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的佛教著述虽未如僧人那般繁多，然而数量亦颇为可观，大致可划分为如下十类：史传编著，有关佛教基本知识的工具书与入门书，佛典注疏，阐释佛理的著述，戒律及仪式相关著作，论及梵汉翻译之作，释氏辅教之书（诸如感应记之类），护法之论，对名僧的评论，融汇佛释或佛道释的作品。兼属几类的书籍以其主要内容进行归类。史传编著依体裁能够分为如下几种：传记体；且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三类。

《佛记》三十卷，乃是释迦牟尼的传记，其撰者为梁中书侍郎虞阐、太子洗马到溉，后军记室周舍，沈约还为之作序（此序载于《广弘明集》）。中国僧人之专传（包含碑铭以及诔文）极为丰饶，东晋南朝文人士大夫所撰写的大多散佚，然而依据《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高僧传》《读高僧传》自序、各传所引以及《世说新语》注文所引，能够大致知晓如下一些。顾恺之撰写《竺法旷传》，张野撰写《远法师铭》，王微撰写《竺道生传》，张辩撰写《僧瑜传赞》以及《县鉴传赞》，箫回理撰写《草堂法师传》，曹毗撰写《真谛传》，季频撰写《竺法乘传》，郗超撰写《支遁序传》。

袁宏撰写《支遁铭赞》，谢灵运撰写《远法师诔》以及《县隆法师诔》，宗炳撰写《远法师碑》，唐思贤撰写《僧侄碑》，张敷撰写《僧住诔》，谢超宗撰写《道慧碑》，周顺撰写《玄畅碑》，王俭撰写《僧远碑》，刘勰撰写《僧柔碑》、《超辩碑》，沈约撰写《法献碑》，江胤撰写《慧基碑》，袁昂撰写《智顺碑》，周兴嗣撰写《宝亮碑》，高爽撰写《宝亮碑》，谢举撰写《法道碑》，萧子云撰写《法通碑》，王筠撰写《志公碑》，陆傩撰写《志公墓志铭》。唐代则有吕向撰写《金刚智行记》，李华撰写《善无畏行状》，赵迁撰写《不空行状》，李吉甫撰写《一行传》，杨咄撰写《南岳师禅师法门传》，崔致远撰写《法藏和尚传》，辛崇撰写《僧伽行状》（《宋高僧传》十八称作《僧伽实录》）。

类传之中，既有记录一时一地僧人的，亦有记录某宗某派僧人的，还有记录某类特殊僧人的。东晋郗超所撰《东山僧传》（见于《高僧传》之《支遁传》），东晋孙绰所撰《名德沙门费》（《世说新语》注引），齐朝王巾所撰《僧史》十卷（见于《长序录》），梁代张孝秀所撰《庐山僧传》（见于《高僧传》序录），梁代陆杲所撰《沙门传》三十卷（见于《南史》本传）。唐代有卢藏用之《南岳高僧传》（见于日本《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明成祖之《神僧传》 9 卷，收录了东汉至元代共计 208 名具神通之僧人的事迹。至于总传，则不以时地为限。梁代有裴子野之《众僧传》三十卷（见于《隋志》，而唐《内典录》作三十卷，并注其中十卷为刘谬所撰），虞孝敬之《高僧传》六卷（见于《隋志》）。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三宝记》十卷之中的第三部分为僧录，应当亦为汉地僧人总传。北齐明克让《续名僧传记》一卷（见于《北史》）。居士总传有清代彭际清（1740 - 1796）之《居士传》56 卷，记载了东汉至清代康熙年间历代男居士共 312 人的入道因缘以及修道程度等事迹，其中不乏诸多政治家及文人，书中着重记载了他们有关佛教的言行。彭氏另撰有《善女人传》。而《净土圣贤录》9 卷、《净土圣贤续录》4 卷则僧俗兼收，前者为彭际清之侄彭希凍所撰，后者为清道光末年莲归居士胡斑撰写。两书共计记述了清代道光以前历代笃信净土往生的僧俗共七八百人。

佛教通史有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之《三宝记》。其第一部分为佛史，第二部分为法传，应为记载印度以及我国东汉至南齐佛教之历史。北齐魏收之《魏书·释老志》，前半部分记载了印度佛教及汉地佛教直至北魏东魏的历史概貌，名为纪传体正史中的书志体，实则为东魏以前的佛教记事本末体通史。另外，隋朝王劭有《北齐书》一百卷（见于《隋书》本传），其中有《述佛志》（《广弘明集》卷二载，法琳《辩正论》有所引述），应当亦属佛教通史之类。

明代宋濂等撰修之《元史》卷二百零二《释老传》的前半部分，记载了喇嘛教的传播与信仰、元代历朝皇帝的宗教政策、机构以及佛教概况。名为纪传体正史中的列传，实际上可视为元朝佛教断代史。明代周永年之《吴都法乘》集吴中释氏民典教，乃为地方佛教史。

寺塔记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北魏杨衔之所著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及城郊东西南北四方诸寺庙，共计五卷。南朝有南齐刘悛之《益部寺记》（见于《南史》）；萧梁时有刘谬之《京师寺塔记》二十卷（见于《隋志》及《法苑珠林》）。唐朝有李邕之《南岳记》（日本《台州录》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唐京寺记》一卷（亦称《寺塔记》，记唐代长安恭靖坊大兴善寺、长东坊安国寺等著名寺院。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陈舜俞著《庐山记》五卷，记述庐山地理形势、名胜古迹以及佛寺等。明清两代，名山名寺记之类的书籍极众，难以尽数。

灯录体，乃是介于纪传体与语录体之间的一种体裁，除记载禅宗历代传法世系（包含各人的生卒、师承、僧腊、谥、塔）以外，其主要部分为记缘语录以及赞、偈、箴、诗、歌等文字资料。这类史书多由僧人所作，宋代士大夫所作有王随的《传灯玉美集》（系删改《景德传灯录》而成）和李遵勖《天圣广灯录》等。其后还有专记禅宗俗家弟子的《居士分灯录》。灯录直接影响了学案体学术史书的出现。明代瞿汝稷的《指月录》亦类似灯录体，该书录述了从过去七佛到宋代大慧宗杲的十六世禅宗传承法系 650 人的言行传略。清初聂先（一作聂光）有《续指月录》，辑自南宋隆兴年间禅宗传承法系第十七世起迄清康熙年间第三十八世止。

纲目体佛教史书有明代朱世思之《佛祖纲目》，清代纪荫之《宗统编年》以及徐昌治之《高僧摘要》等，皆模仿朱熹《通鉴纲目》之体例编撰而成。目录体史书出现颇早，最早的佛教专科目录当属西晋初年居士聂道真所撰之《众经录目》一卷（见于《历代三宝记》卷六），此为记载竺法护所译佛经的目录；北魏孝文帝也曾敕令李廓编撰《众经目录》。最早的钦定佛教专科目录为梁武帝于天监十四年（515），敕命僧绍编撰的《华林殿众经目录》，此后的佛教专科目录大多系钦定。

综合性目录学著作对佛教典籍的记载始于三国时魏国郑默的《中经簿》，其后晋代荀勖之《晋中经簿》、刘宋时王俭之《七志》、萧梁时阮孝绪之《七录》，皆著录佛典；最早著录佛典的正史为《隋书・经籍志》。此后，公私综合目录，大多著录佛教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