会上，江姐向大家讲述了她参加革命的经历。从四川大学读书时期到加入地下党，再到被捕前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的点点滴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盛国玉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特务们经常突击检查牢房，搜查是否有秘密通信。狱友们想出了用缝衣针在衣服上暗记密码的方法，将重要信息传递给其他牢房的难友。盛国玉因为没有受过特务的严刑拷打，常常被安排传递这些暗记。

一天，特务提审了一位叫彭咏梧的女狱友。她被严刑拷打后返回牢房，全身是伤。江姐和其他狱友轮流照顾她，用自己的食物补充她的营养。盛国玉将自己的棉衣借给彭咏梧保暖，并帮她处理伤口。

随着时间推移，渣滓洞里的女囚犯们形成了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她们在走廊上放风时交换情报，在劳动时低声交谈，甚至创作了一些暗含革命寓意的小调。这些活动既丰富了牢狱生活，也让大家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特务们察觉到女牢房里的这些变化，开始加强管制。但狱友们仍然找到各种方式继续她们的文化活动。盛国玉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逐渐成为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员。她开始参与记录狱中发生的事情，将这些点点滴滴默默记在心里。

三、狱中秘密联络

1948年深冬，渣滓洞女牢房的囚犯们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方式。每天清晨打扫卫生时，她们可以趁机将写有密码的纸条藏在水桶底部。负责清洁的狱友会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牢房的同志。

这个地下通信网络很快在各个牢房间建立起来。盛国玉因为不被特务注意，成为了重要的传递者之一。她在打扫走廊时，会装作不经意地将藏有信息的抹布放在特定位置，让其他牢房的狱友取走。

一次，新来的狱友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解放军已经突破淮海战场。为了让更多狱友知道这个消息，江姐想出了在厕所墙壁上创办＂墙报＂的主意。她们用煤渣在墙上写下简短的战事进展，等其他狱友上厕所时看到后再迅速擦掉。

狱友们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暗号。敲击墙壁的次数代表不同的信息，咳嗽的频率也暗含特殊含义。甚至她们哼唱的山歌小调里也藏着密码。通过这些方式，各个牢房的狱友建立起了完整的情报网。

为了防止被特务发现，她们开始组织秘密的读书会。表面上是在讨论《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传递外界的革命消息。盛国玉利用教师的身份，把这些活动伪装成文化学习。

1949年初，一位叫张建华的女狱友设计了一套用衣物晾晒位置传递信息的方法。不同的衣物挂在不同的位置，就代表着不同的信息。这种方式看似很普通，却让狱友们能够及时了解各个牢房的情况。

特务们发现狱友间有异常活动，加强了搜查力度。但狱友们早已将重要信息用特制的米汤写在衣物上，这种＂隐形墨水＂只有在熨烫时才会显现。盛国玉经常帮狱友们整理衣物，实际上是在传递这些秘密信息。

江姐和其他有文化的狱友还创作了一些暗含革命意义的诗歌。这些诗歌经过编码后，由不同的狱友分段背诵，最后在适当时机拼凑完整。每个人只知道自己那一小段，即使被特务审讯也不会暴露全部内容。

随着联络网络的完善，狱友们开始尝试与外界取得联系。她们利用送饭的工友，将写有家人名字的纸条塞在饭盒夹层里。虽然大多数纸条都未能成功传出去，但这些尝试让狱友们始终与外界保持着某种联系。

1949年秋，特务对女牢房的管理更加严格。但此时的地下联络网已经非常成熟，狱友们仍然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传递信息。她们甚至得知了重庆地下党正在秘密筹划营救行动的消息，这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黎明充满期待。

在这个隐秘的联络网络中，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盛国玉作为一个看似普通的女教师，正是凭借这种＂不起眼＂的身份，成为了这个地下情报网中的重要一环。她的经历证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革命的力量可以来自最普通的人。

四、劫后余生

1949年11月27日的深夜，渣滓洞突然警报大作。特务们手持电筒和武器闯入女牢房，开始点名提人。江姐、陈然等人被叫到名字后，立即被带走。当时的盛国玉正在下铺休息，特务并未注意到她。

