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春日困居愁城数月后，购书的热情降至谷底，从最多每年七八百种，降至今年仅为十余种。阅读并未停歇，主要聚焦于文艺领域，多为小说。这些年循环读《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少时怎么也读不下去的《红楼梦》，正在第五遍通读。爱尔兰作家梅芙·布伦南的《情感之泉：都柏林故事集》，对平静日常的情感暗流有着惊人的感受、观察和书写能力，是初读时就准备重读的一本小说集。对情感有如此细密的发现（未被表达的往往是已表达的许多倍），很难不被这种发现伤害。作家一度流落街头或办公楼厕所，仿佛一名卜者因为准确预言未来而受到惩罚。
这一年读到的非虚构类新书，也以文艺评论和文艺研究为主，包括对诗与诗学、小说与绘画的讨论。面对世界和人性丰富的幽暗，阅读不是寻找答案，是寻找相近的困惑。发现困惑不仅属于自己，比发现答案更能获得安慰。
[美]简•赫斯菲尔德：《诗的九重门：如何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邓宁立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0月
这是一本诗歌入门书籍，却不浅显，关涉到如何理解世界。世界是多重的，有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两者各自又有许多层次，关系错杂。
作者赫斯菲尔德是一位对东方文化亲近多年（但未因此对立东西两方）的美国诗人，皈依禅宗的曹洞宗。她区分了诗人的三种立场：一种是主观立场，外部世界服务于诗人内心，诗是独白；一种是反思立场，诗人和外部世界互相尊重，诗是对话；一种是客观立场，外部世界具有言说能力，诗是媒介。读到这里，尚未感到特别，王国维曾说过“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赫斯菲尔德提醒读者，这三种立场常被视为有高下之别，“很有可能是这样。不过这样的判断并不完全有效”。作者在每种立场下列出具体诗作，讲述得失，有古典的维吉尔，也有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丝•格丽克，有雪莱、狄金森、米沃什，也有李白、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最后，她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讨论了诗歌创作中的内外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地放弃自我、越来越多地感受世界”。作者没有把经典当作绝对标准，更接近对话的态度，对雪莱和叶芝的诗作都有批评。
这本书是文章结集，不是事先有过系统规划的专著，涉及翻译、诗中的“狮子”（不专指具体的动物，涉及“世界未被驯服的一部分，是不能被拥有或控制的东西”）、生死等等。作者对待诗与心灵世界有着持恒的态度，主题多样并不散乱。书中引用曹洞宗道元禅师所说“忘却自我便是在万物中觉醒”，这也是赫斯菲尔德尝试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专注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在人人“专注”于手机的时代，专注越来越困难。如何做到专注呢？有一处提醒尤为重要，即“不为兴趣而分心”。缺乏兴趣是可怕的，几乎是缺乏生命力的代名词。在文艺领域，兴趣受到推崇，被视为一种无功利性的源自内心的需求。但兴趣可能通往专注，也可能通往分心，后者常被忽略。因为对万物都感兴趣，以致无法在任何一个事物上稍作停留，这种不节制常成为自我的放纵，却又被冠以随兴或随性的美名，实为对万物都不感兴趣。专注不等于只关注一个领域，对万物好奇与专注于诗可以并行。
书中少数论述稍嫌仓促，比如讲到客观立场，认为这样的诗歌很少，在视觉艺术（“风景画，动物画，麦垛、鸢尾或盛满水果的碗的静物画”）中常见。但这些视觉艺术不能被统一归入客观立场，也可能是主观立场、反思立场，梵高的麦垛、莫奈的鸢尾或牧溪的柿并不一致。
作者的表达有着宁静的力量，中文翻译也呈现了这种低语的特征，许多语句读来仿佛是用中文写出，如“存在的核心是一种羞怯、一种被看到的迟疑”。偶有细节或可商榷，如开篇讲到九世纪禅师瑞岩每天自言自语“瑞岩大师”。每次自称“大师”，恐怕是件尴尬的事。此段或典出《无门关》：瑞岩每日自唤“主人公”，自答“诺”；又云“惺惺着”（指自我觉醒不为外物所扰的状态），自答“诺”；再云“他时异日，莫受人瞒”，自答“诺诺”。但这些不足相对整本书，是次要的。
王晴飞：《摸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1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文学批评关注同时代的主要现实和精神问题，也对文学形式的种种可能进行探讨，与文学创作形成有力的互相支撑的关系。这种重要传统逐渐减弱乃至失落，却也未曾断绝，不绝如缕。读《摸象集》，时时感受到这种传统在新一代评论家身上的传递和更新。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尊重偶然和例外，尊重旁逸斜出、不拘一格，难以被彻底规范化。学院化可能压抑甚或窒息这种活力，其后果已有充分呈现。但是，学院化也能纠正那种不循思想脉络仅凭一知半解、无法深入分析感觉结构仅凭一时感想的做法。评论家王晴飞的文章出入学院内外，兼有两者之长，温而厉、博而有约。他在自序中称治学没有严整规划，阅读东鳞西爪，以致写作破碎。读过《摸象集》，可知此为自谦。
作家们写法各异，王晴飞尽可能贴着作家们的写作进行讨论。汪曾祺多次说到沈从文主张“要贴着人物写”，王晴飞是“贴着作品评论”，不是用一套自己熟悉的标准评论所有作品，也不是只评论与自己标准接近的作品，而是顺着作品的主题和风格评论。这是一种有难度的评论，有着充分的积累，面对不同的作品才能找到合适的评论方式，并非“破碎”。
眼光敏锐，行文易刻薄；性格温厚，又常流入乡愿。因为能“贴着作品评论”，王晴飞对作品的批评少见刻薄，常显出温厚，重在呈现问题的肌理，多有对人性曲折之理解，如“大凡文学作品，写到转圜生硬之处或过分刻毒的地方，往往说明作者对某一类人或事存有偏见，内心有难以化解的情结，不耐烦深入其中，因而破坏了人性自身发展的逻辑”。
王晴飞不仅熟悉当代文学现场，也熟稔古典，对作品中的古典来源具有很强的辨识能力。如谈到贾平凹引倪云林语，寥寥数语将两者区别开来，一为夸我，一为忘我，言短意长，点到为止，并不恋战。讨论中年渡海的台静农，注重“意不能静”，注重与其“媚”、毋宁“险”，又未略过其通达，可以看出王晴飞的历史感及对前辈心境的理解。王晴飞仔细对比蒲松龄原作和汪曾祺《聊斋新义》，从版本对比出发却不限于考证（通过《促织》中人物命运，判断汪曾祺所读为青柯亭本，可见其学院训练功力），分析汪曾祺如何“化色为情，变命运定数为个人意志，以平民趣味取代等级意识”。虽然此前读过《聊斋新义》，读过评论才觉得理解透彻。文学批评的价值正在于此：如果没读过评论的作品，可以获得值得信赖的判断，决定是否阅读；如果读过评论的作品，可以进行潜在的对话，加深自己的理解。
刘紫云：《摹物不倦：物象与明清小说日常叙事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西游记》中的金箍棒、蟠桃与人参果，国人皆知。“宝物”在小说中通常具有关键性作用，宝物的获得、失去及失而复得是叙事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鸡毛蒜皮式的“常物”似乎没有这么大的魔力。可是，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宝物，处处都是常物，如何面对常物，关系到如何与日常生活相处。
世情小说繁盛于明清，常物明显增多，最具代表的是《金瓶梅》《红楼梦》。刘紫云敏感于常物，在《摹物不倦》中对明清世情小说中的“物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物象”这一术语源自“意象”，“意象”受魏晋玄学影响，与王弼的“意-象-言”有关。刘紫云更注重刘勰的“物-情-辞”这一脉络，思考出入常物、情感、言辞及叙事之间。
近年将文学与物质文化史联系起来的研究渐多。此类研究常将作品的相关段落辑录出来，做些归类整理，按照时间或主题排列，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中的物”（有时略过文学纬度直接谈物），并非“文学与物”。电子文献使搜索更方便，对作品的完整理解、细读和体认却越来越少，因为后者会严重降低学术生产的效率。《摹物不倦》与这种电子流水线写作迥异，对物象与叙事的关系有成熟思考，聚焦常物却始终未脱离文学的维度。
刘紫云关注细节又擅长归纳，注重文献版本等学术规范，行文却未有学院论文惯有的沉闷气息。书中有许多生动的发现，比如从服饰、游戏与饮食等物象细节，发现《金瓶梅》里李瓶儿和郑爱月儿的隐秘关联。李瓶儿在第十三回、第二十回戴着紫英坠子，郑爱月儿在第五十八回也戴着紫英坠子，整部小说只有李郑两人有此耳饰。作者还发现两人都会玩象牙牌，李瓶儿会做“一寸的匾食儿”，郑爱月儿会做“一寸大的水角儿”，都会拣酥油泡螺。刘紫云未止步于这些精彩的细节发现，有着更宏观的视野，指出两者“好比人物正、副册”，这种写法通常被视为《红楼梦》的特色。
能否写好常物，是衡量一名小说家的重要标准；能否关注并深入分析常物，也是衡量一名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标准。能在常物中看到如此丰富的世界，文学与生活也会有着“不倦”的生机。