在混乱中，一名姓杨的女特务匆忙从门外进来，用手电筒照着床铺清点人数。由于盛国玉所在的下铺位置较暗，加上铺位靠近墙角的特殊位置，使得她暂时躲过了特务的视线。

那个夜晚，特务分多批将女牢房里的囚犯押往歌乐山下的一处乱坟岗。在押解过程中，江姐等人高唱着《国际歌》，歌声在深夜的山谷中回荡。留在牢房里的盛国玉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整整持续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清晨，女牢房里只剩下寥寥数人。特务们开始清理＂死囚＂的遗物，将江姐等人的衣物和用品堆在走廊上。盛国玉看到了江姐经常使用的那个破旧的搪瓷杯，杯壁上还留着她的指印。

幸存的囚犯被要求整理牢房。在清理过程中，盛国玉发现了江姐藏在床板夹缝里的一封未完成的家书。信中记录了她在狱中的一些见闻，以及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这封信后来成为了记录那段历史的重要实物。

大屠杀后的几天里，特务加强了对幸存者的监视。他们害怕这些见证者将消息传出去。但实际上，通过之前建立的秘密联络网，消息还是传到了外界。重庆地下党组织很快得知了这次屠杀的细节。

12月初，特务将幸存的囚犯分散关押。盛国玉被转移到另一个牢房，与一些普通犯人关在一起。特务认为她只是一个被错抓的乡村教师，对她的看管逐渐松懈。

在新的牢房里，盛国玉开始默默记录下之前发生的一切。她用米汤在衣物上写下重要的细节，包括参与屠杀的特务名字、具体时间和经过。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了查证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进城后，立即着手调查渣滓洞、白公馆的大屠杀事件。盛国玉作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向调查组详细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她提供的证词，为后来确认遇难者身份和惩处凶手提供了重要线索。

盛国玉的幸存，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偶然。但正是这个偶然，让渣滓洞女牢的历史得以保存。她亲眼目睹了江姐等革命者的最后时刻，见证了那个黑暗年代里最惨烈的一幕。这段经历，让一个普通的乡村女教师，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回到家乡后，盛国玉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她将自己在渣滓洞的经历写成文字，详细记录下那段历史。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了研究渣滓洞历史的重要史料，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五、晚年岁月中的历史讲述

1950年春，盛国玉回到四川省江津县的乡村小学继续教书。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会用蘸水笔将渣滓洞的经历写在本子上。这些记录极其详细，包括每位狱友的名字、年龄、籍贯，以及她们在狱中的言行。

1951年，重庆市政府开始收集整理渣滓洞、白公馆的历史资料。调查组找到盛国玉，请她协助核实一些细节。她带着调查人员重返渣滓洞，指认了当年的场景，包括江姐被关押的具体位置、秘密联络时使用过的暗号地点，以及特务提审犯人的场所。

在一次口述历史的采访中，盛国玉详细描述了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的情景。她回忆了特务们是如何闯入牢房，如何将江姐等人带走，以及那晚远处传来的枪声和《国际歌》的歌声。这些证词后来被收入重庆革命历史档案馆。

1955年，盛国玉应邀参加了重庆市举办的革命历史陈列展。她将自己保存的一些实物捐赠给展览馆，包括江姐用过的搪瓷杯、狱中传递信息用的布条，以及记录狱中生活的日记本。这些实物成为了陈列馆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随着年龄增长，盛国玉开始到各地进行历史讲述。她去过重庆、成都等地的学校，向青年学生讲述渣滓洞的历史。在讲述中，她总是特别提到江姐等革命者在狱中的坚强意志，以及女牢房里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

1960年代，一些历史研究者开始整理渣滓洞的史料。盛国玉配合他们核实了许多细节，纠正了一些流传中的错误说法。她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说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

1970年，盛国玉参与了渣滓洞革命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她根据记忆，协助设计了监狱场景的复原布置。从牢房的铁门到床铺的位置，都力求还原当年的真实面貌。她还向纪念馆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

晚年时期，盛国玉仍然坚持整理历史资料。她将自己保存的书信、日记和照片进行分类整理，并详细注明每份资料的来源和背景。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重庆革命史的重要素材。

1980年代，一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开始采访盛国玉，记录她的口述历史。她向他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狱友们如何用特制的米汤写暗号，如何在劳动时传递消息，以及特务们是如何对待犯人的。

临终前，盛国玉将最后一批个人物品捐赠给了重庆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些物品包括她在狱中穿过的衣物、与其他幸存者的通信，以及几十年来记录历史的笔记本。她用自己的一生，见证并保存了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