[美] 劳琳达·狄克逊：《博斯》，吴啸雷、孙伊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3月
关注尼德兰画家博斯已久，常困惑于画中许多怪诞细节，如人与动物和器具的奇异组合、器官形状的建筑物、与现实大小悬殊的比例和尺度，很难找到理解的途径。中文世界关于博斯的书籍一度停留于粗浅介绍的层面，近年状况终于有所改观，多种研究类著作出版，《博斯》即是其中之一。
生活于15、16世纪的博斯，是一位古典的先锋艺术家（如18世纪的《项狄传》，堪称古典的后现代小说），他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的源头。书中附录的延伸阅读目录显示，英语世界关于博斯的研究繁多，对其画作的理解虽有种种分歧，却非无路可循。
艺术史学者狄克逊主要从炼金术和占星术的角度，对博斯作品进行分析，试图为其中诸多符号寻找来源，对《圣安东尼》《人间乐园》等三联画有专章论述。作者指出圣安东尼崇拜与博斯时代的致命疾病“圣火病”（麦角中毒）有关，患者常被截肢，三联画中的畸形人或出自此，巨大的红色果实可能是曼德拉草果实（果汁可作手术麻醉剂），建筑的原型是烧瓶和熔炉。对于《人间乐园》，狄克逊认为四幅画对应炼金的四个步骤。收藏博斯画作的哈布斯堡家族，未被种种怪诞细节冒犯，他们是“炼金术的黄金时代”的赞助者。
公众对博斯的画作可能会不喜欢甚至厌恶，博斯的画作有时被视为具有邪恶或反道德的属性。作者为博斯作出辩护，指出他是善会注册会员，这个团体承担为饥饿之人提供食物等责任，也为博斯画作的流通提供了便捷。《七宗罪和最终四事》等作品，呈现了博斯的道德关怀，“被原罪制约的人性如何无力地抵抗世俗的诱惑”。
科技对鉴定博斯画作起到重要作用，通过鉴定木质底板的时间，可以确定部分署名博斯的作品是伪作。但这种树轮年代学可以证伪作品，很难起到证实的作用，木板的年代和博斯的生活时代重合，无法证明画作出自博斯本人。狄克逊用语慎重，有时用“博斯名下及/或其画室的作品”代替“博斯作品”的说法。博斯仍旧扑朔迷离，炼金术的解读途径有时显得无效和牵强。理解博斯，有待更多的译介。
尉光吉：《沉默与死亡：布朗肖思想速写》，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
法国理论家在中国获得关注的次序，与他们的齿序并不一致。福柯（1926-1984）获得广泛关注后，他的前辈巴塔耶（1897-1962）、布朗肖（1907-2003）等才慢慢被接受。
这些理论家注重文体，文体会给翻译带来很多障碍，这也使得他们在汉语世界常常遇困。近年，学者尉光吉对巴塔耶、布朗肖、阿甘本等做了许多译介工作，对于拆除语言障碍起到重要作用。此次他聚焦布朗肖，讨论“沉默与死亡”两个关键概念，同时编译了《永远的见证人：布朗肖批评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7月），收入列维纳斯、巴塔耶、勒内•夏尔、福柯等的文章，以呈现布朗肖立体的思想。尉光吉使用与布朗肖相近的“喃喃低语”的文体，虽会增加阅读的难度，却是一种更有效的对话方式，文体的相近比观点的相近更重要。
相对言说，沉默总是易被忽略。布朗肖提醒对沉默的关注，称“沉默是写作的必需”。这不是主张保持空白状态，什么话也不说，而是提醒读者言说如何困难，需对“无法言说的东西”保持足够的敏感和关注。无法沉默，无法关注沉默，就难以言说。读时常想起汉语传统里可对话的诸多表述，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到“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野草•题辞》）等。
关注沉默与关注死亡是内在一致的。巴塔耶这样评论布朗肖：“文学对他就好比灯里的火焰：火焰消损的是生命，但火焰是活的，因为它也是死的，因为它恰恰在死着，如同它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尉光吉借助“火焰”，讨论生长和损耗的共时性，这也是布朗肖的关注所在。取消对时间的划分，“既无当下，也无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线性，而是共存，成为“永恒轮回”；“只保留永恒的过去式”——从中可以看出人文思想者试图在宗教之外回应生死的左冲右突。很难说这是终极真理，许多细微处也仍有困惑，却带来许多启发。数月前有台风经过此地，恢复平静后，倒地的树木被移走，树坑被填上新土，撒入草种。看着草叶渐渐长出，在日光下摇动，我一时难以说清这是生生不息，还是对死亡现场的遗忘与抹除，或许兼而有之。
面对种种问题，保持困惑和思考状态可能是“无答案的答案”。书中多用“无×之×”的句式，如无私密的私密言语、无死之死、无事件的事件、无记述的记述，等等。这些句式不是取消问题，也不是提供一个简便的答案，是唤起困惑和思考的张力。
王晓渔
责编 刘小磊
